作家很喜欢走访这样的地区，她说，这些地方才有传统的味儿。“传统也是有生命的，只能让它新生，而不应该扼杀。”她对佳卉说，“对传统的弃绝就意味着对民族的翦灭，然而，传统一成不变就好像一个家族沒有新生代，也是难以为继的。我们真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古国文明，不是简单的留与弃，而应该深入到它的内核，科学地剖析它的理性和反人道的基因，精密的剥离，然后孕育一个健康的试管婴儿。”
“当然，这项工程很浩大也很复杂，它的艰难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一场真正的物理革命，可惜，我们对它太不重视――我们往往着眼于我们的感官能够直接作用的东西，而对文化层面精神层面的关注和付出的努力却有很大的落差。相对而言，这一边的投入实在是少得太可怜了，它直接的后果就是：一方面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物质空前丰富，另一方面却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迅速消退，个体的精神世界也越來越荒漠化。”作家总是不失时机的发表感慨。
“是呀，我举双手赞成你的观点。”在这一点上，佳卉深有同感，“我教的学生就是，物质生活大多比我富足，但是有的人的思想已经贫乏得來――怎么说呢？我都无法用语言表达了。有时候，看他们活得那么无聊，我就会想，如果他们一辈子都这样，那还算人生吗？这样想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们很不幸，但是，他们根本不懂我心里的难过。”
“他们要是懂了，就不再不幸了――慢慢來吧，我俩的工作名称不一样，但性质是相同的，我们都是清洁工，精神的清洁工。”作家说，“这个工作很关键，本來是搞清洁的，如果成了污染源，那危害就更大了，所以啊，干我们这些行当首先要作好自身的保洁工作哦。”
等到豆花和蘸水都端上桌，作家说，“可不能就这样招待你，你妈知道了会嫌我太小气。”她抽紧鼻子嗅了嗅，说，“老板，这附近哪一家在卖卤菜？”
老板过來说：“好几家呢，你要买哪家的？”
“捡好的买吧，你看哪家味道好……”
“那就‘老陈卤’吧，”老板应声说，“二位喜欢猪头、猪蹄还是卤鸭子？要多少？”
作家用询问的眼光瞧着佳卉，佳卉说：“一定要买的话，就來半个卤鸭子吧。”
“‘老陈卤’，‘老陈卤’，”等卤鸭子上來了，作家并不下箸，而是嗅着卤菜的气味喃喃自语。
“这个‘老陈卤’卖了多少年卤菜了？”她忽然问老板。
“不太清楚，我们在这里开店才两年，只知道那家的卤菜名气最大。”老板看上去和佳卉的年龄差不多。
“怎么，你和‘老陈卤’有什么瓜葛吗？”佳卉问。
“不是，这个名字很早以前就刻在我大脑皮质上了，我沒有办法忘掉――我爷爷就是叫着它的名字过世的。”作家有点感伤。
“你爷爷为什么要叫‘老陈卤’的名字？他什么时候过世的？”佳卉很奇怪。
“唉，应该是六零年的冬天吧，那时候我还小，时间记得不是很准确。”作家说，“反正是三年粮食关的时候――我爷爷很高大，和你爸爸的个头差不多。他身体好，食量大，粮食关特别难熬。他自己是中医，还知道怎样调养，但是，到了沒钱沒粮的时候，仅有知识和方法又能管什么用呢？吃野菜，吃树皮，还吃过一种白色的泥巴，最后得了水肿病，大腿肿得像水桶，手指轻轻往下一戳就是一个深坑儿，半天都长不上來。”
“他熬不过去了，昏迷了好几天，后來忽然清醒了，叫我奶奶说；‘我要吃卤肉，要‘老陈卤’的！’”
奶奶说：“又说胡话了，哪里來的卤肉？饭都沒得吃，谁家还有卤肉卖啊？”
爷爷急了，说：“你不要骗我，我闻到卤肉的香气了！――是‘老陈卤’的！你不要舍不得，我就吃这一回，吃了病就好了！”
奶奶说：“你糊涂呢，不要说沒有卤肉卖，就是有卖的，也是公私合营的，‘老陈卤’的招牌是解放前的了，你到哪里去找啊你？”
爷爷不干，他说：“骗人，骗人！我明明闻到香气了，就从前街口传过來的，你们还骗我！你们看我不中用了，就不给我吃。我吃了病就好了，病好了我就能挣钱了――你给我买啊！”
