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性情气质上,从来都是因人各异。自有文章创作以来,所谓体裁格调也是一直变化不止。当我们回头研究文章篇籍的演变规律及其内在联系时,即刻就会发现,他们变化的最终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作家或作者的性情各异。单从文章体裁、体例、格式的渐变过程来看,根植于人类个性情志的需要,才导致了文章体例格调的区别变化。所以说,在不同文章体例格式中间,必定包含了某种自然形成,而且有规律可循的格调体态,或内容形式……这就是本章节所说的“势”,或叫“体立势成”。

    贾谊在他的《过秦论》中说过:“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其大意是说,应在利益的引导下,治理天下。另外,《孙子兵法·计篇》中则有:“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这里讲的,是指“势”的特征,就是借助利益大小来约定权力范围。通过这两个例句,不难理解,即便就是书写文章中内涵的“势”,在其起决定性源头上,也肯定存在着某种利害性需求和功利性目的。至于这里面的之所以然的道理,或许正常言的“因势利导”吧。再举例说明:在自然现象中,比如弓箭离弦,必定勇往直前;山涧激流,必有旋涡凶险,这就是势在必然。再者,像圆形物体,势必不稳定,而容易旋转;但方形物件,则摆放稳定,且不容易转动。所以说,当文章演变发展到具备了一定体裁、确切体例或某种既定格式之后,其中必定也就具备了,在内容与形式上彼此达到了基本和谐,也就是相符相称的风格气势。达到这种地步,也就是“因体成势”的本质所在吧。

    近代文学的发展状况,如果模仿古典经书的体例格式,一般必定符合典雅中正的道德风格;如果是用“骚”作为标题,其文章必定会辞藻艳丽和意志飘逸吧。同样可知,一篇文章,如果只是综合大意,而且属于浅显说明,那么也就不可能存在精耕细作,更不可能出现深刻剖析;如果仅仅为了简单的判断得失,或只是表明对错,那么原本就不需要长篇大论,更避讳繁文缛节。至于其中道理,恰似激流汹涌,则不可能同时还伴随水波涟漪,亦如枯木腐容,亦不可能同时存在根深叶茂。这一切就是自然界势在必然的客观真理。

    在文化艺术领域,若将文章与绘画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性研究。显而易见,绘画讲究的是颜料色彩的搭配,而文章依赖的是言语情志的表达。如果说,因为色彩的浓淡相间,从而构成了或狗或马的生动形象,那么正因为个性气质的或俗或雅,才成就了文章篇籍之间的诸多不同。再者,若用模范铸造器具作比较,所谓文章的“定势”,就像从熔范成模再到铸造器具成型一样,在这期间的每一道工序,必定都需要极其专业的各司其职。尽管书写文章尚没有达到模范制器那样一种严格界定和鲜明限制,但是在文学创作中间,却有着同以样的规范形势和艰难历程。

    在文化事业当中,凡博学多识者,一旦融会贯通了文章的各种体例的格式要求,那么也就有可能居高临下,具备了统摄全局的能力,进而针对无论中正雅致还是奇巧淫乖的素材需求,完全有可能达到急缓进止,并且书写表达的恰到好处。所以说,凡是真正具备了这样一种能力的作家或作者,面对一些在刚健柔韧性质上完全不同样式的写作诉求,也一样能够随机应变,并且懂得适可而止;尤其像一些平素推崇精致典雅,特别是极其厌恶华而不实的作者和作家,他们一样能够达到兼容并蓄,并还能够避免偏颇极端。如果追问其中的道理原委,这如同夏朝的一个传说一:有一个人极力夸赞自己制造的弓,天下无双;另外一个人特别自信亲手做的箭,无所匹敌。但是,只有将他俩的弓和箭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显而易见的实际功效吧。因此,《诗经》之所以将周雅与郑声共同存在,正因为他俩的貌似势不两立,其实只有融为一体,才是人格百态和情志万象的真实反映啊。否则,像众所周知的楚人自相矛盾故事一样,似乎制作工艺已经登峰造极,然而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只能偏执一端,而不可能两全其美。另外,文章篇籍之所以要求本末奇正,并必须兼容并蓄。其根本原因和实际用途,就在于只有区别对待,才可能审时度势,也才能够避轻就重,有的放矢。这就如同音色分宫商,而颜色有朱紫,只有通过参照比较,才能凸显个性而更加鲜明,唯有因势利导,方能克谐达功。

