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8岁的哥哥惦记着小英莲”

    1981年7月,我跟随野外训练的部队来到了安丘县岐山镇。这里山清水秀,景色秀丽。那高高的山头,崎岖蜿蜒的山路,浓郁的森林,非常适合部队进行野外训练。

    由团“司政后”组成的“前指”就住在一个叫桃村的小村庄。村子依山傍水,景色宜人。那满山遍野的柿子树、核桃树、苹果树,五颜六色的果实挂满枝头,那苍翠欲滴的柏树一眼望不到边,如一道天然的屏障。我由于是跟踪报道训练情况的唯一战士,跟“前指”住在一起,除了宣传报道任务外,还兼职公务员,负责室内室外卫生,为机关干部打洗脸水等。

    每天早晨我都早早起来,沿着崎岖蜿蜒的山路跑到山顶,在绿树环抱的秀丽景色中,锻炼一会儿身体,再跑回来。这时机关干部开始起床了,我为他们打上洗脸水,然后开始打扫室内外卫生。

    我们住的房子是刚建好的新房,四周的院墙是用砖块垒起来的一米多高的小墙头,站在院里墙外的一切都尽收眼底。有一天,我正在扫院子,突然门口的马路上一个挑水的姑娘吸引了我。她身材修长,脸庞清秀,皮肤白皙,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达到腰际。特别是她看人时,那甜甜的微笑和深深的酒窝,令人目不暇接,怦然心动。她让我一下想到了电影《柳堡的故事》中的“二妹子”。其实,在我看来她比“二妹子”还要美。

    她看上去很纤细,但挑着满满两桶水却显得很轻松。随着她挑着水那有节奏的步伐,两条辫子在身后不停地摆动,像一道美丽的风景吸引着我的眼球。不知是不是第六感觉,当我正为她拐弯后就看不到她了而遗憾时,她在那停住换了个肩,用手缕缕前面的刘海儿,往后微笑着看了一下。我赶忙低下头去,脸一下红了。虽然,看美女是一种审美诉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让我没想到的是在那个夜晚我失眠了。处在十八九岁的青春年华,是一个充满幻想和浪漫的年纪。就在那个晚上,我第一次认真地考虑起“个人问题”来了。心想,我现在当兵就快两年了,明年再考不上学,年底服役期就满了,到时让我退伍怎么办?也许会给很多人带来“笑料”当初人家女方愿意,可他还不要,怎么样?“打光棍”了吧?这时我又联想到我二姑的孩子、我的表哥杨占奎。他是1969年入伍的兵,好像是在成都空军地勤。因家庭经济困难,对象问题很难解决,最后,他在当兵的四川带回来一位既漂亮又能干的媳妇。像他这种情况,在我所在的部队也不少。如果考不上军校,我就在驻地找一个对象,把她带回老家或者在当地落户,这个想法曾不止一次地在我头脑中闪现。“二妹子”的出现,使我的这种想法更加强烈了。以后的发展还是个未知数,这里比老家富裕,风景如画,环境宜人,找一个“二妹子”在这里生活不是很好吗?此后,我对“二妹子”更加关注了。

    她每天都从这担水而过,而且,每次在转弯时都扭头莞尔一笑,然后消失在巷子深处。

    当时,每天早晨看她担水成了我在农村最大的精神享受。

    B、两位女军官带给我的启示

    一个月后发生的一件事,使我竟主动放弃了这种精神享受。那天,我正在室内写稿子,突然听到村里的孩子们喊:“女解放军叔叔!女解放军叔叔!”我好奇地出门一看惊呆了:在团领导的陪同下,两名女军官正有说有笑,向“前指”走来。这两名女军官身材修长,皮肤白净,两张瓜子脸在红领章的映衬下,更显得妩媚动人。这是我有生以来除在电影上外,第一次见到真正穿军装的女人。按上级规定只有在师以上单位才编制有女兵,团以下单位没有这种殊荣。所以,女兵在部队成了“稀有动物”,见一个都不容易,更别说看见两个漂亮的女军官了。

    晚上,在给她们的接风宴会上,听机关干部们私下里说,这是师里配属给我们的医疗队,军医叫刘延秋,护士叫邝红。一个是我们军刘链政委的女儿;另一个是湖南省某位领导的千金。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酒喝得有些多的王干事神秘地说:“你们说的都是面上的事,她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不知道了吧?”说到这里故意“卖关子”的王干事不说了,更勾起了大家的好奇心,没办法大家就都给他敬酒,等他喝得差不多了才说:“她们是来选美的。”大家疑惑地问道:“选美?女的也选美?”看大家不解,王干事又说:“这两个美人儿,是来选对象的。在师机关选遍了,没一个看上眼的。其实她们是从某团来。没想到某团的小伙子们,也没有这个福分,那就看看咱们团谁有这个艳福了!”

