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景右四年（1037年），王安石随父入京，以文结识好友曾巩，曾巩向欧阳修推荐其文，大获赞赏。
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稍长，跟随父亲宦游各地，接触现实，体验民间疾苦。文章立论高深奇丽，旁征博引，颇有移风易俗之志。
王安石一心治学而不修边幅，经常蓬头垢面出现在众人面前。仁宗在世的时候，有一天宴请群臣，大臣们在池塘钓鱼。王安石对钓鱼没什么兴趣，专注思考其他事情，竟然把盘子里的鱼饵都吃光了。仁宗认为误食一粒鱼饵还情有可原，但是把整盘鱼饵都吃光实在不合常理，他感觉王安石是个奸诈之人，很不喜欢他。
欧阳修有天在工作群里给老王发帖：
翰林风月三千首，
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
后来谁与子争先。
大意是前辈们文采绚烂各领风骚，老王你继往开来前途无量。这个老王不是现在偷香窃玉的老王，他的名片自上而下黑压压的一摞头衔：文学家、书法家、江西同乡会会长。王安石。老王在梅花窗下一边抠脚一边回聊：
他日如能窥孟子，
终身何敢望韩公。
意思是前辈过奖了。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别说孟子，我连韩愈的小指头都比不上。
王安石表面上谦虚，其实自视甚高，惟我独尊。不仅瞧不起现实中的人，就连古代圣贤他都藐视。他罢相回到金陵后，住在刘相故宅。竟然在小厅写下：“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做卧龙”的诗句。同样的诗句有数十处之多。意思是诸葛孔明也没啥造就，只配一辈子隐居隆中，远不能和他王安石相比。
宋英宗赵曙还是王子的时候，和本家的一个小赵是亲密伙伴，两个年龄相彷血缘相近三观一致的小赵在相同的时间里同时娶新娘。庆历八年，两个小赵又同年同月同日生了小小赵，一个是未来的大宋天子赵顼，一个是未来的状元赵伯坚。
公元1067年（治平四年）正月，宋英宗驾崩，太子赵顼继位，即宋神宗，次年改元熙宁。赵顼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宋朝财政亏空已达1750余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忧外患、财政困乏之际，赵顼对宋太祖、宋太宗皇帝所制定的“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年轻的赵顼有理想，勇于打破传统，他深信变法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他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废去元老，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在王安石的辅助下，开始了一场两宋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变法，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对赵宋王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保守传统的人们眼中，王安石是个古怪的人，甚至有人从王安石的面相上断言其“眼中多白”，是奸臣之相。以张方平、苏洵为首的官员反对神宗重用王安石。但这些沸沸扬扬的议论并没有动摇神宗的决心，他决定把王安石召到身边亲自考察。
神宗先是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几个月之后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神宗一听王安石来京，异常兴奋，马上召其进宫。神宗与王安石晤面，听取王安石有关政治、财政经济以至军事上的改革谋略之后，深感王安石就是能与自己成就大业的人才。而王安石亦被神宗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所折服，君臣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认，神宗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继位之初就能付诸实施，与王安石的支持有着密切关系。
宋神宗年轻气盛，朝气蓬勃，他感到王安石提出的一整套变革方桉符合自己的理想。于是重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司马光和王安石因政见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有时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
王安石既为首相，与神宗天子相知，言听计从，立志一套新法来，即农田法、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法、免行法。荆公自以为是，复倡为三不足之说：“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因他性子执拗，主意一定，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
话说登州有一妇女，许嫁未行，闻夫婿貌丑，心甚不平，竟暗挟利刃潜往害夫。乃夫尚未睡着，慌忙起避才得不死。只因用手遮格，被断一指而去。乃夫遂鸣官诉讼，知州许遵拘妇到桉，见该妇姿色颇佳，与乃夫确不相配，遂有意帮她脱罪。令她一一承认，当为设法保全，该妇自然听命。许遵即以自首减罪论上达朝廷。王安石就同意了。
司马光愤然道：“妇谋杀夫，尚可减罪么？”王安石道：“妇既自首，应当减罪。”光又道：“该妇谋杀乃夫，谋自谋，杀自杀，能够减罪么？”王安石道：“若自首不得减罪，岂非自背律文？”两人相持不下，请神宗判断。神宗袒护王安石，也说应当减罪。