奶奶身体虚弱，沒有精神多说话，看他要坚持，也就不管他了。爷爷看沒人理他，就挣扎着想自己爬起來，可是他一点力气也沒有。他只好躺在那里反反复复的念叨：“‘老陈卤’，给我买‘老陈卤’，我闻到卤肉香气了，你们不要骗我――”
“我爷爷那是回光返照，当天晚上他就过世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还是要吃‘老陈卤’。”作家悲伤的说，“那时候我小，觉得爷爷很老很老，现在想一想，其实还不足六十岁，放到现在还不能算是资格的老年人呢。”
佳卉不知道该说什么，作家自己又接着往下说：“我爷爷是个很好的中医，悬壶济世，当时很有些名气。我还记得有一次他把一个盲童的眼睛治好了，那孩子看上去可能十二三岁吧，被他家人领着，到我们院子里來给我爷爷磕头。那一家人感恩戴德的样子留给我很深的印象，我那时觉得我爷爷真是了不起。”作家对着自己的记忆微微一笑，“我记得他们还牵來一头羊，死活要送给我爷爷，我爷爷坚决不收，在院里争执了好一会儿，最后爷爷还是让那家人把羊赶回去了。我们这帮孩子都气哭了，谁都埋怨爷爷，大家都想和那只羊玩。”
“你爷爷多好啊！”佳卉说，“现在的医生可不会推辞的，他们巴不得把你的腰包掏干净。”
“是啊，你看现在多少医患纠纷，就为着一个‘钱’字。居然还有伤风感冒医出上万元药费的天价，简直匪夷所思！”
“生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佳卉接过去说。
“您二位还觉得新鲜是吧？你们不知道早就有人说，现在的人不但是活不起，还死不起呢――火葬场独家经营，把你敲够！”老板笑嘻嘻的从旁幽默一句。
两人对老板笑笑算是应和，作家又掉过头來对佳卉说：“对了，我爷爷留下好多医书，家里沒人继承他的行当，那些书就堆在楼板上。后來你爸自学中医，來要了好多去。剩下的在文革初期‘破四旧’的时候，被挨家挨户搜查的红卫兵一把火烧了，真是可惜！”
“我爸学过中医？他做过医生吗？”佳卉问。
“沒有正式行业，他又沒有行医许可证，他只是私下帮人看病开处方，别人照着方子到中药铺配药，效果很不错，慕名找他的人还不少。他不收费，那些人愿意给他什么他就收什么，给多少就收多少，不给他也不要――那应当是在和你妈离婚后，他整天泡病不去挑粪，关在屋里自学医术。我想或许他希望另外开辟一条生路，向你妈证明自己。”作家环顾了一下四周，觉得说话不太方便，就收了口。
午饭后，两人顺着江岸散了一会儿步，天南海北地聊了些闲话，然后在绿化区找了个清静的角落坐下來，作家又续上了佳卉父母的话題。
“你爸成天泡病，单位上的人已经很不满了，说他逃避劳动改造，思想意识有严重问題，革命领导多次对他训话，沒有效果。你爸给人开处方，刚开始还是秘密的，后來传开了，这可严重了。革命领导说：‘既然能开处方，就说明根本沒病。沒病泡病，不服从国家分配去挑粪，是公然和革命对抗！什么人才和革命对抗？肯定是反革命分子了！对反革命分子应该怎么办，就是要把它斗倒斗臭，让它臭不可闻，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接下來就是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三天两头的不得消停。你爸最怕的是游街，就是在胸膛上吊一块木板，上面写着‘坏分子某某某’或者‘反革命某某某’，再在你的名字上打上一个大大的黑叉。这些还不算，还要你自己敲着铜锣，一边敲一边喊：我是坏分子某某某，我做了什么什么坏事，我罪该万死，我死有余辜，我死了喂狗，狗都不吃这样一些自辱的话。你爸最怕的是被你妈看到，但是那些人当然知道他的心理，他们就是要强迫他低头，所以他们偏偏要多走那条街，还要他喊得特别高声，喊不大声说明他思想上对革命专政还有严重的抵触情绪，就还要加大对他的批斗力度。”
“这样折腾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批斗下來，你爸回到家里，二话不说，把仅有的两床被褥夹在腋下，出了后门，使劲地把它们抛到长江里去。那时正是冬天，晚上那两父子什么御寒的东西都沒有，你爸就整夜的唱歌――其实不是唱，是吼叫――就那么几首革命歌曲，颠來倒去的吼，吼得來全院子的人都睡不着觉。到天亮的时候，那声音全嘶哑了，听得出來嗓子都充血了，还是在吼。那以后，大家就说他疯了。”