    那天晚上,我没喝多少酒,可怎么也睡不着。女兵、女军官、对象、媳妇。这些字眼,不断地在我脑中闪现。可我是一个兵,我没有这个条件。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我找了一位漂亮的女军官,并肩走在林荫路上,两人的红五星、红领章,在绿油油的树层中,更显得耀眼夺目,吸引了很多的人的眼球,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我正在得意,不知怎么,她却突然生气地跑了,我拼命去追却怎么也追不上……此后,争取早日提干,找一个女军人做媳妇成了我的梦想。天亮后,我以不舒服为名没有起床,准确地说是不想再看那位挑水的“二妹子”。当时,我想了很多很多:她长得再漂亮也是在农村,这里环境再美也是山沟沟。自己地位不改变,找谁也不能给人家带来幸福,今后我的子孙后代就逃不出我过去的命运。我暗下决心,不能放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还记得著名女作家丁玲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都能适应”。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不再怨天尤人,不再彷徨、徘徊,而是选准目标,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也许,我会有100次的失败,但是我仍然会有101次的追求,而追求本身,就是生活给予我最好的报酬。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一人在家看书,村里的支书来串门了。他看看没有别人,就和我聊天说:“老家在哪?家里几口人?想不想在这找个对象?”等等。我说,我准备考军校,现在还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支书听了后说:“好,年轻人就该有所追求!”

    那个年代,在农村姑娘心中,一身戎装的军人还是很抢手的。后来,我听村里人说,原来村支书就是“二妹子”的哥哥。后来还听人说,以前别人给“二妹子”介绍了一个对象,对方家里很有钱,可她就是不同意。不知怎么现在又同意了,女孩的心真是搞不懂啊!

    有人说,处在青春萌动期的青年男女心是相通的。难道在那回眸的一刹那,她真能看懂我的心思?

    8月底,部队野外训练结束,再过几天就要回营区了。有一天,我有意在那个时间段起来锻炼身体,想再看看挑水的“二妹子”,可是再也没有看到……

    这时,远处传来优美动听的歌曲“九九那个艳阳天哎嗨哟,十八岁的哥哥惦记着小英莲……”

    C、从山沟调到了城市

    部队回到营区后,我和郭干事集中写了一批稿子,政治处领导让我到济南军区《前卫报》送稿子。并且,郭干事对我说:“你当兵也两年了,这次到济南离你家很近,回去待几天吧!”听了这话,我当时非常激动。从没出过远门的我,真是有些想家了。但到济南办完事后,我躺在市中区的招待所里,思想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如果回去,还没于出点成绩,也就是说还没提干,别人给介绍对象怎么办?如果坚持不要,今后提不了干怎么办?一连串的问题,搞得我头昏脑胀。最后,我忍着强烈的思乡之情,在济南市区逛了逛,夜里买车票提前返回了部队。

    由于我借调到团政治处任报道员一年来,《解放军报》发表了4篇文章,军区《前卫报》发表30多篇,开历史之先河,单位准备年底给我立功。

    立功的事还没兑现,一纸命令说让我到潍坊市军教导大队报到。我当时有些懵了,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军令如山。我打点好行李,告别了战友,从山沟终于来到了城市——潍坊。

    潍坊,古称潍县,是一座有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据出土文物证实,早在7000多年前,就有人在这里生活定居。夏商时代,境内有斟灌、寒、三寿等封国。周初,武王封太公望于齐,都营丘(今潍坊昌乐境内)。春秋时期,现市辖区分属齐、鲁、杞、莒等国。战国时,大部属齐,诸城等地属鲁。秦代,东部属胶东郡,高密置县,西部属临淄郡,东南部属琅琊郡。汉代,市境为青、徐二州刺史部所辖,分属北海、琅琊、齐三郡和淄川、高密、胶东三国。三国时,地属魏。南北朝时,南朝地为刘宋,北朝地属元魏。隋代市境属北海、高密郡。唐代属河南道,青、密二州。元属中书省山东东西道宣慰司,置益都路。明朝市境置青州、莱州二府,属山东承宣布政使司。清朝为青州、莱州二府所辖,属山东省。

    今天,提起潍坊,人们最先浮现在脑海里的一幅画面是:蓝天白云之下,各种各样争奇斗艳的风筝在迎风飞舞……

    以“手工业之乡”而闻名的潍坊,出产泥塑、首饰、刺绣、杨家埠木版年画和风筝,其中,风筝更是享誉世界,被称为“国际风筝之都”,据记载,潍坊风筝自宋代开始流行民间,明代更加普及。到清乾嘉年间盛行乡里。曾在潍县任七年县令的郑板桥,在他《怀潍县》一诗中就形象地描绘了清明时节潍坊一带放飞风筝的情景:“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飞彩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

    潍坊每年四月都会举办国际风筝节,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一起做风筝、放风筝、赏风筝,其乐融融。

    除了风筝,潍坊的另一著名品牌就是被称为“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了。他一生志趣,大都融会于诗文书幽之中。现实容不下像他这么个性张扬、才华出众的正直之士,他就只能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寄托诗画,通过笔下的创作题材,反映民间疾苦,发泄内心的积愤和苦闷,而绝不去趋炎附势,粉饰太平。比如《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中的诗句: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史,一枝一叶总关情。”