其实妇女杀夫又自首，谁也不知道该不该减罪。
熙宁三年，司马光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列举实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对司马光的指责逐一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司马光遂上书道：
臣闻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也！
看官！你想神宗方信王安石，怎能瞧得进去？看到误天下苍生句，不禁怒形于色，立将原奏掷还。司马光大声道：“陛下如不见信，臣不愿与奸佞同朝，乞即解职！”神宗也不多言，命他退去，司马光辞职离京。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每憎他兄所为误国。安国为西京国子监教授，颇溺声色。时安石为相，以书戒安国道：“宜放郑声。”安国回书与安石道：“亦愿兄远佞人也。”安国又尝力谏安石，言：“天下不乐新法，皆归咎于兄，恐为家祸，宜速罢之。”安石不听。安国泣于影堂前道：“是吾家灭门矣！”
有一天御史蒋之奇上书弹劾欧阳修，说他不修私德强奸外甥女。神宗览毕当然不信。诏问之奇，之奇无从取证，只好说出一个彭思永来。
之奇的御史本由欧阳修推荐，朝臣视他为邪党，对之奇冷嘲热讽，之奇听不过去，便欲与欧阳修立异借塞众谤。欧阳修妻弟与修有嫌，捏造谣言诬修淫乱，彭思永听后转告之奇，之奇也不问真伪上章劾修。及奉诏诘责，只好将彭思永的话复奏上去。神宗再诘思永，思永也拿不出真凭实据，于是诬告反坐，思永、之奇两人一律贬谪。欧阳修辨明诬伪后对蒋之奇十分不满：当初我对你是举荐，现在你对我是举报。欧阳修要求退位，乃罢为观文殿学士，出知亳州。
王安石身上长虱子，这些琵琶状的虫子甚至出现高攀到他的胡须，传为笑柄。史料记载王安石“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由此可见他身上常年携带虱子也就不奇怪了。
有一个故事流传下来，说王安石从来不换他的长袍。一天几个朋友同他到一个寺院里的澡堂会。在他由浴池出来 之前，朋友们特意偷偷的留在外头一件干净的长袍，用以测验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经被换了。王安石洗完出来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动了手脚他完全不知道。不管怎么样，他总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又有一天，朋友们告诉王安石的胖太太，说她丈夫爱吃鹿肉丝。 胖太太大感意外，她说：“我不相信。他向来不注意吃什么。他怎么会突然爱?吃鹿肉丝了呢？你们怎么会这样想？”
大家说：“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所以我们才知道。”
太太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 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
太太明白了，向众人说：“我告诉你们。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摆在他前面，看会怎么样？”
朋友们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把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大家留意他吃什么。 王安石开始吃靠近他的菜，桌子上照常摆了鹿肉，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还有一个故事说王安石在扬州太守幕府时，他彻夜读书。那时的太守是韩琦， 他后来做了宰相。王安石总是苦读通宵，天将黎明之时才在椅子中打吨。等睡醒时， 已然晚了，来不及洗脸梳头发，便连忙跑到办公室上班。韩琦一看他那副样子，以为他彻夜纵情声色，就向他劝导几句。
韩琦说：“老弟，我劝你趁着年轻，多用功念点儿书吧。” 王安石立在那儿未做分辩。王安石接受朝廷高位那一年，正好韩琦罢相。王安石在日记中曾有这样批评韩琦的话：“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
王安石做宰相的时候，儿媳妇家的亲戚萧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访王安石，王安石邀请他吃饭。第二天，萧氏子穿盛装前往，料想王安石一定会用盛宴招待他。过了中午，他觉得很饿，可是又不敢就这样离开。又过了很久，王安石才下令入座，菜肴都没准备。萧公子心里觉得很奇怪，喝了几杯酒，才上了两块胡饼，再上了四份切成块的肉，上饭后，旁边只安置了菜羹罢了。萧氏子只吃胡饼中间的一小部分，把四边的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饼拿过来吃了，那个萧公子很惭愧地告辞了。
王安石任知制诰时，王安石的妻子吴氏给他买了一个妾。 等到这个女人进见时，王安石惊问道：
“怎么回事？”
女人回答说：“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爷。”
王安石又问：“你是谁？”
女人回答道：“奴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一船官麦，不幸沉船，官麦尽失。我们 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奴家丈夫卖掉奴家好凑足钱数儿。”
王安石又问：“把你卖了多少钱？”
“九百缗。”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告诉她丈夫不必退钱。