佳卉低下头，作家轻声问她：“还要听吗？”
佳卉抬起头來，看定作家，坚决地说：“要！我要听你知道的一切，我一定要都知道！”
“当然，这项工程很浩大也很复杂，它的艰难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一场真正的物理革命，可惜，我们对它太不重视――我们往往着眼于我们的感官能够直接作用的东西，而对文化层面精神层面的关注和付出的努力却有很大的落差。相对而言，这一边的投入实在是少得太可怜了，它直接的后果就是：一方面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物质空前丰富，另一方面却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迅速消退，个体的精神世界也越來越荒漠化。”作家总是不失时机的发表感慨。
“是呀，我举双手赞成你的观点。”在这一点上，佳卉深有同感，“我教的学生就是，物质生活大多比我富足，但是有的人的思想已经贫乏得來――怎么说呢？我都无法用语言表达了。有时候，看他们活得那么无聊，我就会想，如果他们一辈子都这样，那还算人生吗？这样想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们很不幸，但是，他们根本不懂我心里的难过。”
“他们要是懂了，就不再不幸了――慢慢來吧，我俩的工作名称不一样，但性质是相同的，我们都是清洁工，精神的清洁工。”作家说，“这个工作很关键，本來是搞清洁的，如果成了污染源，那危害就更大了，所以啊，干我们这些行当首先要作好自身的保洁工作哦。”
等到豆花和蘸水都端上桌，作家说，“可不能就这样招待你，你妈知道了会嫌我太小气。”她抽紧鼻子嗅了嗅，说，“老板，这附近哪一家在卖卤菜？”
老板过來说：“好几家呢，你要买哪家的？”
“捡好的买吧，你看哪家味道好……”
“那就‘老陈卤’吧，”老板应声说，“二位喜欢猪头、猪蹄还是卤鸭子？要多少？”
作家用询问的眼光瞧着佳卉，佳卉说：“一定要买的话，就來半个卤鸭子吧。”
“‘老陈卤’，‘老陈卤’，”等卤鸭子上來了，作家并不下箸，而是嗅着卤菜的气味喃喃自语。
“这个‘老陈卤’卖了多少年卤菜了？”她忽然问老板。
“不太清楚，我们在这里开店才两年，只知道那家的卤菜名气最大。”老板看上去和佳卉的年龄差不多。
“怎么，你和‘老陈卤’有什么瓜葛吗？”佳卉问。
“不是，这个名字很早以前就刻在我大脑皮质上了，我沒有办法忘掉――我爷爷就是叫着它的名字过世的。”作家有点感伤。
“你爷爷为什么要叫‘老陈卤’的名字？他什么时候过世的？”佳卉很奇怪。
“唉，应该是六零年的冬天吧，那时候我还小，时间记得不是很准确。”作家说，“反正是三年粮食关的时候――我爷爷很高大，和你爸爸的个头差不多。他身体好，食量大，粮食关特别难熬。他自己是中医，还知道怎样调养，但是，到了沒钱沒粮的时候，仅有知识和方法又能管什么用呢？吃野菜，吃树皮，还吃过一种白色的泥巴，最后得了水肿病，大腿肿得像水桶，手指轻轻往下一戳就是一个深坑儿，半天都长不上來。”
“他熬不过去了，昏迷了好几天，后來忽然清醒了，叫我奶奶说；‘我要吃卤肉，要‘老陈卤’的！’”
奶奶说：“又说胡话了，哪里來的卤肉？饭都沒得吃，谁家还有卤肉卖啊？”
爷爷急了，说：“你不要骗我，我闻到卤肉的香气了！――是‘老陈卤’的！你不要舍不得，我就吃这一回，吃了病就好了！”
奶奶说：“你糊涂呢，不要说沒有卤肉卖，就是有卖的，也是公私合营的，‘老陈卤’的招牌是解放前的了，你到哪里去找啊你？”
爷爷不干，他说：“骗人，骗人！我明明闻到香气了，就从前街口传过來的，你们还骗我！你们看我不中用了，就不给我吃。我吃了病就好了，病好了我就能挣钱了――你给我买啊！”
奶奶身体虚弱，沒有精神多说话，看他要坚持，也就不管他了。爷爷看沒人理他，就挣扎着想自己爬起來，可是他一点力气也沒有。他只好躺在那里反反复复的念叨：“‘老陈卤’，给我买‘老陈卤’，我闻到卤肉香气了，你们不要骗我――”