    而关于郑板桥在潍坊留下最著名的,还是他的“难得糊涂”匾额。据说,这四个字的来历是这样的:

    有一天,郑板桥忙里偷闲,专程来到莱州的云峰山,观看慕名已久的郑文公碑石刻。由于看得出神,不知不觉耽误了下山的时间,于是,只能在山中一处茅草屋里借住一宿。

    主人是一位儒雅老者,自命“糊涂老人”,与郑板桥言谈甚欢。当得知郑板桥是潍县的县令,便请他看自己所珍藏的一尊方桌大小的砚台,并请郑板桥题字,以便刻于其上。郑板桥有感其名号,因此写了四个大字:难得糊涂。然后,他又落款盖章,用了“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方印。

    完毕之后,请老人写跋。老人思忖片刻,写下一段文字:“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之门也。”写罢,也拿出一方印钤盖于落款处,印上的字是“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

    郑板桥看后大惊,方知眼前的老人来历不凡,当下便步老人之神韵,又补写了一段文字:“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安心,非图后来福报也。”老人看后仰天大笑道:“真乃高士也。”郑板桥亦谦虚地称道:“得遇老人家,实实三生有幸!”

    从此,郑板桥和他题写的匾额“难得糊涂”以及他的“糊涂论”便成为趣闻,传遍了大江南北。

    另据好事者说,郑板桥还有一副匾额,叫做“吃亏是福”,只因无法考证,所以渐渐被人遗忘了。

    这就是潍坊,一座在当时我心目中非常了不起的城市。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来到了这里,与她“结缘”。

    后来才知道,军教导大队缺一名搞新闻的报道员,就让当时军宣传处负责新闻的张宝明干事(现任某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少将)物色个人,我与张干事素不相识,只是他从报纸上经常看到我的名字,就把我推荐来了。

    军教导大队设在潍坊市往东两公里的梨园,与军男、女篮球队、通信营一个大院,同属军直属单位。我报到后,大队陈大队长、高政委和政治处姜主任分别跟我谈了话,把我编制在政治处专门负责新闻宣传工作。

    来到新的单位,面对新的环境和陌生的人,我却常常怀念在山沟里那两年的艰苦岁月。那里是我梦开始的地方,那里有我曾经的辉煌,但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成为历史。在新的单位,还要重打锣鼓另开戏,也就是一切又要从零开始。

    军教导大队比团里条件好多了,尤其是在团里不可能的事,在这里成了稀松平常。比如,在这里能经常见到在团里很少见到的军机关的领导;在这里能听到整个军的奇闻异事;还有常在你眼前晃动的五大三粗的男、女篮运动员,以及小鸟依人式的女通信兵。电话也是直通军总机,想要哪就要哪,方便得很。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名字“邓丽君”。她的《甜蜜蜜》《何日君再来》《阿里山的姑娘》等脍炙人口的歌曲,让人如痴如醉,久久难以忘怀。

    军教导大队虽然是团的架子,但编制人员很少,主要任务是举办各类培训班。与正规团比起来,报道线索很少,再说对部队的指导意义也很有限。尽管领导很支持,但我写的稿子一直发表不出来。

    在人生的路上,我又走到了低潮。稿子见不了报,领导嘴上不说,其实心里还是不太高兴。因为我是专职报道员,这是我的工作呀!有些稿子,我感到是能发表的,可不知道为啥就是见不了报。

    正在我焦虑不安的时候,父亲到潍坊来看我了。我是到潍坊后的第一时间给家里发出的信,一是让家里及时知道我的行踪;二是想让父母为我的一点点进步感到安慰。父亲似乎对我的调动感到很高兴,把在家里卖糕点、炸油条赚的钱,给我买了一块“上海”牌子表。家里挣点钱不容易,这块表一下就花120多元,使我感到非常不安。为了不让家里为我担心,我没有把工作上的困扰告诉父亲,而是请假陪着他在潍坊市的各个景点逛了逛。在父亲问到我今后的打算及找对象的问题时,我说:“因我来新单位还没干出点成绩,提考军校的事有些不妥。就是让考,因我是自学的高中课程,非常不扎实,也不一定考上。我想先把工作干好,年底服役期就满了,这样首先解决不能退伍,明年还有最后一次考军校的机会。”父亲听了我眼前的打算和长远的规划还比较满意,就对我说:“人家那个女孩前段时间结婚了,你也不要有顾虑了。”我说:“好!只要年底我不退伍,明年我就有探亲假了,等探家时再说吧!”