    纵观文章书籍之中,若分析罗列“体”与“势”之间的大致关系,譬如“章、表、奏、议”是以典雅为标准;而“赋、颂、歌、诗”则视清丽为模范;如“符、檄、书、移”必定突出鲜明果断;而“史、论、序、注”则要显著核心重点;再者“箴、铭、碑、诔”应是恢弘深远意义的标杆;而像“连珠、七辞”属于艳丽乖巧形式的代表。通常情况下,一旦遵循了上述不同题材的体例格式,也就决定了写作中必然要把握准确的气势风格。由此,才有可能于变化之中有的放矢,进而收获马到成功的效果。事实上,在具体事例中间,尽管文体定势难免出现牵强附会、矫揉造作的芜杂乱象,但是这些情况如同五光十色的织锦,无论花色多么绚丽多彩,其真正的价值还是在于构成的根本质地和工匠能力吧。若稽查例举,像桓谭(东汉哲学家、经学家、琴师、天文学家)就曾在文章中指出:“文学家的喜好,各有短长,有的偏向华而不实,有的做不到简明扼要。”曹植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般作家,有的热衷长篇大论和引经据典,却隐喻个人见底;而有的擅长思辨虚实和细致入微,却强词夺理。这是习惯爱好不同,各有得失短长。”他俩指出的情况,尽管有所不同,却都属于文章气势的问题。刘祯也曾说过:“文章体态气势,有强有弱,如果言辞已经完结,而贯穿文章的气势依然余音绕梁,这才是不可多得的杰作。”其实,刘祯这儿讲的应是另外一种文章气势。然而,无论何种文章格式曲调,其中必然都具备一定的所谓“气势”的东西。尽管这样一种“气势”有强有弱,但是绝非仅指豪言壮语、慷慨激昂这样一种气势类型。陆云在给他哥哥陆机的信中说过:“过去评价文章优劣,先看言语措辞,再看个性情志。虽说也注重行文气势,而不仅为了文辞愉悦,但看过你建议的张华论文章应‘实自欲得’之后,我才明白了其中奥妙。”陆云在此表达的意思,应该是情志先于措辞,并且要在能够准确地把握住表现自我欲望、根本目的和内在索求的文体格式的基础之上,再去充分表达符合文体的情志气势;在这里面,必定还需有文采华丽、韵律和谐的衬托。像这种先误入歧途,再转向从善如流的创作途径,也是大多数文学写作者的必由之路。

    近代的文章书写者,或文学作家们,尤其一些时尚作品,都热衷奇异乖巧。若探究他们的文艺风格,显而易见地就是追求一种图新求变的趋向气势而已。毋庸置疑,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已经厌倦了旧有的体式格调,但却又跳不出已有的风格范畴,所以不得不走向类似有病乱投医一样穿凿附会的歧途。然而,自古以来,文字书写发展到今天,凡能够选择的写作方法和创作途径,除了反其道而行之,确实没有更多的选择了。那么何为反其道而行之呢?如同字形源头上,像“正”的反字就是“乏”一样,通常在言语书写方面,正常文辞的反面则是奇异诡怪。所以说,在最简单庸常的思维水平上,能够即刻找到来表现奇异诡怪的方式方法,莫过于直接颠倒约定成俗的字词文句的正常次序,通过这种简单、笨拙而近乎滑稽的“创新”,臆求达到朝思梦想、多种多样、出其不意的奇迹般效果。这难道不就是白日做梦吗?

    人世间,在四通八达的宽阔大道上,为何还会有纵横交错的崎岖小路呢?究其原因,不过就是抄近路走捷径者的所为而已。实事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也是如此啊。所谓经书典籍,如同简单明确的康庄大道,反其道而行之者就是捷径歧途。如果有谁质问为:为何在通往经书典籍的康庄大道上。还会出现纷繁芜杂的歪门邪道呢?答案其实只有一个,这就是处于一种低级文明程度下的时俗乡愿罢了。于是,在他们中间,像一些心术缜密者,必定在内容上苛求新奇,至于苟且浅薄者,只会在形式上追求诡异。然而,以往干练贤达的作家或作者,通常是在坚守中正雅致的基础上,再去探寻创新求异,而现在那些高调“锐意进取”的所谓行家里手,唯有追求新奇的“高大上”,而失去了中正典雅的基本操守。当下,像这样一种趋向不良歧途的文化态势,如果得不到根本扭转,当下以及未来的莘莘学子,如果还想秉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风貌,如果还没有如同上面一样的深入思辨和正确抉择,他们又怎么有可能实现文明梦想呢?

    总而言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本末倒置何曾长久。文章体例已然确立,情志气势囊括其中。湍流回旋似天意,箭出直飞势必然;敷衍趋势寻常事,张弛有度见高低。康庄大道坦荡荡,邯郸学步路迢迢。

章节目录

文心雕龙新译所有内容均来自互联网,禁忌书屋只为原作者克谐的小说进行宣传。欢迎各位书友支持克谐并收藏文心雕龙新译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