“我爷爷那是回光返照，当天晚上他就过世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还是要吃‘老陈卤’。”作家悲伤的说，“那时候我小，觉得爷爷很老很老，现在想一想，其实还不足六十岁，放到现在还不能算是资格的老年人呢。”
佳卉不知道该说什么，作家自己又接着往下说：“我爷爷是个很好的中医，悬壶济世，当时很有些名气。我还记得有一次他把一个盲童的眼睛治好了，那孩子看上去可能十二三岁吧，被他家人领着，到我们院子里來给我爷爷磕头。那一家人感恩戴德的样子留给我很深的印象，我那时觉得我爷爷真是了不起。”作家对着自己的记忆微微一笑，“我记得他们还牵來一头羊，死活要送给我爷爷，我爷爷坚决不收，在院里争执了好一会儿，最后爷爷还是让那家人把羊赶回去了。我们这帮孩子都气哭了，谁都埋怨爷爷，大家都想和那只羊玩。”
“你爷爷多好啊！”佳卉说，“现在的医生可不会推辞的，他们巴不得把你的腰包掏干净。”
“是啊，你看现在多少医患纠纷，就为着一个‘钱’字。居然还有伤风感冒医出上万元药费的天价，简直匪夷所思！”
“生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佳卉接过去说。
“您二位还觉得新鲜是吧？你们不知道早就有人说，现在的人不但是活不起，还死不起呢――火葬场独家经营，把你敲够！”老板笑嘻嘻的从旁幽默一句。
两人对老板笑笑算是应和，作家又掉过头來对佳卉说：“对了，我爷爷留下好多医书，家里沒人继承他的行当，那些书就堆在楼板上。后來你爸自学中医，來要了好多去。剩下的在文革初期‘破四旧’的时候，被挨家挨户搜查的红卫兵一把火烧了，真是可惜！”
“我爸学过中医？他做过医生吗？”佳卉问。
“沒有正式行业，他又沒有行医许可证，他只是私下帮人看病开处方，别人照着方子到中药铺配药，效果很不错，慕名找他的人还不少。他不收费，那些人愿意给他什么他就收什么，给多少就收多少，不给他也不要――那应当是在和你妈离婚后，他整天泡病不去挑粪，关在屋里自学医术。我想或许他希望另外开辟一条生路，向你妈证明自己。”作家环顾了一下四周，觉得说话不太方便，就收了口。
午饭后，两人顺着江岸散了一会儿步，天南海北地聊了些闲话，然后在绿化区找了个清静的角落坐下來，作家又续上了佳卉父母的话題。
“你爸成天泡病，单位上的人已经很不满了，说他逃避劳动改造，思想意识有严重问題，革命领导多次对他训话，沒有效果。你爸给人开处方，刚开始还是秘密的，后來传开了，这可严重了。革命领导说：‘既然能开处方，就说明根本沒病。沒病泡病，不服从国家分配去挑粪，是公然和革命对抗！什么人才和革命对抗？肯定是反革命分子了！对反革命分子应该怎么办，就是要把它斗倒斗臭，让它臭不可闻，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接下來就是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三天两头的不得消停。你爸最怕的是游街，就是在胸膛上吊一块木板，上面写着‘坏分子某某某’或者‘反革命某某某’，再在你的名字上打上一个大大的黑叉。这些还不算，还要你自己敲着铜锣，一边敲一边喊：我是坏分子某某某，我做了什么什么坏事，我罪该万死，我死有余辜，我死了喂狗，狗都不吃这样一些自辱的话。你爸最怕的是被你妈看到，但是那些人当然知道他的心理，他们就是要强迫他低头，所以他们偏偏要多走那条街，还要他喊得特别高声，喊不大声说明他思想上对革命专政还有严重的抵触情绪，就还要加大对他的批斗力度。”
“这样折腾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批斗下來，你爸回到家里，二话不说，把仅有的两床被褥夹在腋下，出了后门，使劲地把它们抛到长江里去。那时正是冬天，晚上那两父子什么御寒的东西都沒有，你爸就整夜的唱歌――其实不是唱，是吼叫――就那么几首革命歌曲，颠來倒去的吼，吼得來全院子的人都睡不着觉。到天亮的时候，那声音全嘶哑了，听得出來嗓子都充血了，还是在吼。那以后，大家就说他疯了。”
佳卉低下头，作家轻声问她：“还要听吗？”
佳卉抬起头來，看定作家，坚决地说：“要！我要听你知道的一切，我一定要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