    父亲带着我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高兴地回去了,可我这个视工作如生命的人,又陷入困惑和迷茫之中。不上稿的谜团终于揭开了。原来,我们连跟我同年入伍的有几个高中毕业的战士,看到我借调到政治处专职搞报道轻松自在,他们仍然没日没夜地施工,非常不服气。我在团里时只是说说风凉话,毕竟低头不见抬头见,可我已调走,“人走茶凉”,就不断给报社写信告我写假报道。报社通过调查了解,认为有几篇稿子确实与事实有些出入,就给了我停稿半年的处分。因处罚通知发给了原单位,原单位的同志怕我有思想包袱,就没有告诉我,致使我一直蒙在鼓里。

    得知这一消息,我一下觉得天昏地暗。这对于我来说不亚于灭顶之灾。搞新闻的没有报纸给你发稿子,就像演员没有了舞台。作为一个刚当兵两年多的战士来说,工作就是事业,工作就是前途,工作就是出路,没有了工作成绩等待你的就只有退伍回家。退伍回家意味着什么?这我非常清楚。几天几夜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可又没法向人倾诉,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怎么办?怎么办?那时真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不管怎样生活还得继续。当我冷静下来,仔细回味朋友告诉我时的话,突然“半年”两字映入脑海。停稿半年,也就是半年后我的稿子就可以发表了。想到这里,我又打电话找告诉我的那位朋友,让他帮我核实开始停发我稿件的日期。朋友告诉我后,我一算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警报就解除了”。这时,我对未来又有了希望。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要离开这个单位。去哪?因我在军教导大队对下面各师分布很清楚,这时我又想到了曾经帮助过我的梁尚泉老爷爷。那时他已去青岛工作了。对,我也去青岛,那儿郊区正好有我们军的一个团。这样我先给那个团的报道员张子健打了个电话。那时我们并不认识,但彼此因常在报纸上发表稿子,名字都很熟悉。张子健非常热情地听了我的想法后,就向当时的宣传股股长金有峰作了汇报,没想到金股长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张子健又告诉我说:“我们部队现在徐州施工,你来要先到徐州。”这边说好后,我又找到当时军里分管新闻的刘勇凤干事,谈了我在教导大队搞新闻不太合适的想法。得到他的认可后,我请他找军里军务处办理调动事宜。这两边都说好后,我郑重地向政治处姜主任说了此事,姜主任又向高政委作了汇报。因我在这里一篇稿子也没有发表,他们就很干脆地同意放行。

    拿到调令后,我就收拾好行李趁着夜色悄悄乘车南下了。没有告别,没有欢送,甚至有几个很要好的战友我也没打招呼,就“逃离”了这个让我压抑得快要窒息的单位。当我走出这个大院,立刻感到轻松了许多,过去人们的怀疑、冷嘲,将离我远去。

    列车在夜色中奔驰,我就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在蓝天上飞翔。旅客们都已进入梦乡,我却毫无睡意。思绪像脱缰的野马,过去的经历在脑海中不断闪现,使我深深懂得了世态的炎凉、人生的坎坷。但我思考最多的还是面对未来新的压力。如果说上一次调动算组织行为,那这一次就是个人意愿了。我是一个快满服役期的战士,一旦干不好,后果将不堪设想。今后我不管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一定先把工作干好,也就是年底决不能退伍,不然,一切理想前途都将付之东流。

    D、“草船借箭”

    到徐州后,报道员张子健把我接到了云龙湖畔的郊区农房,简单地安排好住宿后,他领我走上了高高的云龙湖大坝。面对一望无际、碧波荡漾的湖水,令我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的心情了。我们边走边聊,我向他倾诉了过去的坎坷,并表示了今后的决心。

    新的工作也就从此开始了。前面等待着我的是什么?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我相信:敢问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

    为了尽快打开工作局面,我想借助一下别人的力量。这时我想到了一个我认识的人——《解放军报》驻某军区记者站的著名记者饶洪桥(现军报副总编,少将)。

    由于部队在徐州执行施工任务,住得非常分散。为了尽快进入“角色”,我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跑,还经常吃住在连队,掌握了大量的报道线索。在这同时,我经常与饶记者保持联系、汇报线索。不久,应我的邀请饶记者来到了徐州,就我提供的报道线索进行深入采访。饶记者不愧是名记者(他写的《优秀义务兵的母亲赵趁妮》曾在全国引起轰动),很快,我们共同署名的文章就在《解放军报》、军区《前卫报》连续发表,有的还加了编后,为我今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为我在团领导和机关干部面前赢得了面子和荣光。

    稿子连续发表后,我接到了军教导大队战友的电话,他说,大队领导都看到了报纸,其中政治处姜主任说,不是小梁写稿不行,而是咱们这里值得报道的东西太少。你看,他刚走一个多月,就发表了这么多稿子。听了战友的话,我心里酸酸的,只是苦笑了一下说,谢谢理解,我也有自身的问题。

    在徐州工作几个月后,部队完成了施工任务,回到了青岛郊区城阳的营房。由于我工作成绩突出,年底服役期满后顺利留队超期服役。这个目标实现后,我就按原先的计划又开始复习文化课,因为明年是我最后一次考军校的机会了。我给自己规定白天工作,晚上和星期天复习功课,每天晚上不过12点不能睡觉。在我宿舍里的墙上到处都贴满了数学公式、物理定理、化学周期表等,每天早晨起来先背一遍;每天晚上回来再背一遍,加深印象。

    在忙忙碌碌中,迎来了1983年的春节。已在青岛工作的梁尚泉老爷爷,听说我调到驻青岛城阳镇的部队后,就热情邀请我到他那里过年。当兵3年多了,确实非常想家,部队又不让回去,于是,我就请假到了青岛,与多年不见的老爷爷一家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在那个春节期间,我和老爷爷谈了很多很多。他不断地鼓励我要经得起挫折和失败,“不经一番风霜苦,哪来梅花放清香”。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你要能提了干,在青岛找个媳妇就好了。青岛姑娘多漂亮啊!我当时心想,好是好,只是想想罢了,那只是个遥远梦的啊!

