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浩在玉津园是提心吊胆熬鸡汤,东京城里则是流言四起,暗流涌动。

    六月里,官家赵祯用几种高产新作物,稳定了灾荒带来的纷乱,试图以此阻止舆论继续发酵,以天灾夹枪带棒攻讦新政。

    效果是有的,看在高产的新庄稼和陈抟老祖的份上,保守派主导的舆论暂且让步,算是给官家一个面子。

    但守旧势力对庆历新政的敌意丝毫不减,甚至变本加厉。

    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政继续深入,打击面越来越大,利益遭受侵犯的人越来越多,反对的浪潮也就愈发高涨。

    六月下旬,范仲淹、韩琦上疏“修武备”,提议恢复府兵制,在中原各州县召募丁壮,充作京畿卫士,辅助禁军守城。

    一年三季务农,一季训练,寓兵于农,增强京畿守备,节省军费开支。

    且不说提议是否合理,至少范仲淹与韩琦的初衷是好的,但提议刚一出来,朝廷便炸开锅,遭到了强烈反对。

    究其原因,京畿守备历来是捧日、天武、龙卫、神卫这上四军负责,主要将领都出自将门。

    其中人事升迁、军费开支等多方面都涉及将门利益。

    而今新政却要插上一手,甚至还要扩大宰执权力,伸手控制军旅。

    这下不仅将门,连枢密院也不高兴了。

    宰执枢相,分管文武,井水不犯河水,乃是大宋近百年来的规矩与平衡。

    如此提议,摆明了是想越权啊,枢密使夏竦为此恨的咬牙切齿。

    毫无疑问,此举动了将门和枢密院的蛋糕,他们岂能坐视不理,不闻不问?

    群起而反对是必然,“修武备”的提议就这么胎死腹中。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新政抑侥幸,减少恩荫,断了大批官员子弟为官上升的路径,官宦贵胄之家本就多有不满。

    随后推出的“明黜陟”再度引得怨声载道。

    以往官员升迁首重资历,只要熬够了年份,便可调任升迁。现在却要以政绩为标准,严明审核,赏罚分明,弄不好还要左迁降职。

    与此同时,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范仲淹还主导合并较小,或人口较少的州县。

    精简机构,提高效率肯定是对的,但大量因此被裁汰的官员并不这么认为。

    再有,大宋恩泽厚重,几乎每个臣子都分配有一定数量的公田,算是俸禄的一部分,从而“责其廉节”,颇有几分高薪养廉的意味。

    不过公田有多有少,资历深,官爵高的田亩自然多,官卑位低者可能压根没有。

    而今新政提出“均公田”,没有的自然想要,可吃进去的哪愿意吐出来呢?

    可以说每一条新政举措都切中时弊,都是为国为民之举,但每一条都“不得人心”,怨声载道。

    被动了奶酪,断了财路,甚至绝了生路之人,岂愿引颈就戮,自认倒霉?

    反对、报复几乎是必然的,各种抱怨、污蔑、诽谤之言层出不穷,且越发厉害。

    利用天灾是第一波攻讦,被赵祯用玉米、土豆和陈抟勉强化解,不甘心的守旧势力立即另辟蹊径。

    朋党!

    开始有人不断上疏,弹劾范仲淹等人朋党,结党营私。

    范仲淹立即以“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说法辩驳,欧阳修亦撰文《朋党论》上奏官家,以表忠心。

    说辞或许很漂亮,有理有节,然空口无凭,自说自话,难以服众。

    偏生在这个节骨眼上,范仲淹被人抓住了把柄。

    问题出在对官员政绩考核上,级别高的地方官是由两府相公审核的。

    范仲淹对很多人都不留情面,富弼为此曾劝他,一笔勾下,兴许就有一家痛哭流涕。

    但范相公一心为公,认为一家哭总好过一个地百姓流泪,坚持秉公处置。

    但轮到淮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时,范仲淹“手下留情”,未给好评,却也并未给差评。

    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强烈不满。

    凭什么?

    淮南蝗灾严重,地方官难逃救灾赈济不利之责,王素理当问罪贬斥,你范仲淹凭什么手下留情?

    不就是正因王素是新政拥趸,当初就是你们举荐去的淮南。

    而今区别对待,维护私人,这不是朋党是什么?

    尽管范仲淹辩解,称淮南蝗灾乃是天灾,并非人过,王素救灾也够积极,并无过失。

    可百官并不接受,事实俱在,不能因为你范仲淹一张口,就颠倒黑白。

    这种评价本就有主观性,属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百官人多势众,一口咬定,言之凿凿。

    以此为契机,攻讦范仲淹等人“朋党”的言论越来越多,多到皇帝赵祯都不得不重视的地步。

    以范仲淹、韩琦为首,身边围绕着一群人,这是不争的事实。

    平心而论,赵祯相信这些臣子的品质,正如范仲淹所言的“君子之党”,或许只是一群为国为民,忠义正直的君子齐心协力,鼎故革新而已。

    内心认同,却不代表赵祯持赞同态度。

    尤其是从皇帝的角度出发,朋党是帝王大忌,哪怕是一群忠臣,哪怕是一片好意,轻易开不得头。

    若不及时制止,就会留下口实,往后再有人以之为借口,结党营私,甚至形成党争,后患无穷。

    身为皇帝,任何时候都不能将个人与江山安危,寄托在臣子的忠诚上。

    远有王莽谦恭未篡时,近有赵宋太祖黄袍加身。

    前车之鉴太多,原则性问题,决不能放松。

    即便赵祯满心支持新政,足够信任范仲淹,但面对此起彼伏的“朋党”论调,他也难免有些坐不住了。

    一个皇帝,无论多想革除弊政,富国强兵,保全皇位始终是最重要的。

    新政推行以来,章得象、贾昌朝、陈执中、夏竦等一批重臣不赞成,而今将门也颇多反对,地方上更是怨声载道。

    虽说都对他这个皇帝保持着起码的尊敬,但赵祯却感受到了四个字——离心离德。

    不经意间,他正在变成真正的——孤家寡人。

    难道错了吗?

    赵祯坐在垂拱殿里,瞧见殿宇一角,默默出神。

    那里曾有一道珠帘,当年太后刘娥就坐在那里垂帘听政,宸纲独断。

    庆历新政的第十一个月,赵祯第一次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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