    E、无情的“情人”

    1983年的阳春三月,乍暖还寒的一天,宣传股金股长找我谈话,让我探家。他说,你年龄也不小了,回家找个媳妇吧!按部队的规定,超期服役后让老战士回家探亲,主要是趁穿着军装找个媳妇,完成了这一“使命”后,再到年底基本上都要退伍了。我把想考军校的想法告诉了他,并想等考完以后再说。他听后说,考上考不上还是个未知数,还是先探亲吧!不然等到考完试,那时工作任务重了,探不成家怎么办?我心想,领导说得也对,我也确实想家了,趁现在不忙就探家吧。

    超期服役的老兵们,都把这次探家看得神圣和庄严,因为也许下次再回家就脱下军装成了老百姓了。我也不例外,准备了大前门香烟、景芝佳酿、糖果、茶叶等,最后我还背了10斤大米,整整两大提包(致使右肩软组织损伤,到现在还经常酸痛)。然后,先乘火车后乘汽车,经过20多个小时的“急行军”来到朝思暮想的村庄口。当我提着包走下公共汽车,看到眼前曾熟悉的一切,激动的心快要蹦出来了。我这次探家没有提前告诉家中,目的是“突然袭击”好给全家一个惊喜。正在街上的三叔看到我后,推着自行车赶快迎上来,帮我提上东西送我到家。走进家门,看到吃惊的父母我的眼泪一下流出来了。我仔细端详着父母,他们确实老了,过去年轻的脸庞写满了沧桑,腰板也没有过去挺拔了。母亲说,你走后村里就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除了种地外,我和你爹做蛋糕、炸油条,做些小买卖。你看,这房子是新翻盖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当我看到全家吃的玉米饼子、地瓜和萝卜咸菜,心里酸酸的,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后来,我还听说,母亲为了给庄稼打农药曾中毒昏倒在田里,幸亏及时被送到医院才抢救过来。

    夜里,送走来看我的院中乡亲们,一个现实的问题又摆在了我和父母面前。那就是找对象的问题。我说的三年到了,可还是穿着“两个兜”回来了,我感到非常愧疚、对不起父母。早年的“雄心壮志”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早已没有了底气和尊严。父亲说,你弟弟也大了,你有合适的就先订下来吧!我只有点头应允。父母看我没有再坚持反对,就到处张罗给我找对象了。

    半个月的假期过去了十多天,尽管父母到处托人,结果我连一个女孩的影子也没见着。父母焦急万分。情况搞成这样,究其原因:一是我回来得太突然,父母及亲友都没有准备;二是在部队时曾有许多人给我介绍对象,有的家庭和长相都很不错,统统都被我拒绝了,人家心里不舒服,认为我自视清高,当了两天兵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尤其是看到我并没有提干,说不定年底就退伍了,有些人就有点幸灾乐祸。

    在伦镇小孙庄父亲有一位战友,而且多年来两家来往很密切。我在二中上学时离那很近,也经常去。别的亲戚走完了,父亲就带我去看小孙庄的大娘。当大娘听说我的对象还没有着落,就说,她们村有一个姑娘高中毕业,是位民办老师,身高1.67米,长得很不错,问我要不要见一见。当我想到父母为我的事愁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就答应了。

    相亲是很尴尬的一件事。彼此很陌生的一对青年男女,突然来到一个单独的空间,说些言不由衷的话,聊些似是而非的事。再加上平生以来这是我一次相亲,显得激动忐忑,表现肯定一般。因为过几天我就要归队,女方还是很给面子,没有完全回绝,答应通通信再说。

    因为有了这个插曲,父母心里总算有了一些安慰。假期满后,我就告别了家乡和亲人,恋恋不舍地再一次踏上了返回军营的归途。

    一声笛鸣,汽车驶离了村庄。我回头望去,透过车尾的扬尘,看见围观的人都已经散去,唯有父母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向远去的汽车遥望着。

    到了部队后,我首先礼节性地给那位女朋友写了一封信,很快她也给我回了信。这样我们总共通了三四封信,每封信一张纸,都是礼节性的语言,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生硬的“情书”了。

    从家里回来后,我的情绪一直不高。宣传股金股长发现后,就找我谈心,我就把家里的现实情况向他汇报了一遍。他听后心里也很沉重,就说,你不是今年还能考军校吗?从现在起你就抓紧复习,工作的事,等你考完院校再说。听了他的话,我激动万分真想跪在地上给他磕几个响头。要知道这在正规连队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却啥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经过几个月的苦战,总算有了收获。这次在全团军校招生预考中,我这个只上过三个月高中的初中毕业生,完全凭着自学在200多名考生中名列前茅。当我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后,很快收到她的回信,并且语言也比过去生动感人多了,并预祝我金榜题名。预考顺利过关后,全师集中组织在师教导队进行复习,迎接全军统考。

    正在这时,却突然祸从天降。还差几天就要全军统考了,按常规在考前所有考生要全面检查身体。就在这次体检中,我被查出黄疸指数单项高。医生说,怀疑是肝炎,就强行把我送到某县陆军某医院传染科,进一步住院检查。等我全面检查完确诊没问题后,全军统考结束了。

    这沉重的打击来得太突然了、太猛烈了,使我猝不及防。我终于支持不住病倒了,几天不吃不喝,只靠输液维持生命。在病床上,我给家人和写了两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悲观厌世情绪,并说“人生有命,富贵在天啊!面对苍天大地,人显得太渺小了;认命吧!命中有自然有,命中没有莫强求。”等等。

    家里接到我的信后,父母非常着急,连续给我来了三封信,对我进行鼓励和安慰;可“她”从此以后,再也杳无音信了。孔子曰“人之初,性本善”。可她竟是铁石心肠。假如就是一个与你毫不相干的人,在他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你该无动于衷坐视不管吗?哪怕是一句安慰的话……

    两年后。也就是1985年4月的一天,我回家探亲,在去看望小孙庄大娘时,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在给我介绍前,别人已将“她”介绍给了邻村接班的一位正式小学老师。因此人身材矮小,“她”正左右徘徊时,又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她”本希望我能考上军校,将来能随军脱离农村。哪成想那次我却因体检问题被剥夺了考试的权利。当我向“她”告知我的情况后,“她”感到希望破灭了,心中的天平就向那位正式的小学老师倾斜了。在当时一位农村姑娘,能找一个国家正式工作人员,是多么求之不得的事。为此,人家当机立断很快与那位老师喜结良缘了。

    在大娘家吃完午饭,我信步来到村里的学校。刚进校门,我看到一对可爱的孪生小姊妹正在嬉戏。室内的男、女主人看到突然来了位解放军,很是奇怪,就招呼孩子说,快叫解放军叔叔。当“她”认出是我,尤其是看到我穿着“四个兜”的军装时,尴尬的微笑比哭还难看。在这时,知趣的男主人借故走开了,“她”把我让进屋。“她”开始认定我过去说没参加考试是骗了“她”。这时,我就把后来是如何提干的做了一番解释,“她”听后释然了。此时,我将心比心,对“她”已没有了怨恨,更多的是理解和宽容。但从“她”的脸上,我分明读到“自责”和“后悔”。

    言归正传。在我情绪低落,感到前途渺茫的时候,政治处领导给予了我很多关心和鼓励。同时告诉我,部队兵役制度有所改革,今后有“志愿兵”了。也就是服役满5年后,优秀的战士可以转为“志愿兵”继续留队,干满15年后,一律按转业到地方分配工作。这对于我无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志愿兵”虽然不是干部,但是干部待遇拿工资,尤其是今后能到地方安排工作。这对于我一个农村孩子来说,仍然是很有吸引力的。

    F、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1983年12月6日,在军里新闻报道工作总结表彰会上,由于我一年来工作成绩突出受到了表彰。在开会间隙,某师炮兵团宣传股长李宝玉慕名找到我,告诉我说,他们团驻守在我家乡的邻县平原县,由于刚成立不久,缺少报道员,你要是愿意到我们团去我们保证给你转“志愿兵”。这对我无疑是个极大的诱惑。

    回到团里不久,宣传股党支部批准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的入党仪式上,团政委刘荣亲自参加并给我提意见说,梁祖国同志工作积极,学习刻苦,成绩突出,但就是爱留长头发,希望以后注意改正。然后,许多同志也都发表了意见,但都是表扬的多,批评的少,使我听了心里感觉热乎乎的。

    和风送暖,草木萌动,三月的青岛春意渐浓。

    1984年3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了炮团宣传股李股长的电话,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希望这两天给他答复,不然他要考虑别人了。

    当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了。是走还是留?我左右权衡着利弊。这里紧靠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有错落有致的欧式建筑,有闻名遐远的崂山,有通往大海深处的栈桥,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身材修长、皮肤白皙的漂亮姑娘……

    在青岛驻军很多,相比较而言,海军比陆军吃香。当时,在青岛姑娘中流传的顺口溜是“宁让海军抱一抱,不让陆军靠一靠”。所以说,我就是提了干找对象也没有海军有优势,更别说“志愿兵”了。我的老家在比较偏僻的鲁西北,虽然伴随着改革开放,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青岛比起来,差距还是比较大。但再穷再落后,可那里是我的老家,是我的根啊!这里环境再美丽,姑娘再漂亮,但都不属于我,对我来讲也就毫无意义。最后,我终于拿定了主意:走!回老家去。那里离家乡近,父母年龄也越来越大,有啥事说不定还能帮上忙呢。

    出乎我预料的是没过几天团里就接到了军里的调令。原来,李股长曾在军宣传处工作,与军务处的同志们很熟,早就打好了招呼,只等我下决心了。这下,宣传股金股长感到很突然,就找我谈话,问我知不知道此事,我只好实话实说。他的意思是不想让我走,并说,他已给政治处王主任打好招呼,年底一定给我转“志愿兵”。

    没有办法,军令如山。宣传股王青云和黄浩明两位干事,也都舍不得我走,他们自己出钱请我吃了一顿,又在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还送了我一件毛巾被。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那件毛巾被边上都已经破了,可我一直还盖在身上舍不得丢。就这样“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

    调到炮团不久,军里来通知说,总政干部部给了济南军区40个名额,要从优秀的报道员中通过考试选拔入校深造,毕业后提拔为干部。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团里有关部门经过考察了解,认为我完全符合条件。我心想,这是上天给的最后一个机会了。于是,我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拼命地复习迎接考试。没想到的是,就在快考试的前几天,军里干部处突然通知说,经审查梁祖国档案上改过年龄,取消他的考试资格。这又是一个晴天霹雳,我的脑袋一下快炸裂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军教导大队调走时,家是东北的政治处刘干事与我关系不错,并且知道我准备今后报考军校。他在帮我整理档案时说,你今年没能参加考试很遗憾。他为了让我再考时不至于超年龄,就主动将档案里政审表上的“1961年”改成了“1962年”。

    真没想到这小小的一笔,竟给我埋下了祸根。在我们农村一般是记农历,城里人记阳历。我的档案里记载的是1961年12月某日出生,其实也就是阳历的1962年1月某日。在这危急时刻,我仔细阅读了上次军里通知中规定的考试条件:要求1961年1月以后出生。也就是说,我不改年龄也完全符合条件。再说,年龄是几年前别人帮我改的,并不是针对这次考试才改的。

    有了这些比较充分的理由,李宝玉股长代表组织据理力争。他向军里汇报说,小梁的年龄不改就符合条件,根本没有改的必要。再说,档案是组织保管的,要是改了也是组织的责任。经过反复协商,终于在考试前一天军里同意我参加考试了。

    好事多磨,总算又过了一关。考试地点定在济南军区二所。就在第二天考试的那个晚上,因为我背负的包袱太重,感到也许这是唯一改变地位和命运的机会了,越想越睡不着,我竟然失眠了。早晨起来后,吃过早饭,在临进考场前,我到洗漱室用凉水狠狠地洗了洗头,让脑袋清醒清醒进入了考场。一天的考试,基本上是在迷迷糊糊中度过的。跟我同桌考试的滕永利,考着考着竟虚脱了被抬了出去,过了15分钟后,才又回来继续考。不用说,他肯定也是农村出来的,不然不会把这次机会看得这么重。考完试后一打听,果然,我们还是一个地区的老乡,他是夏津县的。

    考完试后,我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单位。我感到今生今世不会再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了,今后努力工作准备年底转“志愿兵”了。

    没想到天上真能掉馅饼。20多天后,我竟拿到了济南陆校新闻队的录取通知书,并且考得还不错,按分数排名是第30名。就在那一天,我突然感到天是那么的蓝,水是那样的清,路是那么的宽,晕晕乎乎的眼前一片光明。兴奋异常。我用手狠狠地掐掐自己的大腿,感到非常疼,说明不是在做梦。

    等情绪稍微稳定后,我带着万分的喜悦请假回家了。当我把这个喜讯告诉父母时,老人的脸上立刻喜上眉梢。但在老家对外我并没有张扬,因为我还有一个隐痛——那就是我的身体黄疸指数高。我非常害怕张扬出去了,万一因身体问题被学校退回来,将来“无颜见江东父老”。

    把这个喜讯告诉完父母后,我就兴高采烈地拿出给奶奶买的东西,说是要去看奶奶。作为这个大家庭的长子长孙,我是奶奶照看大的,我的成长进步奶奶十分挂念。心想,要把这个喜讯赶快告诉“她”老人家。这时,我突然看到父母一下愣住了,眼眶很快盈出了泪水。原来,为子女辛辛苦苦操劳了一生的奶奶,还没有享什么福,就在农历1984年正月初五病逝了,享年75岁。得知这一噩耗,我一下趴在地上嚎啕大哭。我边哭边说,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啊?

    事后,别人告诉我,本来三叔要去给我发电报让我回来的,却被父亲挡下。父亲说,孩子离家这么远,再加上他因去年没让考学的事,情绪一直非常低落。让他回来也只是多一个哭的,咱们家这么多人,就不要告诉他了,自古“忠孝难两全”啊!听了父亲的话,三叔想想也是,就放弃了给我发电报的想法。

    当天晚上,我来到奶奶的坟上大哭了一场。按照家乡的风俗,我为“她”老人家烧了好多“纸钱”,心里默念着,亲爱的奶奶您安息吧,孙子一定努力工作,以此告慰您的在天之灵。在家里住了几天后,我回到单位拿着介绍信到德州陆军第139医院住院去了。在住院期间,医生对我的身体进行了全面检查,其他一切正常,但到底是啥原因造成黄疸指数高的问题还是没有查出来。为了彻底查清楚原因,解除后顾之忧,我又拿着139医院的介绍信,住进了济南军区总医院。在总医院经过多名专家会诊,还是查不出原因。后来,在我的强烈要求医生为我做了有一定危险性的“肝穿刺”手术。

    当时,我并没有把这个手术当回事,医生的嘱咐也当成耳旁风,在手术的第二天,我就下床活动,被给我做手术的范平医生抓了正着。她严厉地批评我说,你的伤口还没愈合,肝是造血的,一旦大出血抢救都来不及。范医生的话,吓了我一身冷汗。此后,我在床上老老实实躺了7天。“肝穿刺”结果出来后,医院多名专家一致确诊为:生理性黄疸。

    有了这个权威性的结论,我心里总算踏实了。如果入校后检查身体再查出黄疸指数高,我也不用害怕了。

    经过这样一折腾,出院没多久我就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迈入了济南陆军学校新闻队。那一天是1984年6月6日。

    这次招收的41名(后来又追加1名)学员,大家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大家的名字都经常在报纸上看到,有时名字还靠在一起;说陌生是因为大家分布在军区各个单位,除了本单位的外,彼此连面都没见过。入学后,大家个个喜笑颜开,互相寒暄祝贺,因为这次机会将改变我们每个人的人生。

    入学第3天后,学校果然组织我们进行了体检。我虽然手中有了“王牌”,但还是忐忑不安,害怕再出啥问题。在等待中过去了10多天,可校门诊部根本没有找我,倒是其他几个同学被找去进行了复查。早知今日,我何必当初在自己的肝上开了一刀。

    在陆校我见到了原来一起当兵的、第一年就考上军校的齐河县老乡孙洪海、钱秀山。他们即将毕业,听说我来上学后,都来为我祝贺。望着这两位老乡白净的脸庞,我心想,你们在绿树环绕的校园,坐在宁静温馨的教室,过了4年的舒服日子。可我哪?在这4年中我饱经风霜、坎坎坷坷,努力拼搏了4年,才终于赶上了这最后一班“末班车”。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们比我提前4年上军校,但提干只比我们早半年。因为我们是6个月的短期速提班。

    入校第7天后,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在课程安排上除了有关的新闻知识外,还设置了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理论、政治教育、队列训练等。我们这些在单位“稀拉”惯了的机关兵,对室内科目还行,最讨厌的就是队列训练。有时在操场一站就是半天,累得腰酸背疼腿抽筋。

    有一天上午,队里组织我们进行队列训练,我们“稀稀拉拉”不听招呼,在操场上成了一盘散沙。这时引起了一个身材魁梧、军容十分严整的人注意,只见他走到带队的区队长面前耳语一番,然后下达了洪亮有力的口令:集合!立正!稍息。我们这些“稀拉兵”,从没有见过这种阵势,只好乖乖地听从口令。只听他说,我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咱们学校的队列教员曹志军。”听到这个名字,大家都肃然起敬,原来他就是在军区大名鼎鼎的“队列曹”。他不管平时还是上课,走路的步幅,以及着装、摆臂,都是条令的化身。军区许多单位每逢“八一”节搞阅兵式,都请他当总教练。解放军报饶洪桥记者曾以“曹氏步伐”为题撰写的报告文学,就是写的他,曾在军内引起轰动。然后,听到他接着说,我早就听说学校招了一批“秀才”,不管你们多么能写,但你们首先是军人;是军人,就得讲军容、军姿、军纪,就不能混同于一般老百姓。本来,学校安排我下周才给你们上队列课,但我今天实在看不下去了!今天就算我给你们上的第一堂课吧,下面听我的口令……

    齐步走、跑步走、正步走;向右转、向左转、向后转。我们这帮“稀拉兵”,那天上午被好好地“收拾”了一顿。从此,再搞队列训练我们都认真了很多。因为曹教员临走撂下了话说,你们其他科目就算都考了100分,队列课不合格也毕不了业。我们的机会来之不易,都怕因小失大而影响前程。

    在紧张有序的校园生活中,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庆典。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多次举行声势宏大的阅兵式,但我还是第一次坐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欣赏电视直播,心情格外激动。雄伟壮观的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飘扬,到处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在高亢有力的《军歌》音乐声中,充满阳刚之气的男兵方队,飒爽英姿的女兵方队,整齐的步伐,威武的气势,如排山倒海依次从天安-门广场正步走过……

    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曾天真幼稚地想,啥时我能到北京工作就好了。因为,那里是首都,是国家的心脏,是全国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

    经过半年的刻苦训练和认真学习,我们这41名学员都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各科学业,圆满毕业奔赴军区各个工作岗位。

    光阴荏苒,花开花落。屈指算来从我们毕业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那些曾朝夕相处的同学,大都已离开了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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