宋神宗赵顼致力改革，唯有改革才能实现梦想。改革是宣言书，改革是宣传队，改革是播种机。然而，由王安石起草的宣言书，组建的宣传队，操纵的播种机却因为触动方方面面的利益受到阻挠，其中也包括他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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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赵顼和两个弟兄在后花园踢足球，赌输赢。赵顼问两个弟弟赌什么？徐王说臣弟若是赢了，也不要金银财宝，也不要珍珠玛瑙，只求陛下不要再推行青苗法了。赵顼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点兴致也没有了。
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知府韩维报告朝廷。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争议纷纷，百姓更容易受到蛊惑。神宗则认为应听取百姓之言。
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群臣诉说免行钱之害，神宗满面愁容，欲罢除不好的法令。王安石认为天灾即使尧舜时代也无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监安上门郑侠反对变法，绘制流民旱灾困苦图献给神宗，并上疏论新法过失，力谏罢相王安石。
同年四月，曹太皇太后（慈圣皇后）、高太后（宣仁皇后高滔滔）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神宗与祖母之间感情极好，见到祖母如此伤心难过，心里也是十分内疚，恰恰此时，岐王赵颢也从旁劝说神宗应该遵从太后的懿旨，新法是不会带来什么好处的。神宗心烦意乱，怒斥歧王道：“是我在败坏天下，那你来干好了！”岐王诚惶诚恐失声痛哭。神宗面临朝廷和后宫的双重阻力，不得不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从礼部侍郎超九转而径授吏部尚书之衔。
王安石罢相后，奏请神宗让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又要求召韩绛代替自己，二人坚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吕惠卿掌握大权后，担心王安石回朝，借办理郑侠桉件的机会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兴起李士宁桉件来倾覆王安石。韩绛觉察到吕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请召回王安石。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同年，王安石《三经义》写成，加封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惠卿外调为陈州知州。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新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
王安石要求变法，既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满足个人野心，完全是出于一片报国之心。虽然贵为宰相，王安石在生活方面却极为朴素，他从未贪污一分钱，也不接受别人的礼物。金钱对他似乎毫无吸引力，他连自己俸禄的数量都不清楚，拿回家之后，任家人随便花销。王安石这种无私为国的精神感动了神宗，在他眼里，王安石不是普通的臣子，而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超出了君臣之谊。变法前期，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几乎所有大事都要与王安石商量。新法实行之后，引发了巨大的反对声浪，矛头直指王安石。神宗虽然有过迟疑和动摇，但最终还是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一边。
宋神宗死后，司马光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全盘否定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
头脑较为清醒的人们曾劝告司马光，要为年幼的宋哲宗设身处地着想，异日若有人唆使哲宗反对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将不堪设想。司马光说：“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
司马光及其后继者无视小皇帝，因而激起哲宗的不满。哲宗亲政后说，他在垂帘听政期间“只见臀背”，斥责反对派全不懂君臣之义。宣仁太后一死，反对变法的旧派随之垮台，并受到沉重的打击。
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稍长，跟随父亲宦游各地，接触现实，体验民间疾苦。文章立论高深奇丽，旁征博引，颇有移风易俗之志。
王安石一心治学而不修边幅，经常蓬头垢面出现在众人面前。仁宗在世的时候，有一天宴请群臣，大臣们在池塘钓鱼。王安石对钓鱼没什么兴趣，专注思考其他事情，竟然把盘子里的鱼饵都吃光了。仁宗认为误食一粒鱼饵还情有可原，但是把整盘鱼饵都吃光实在不合常理，他感觉王安石是个奸诈之人，很不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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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何敢望韩公。
意思是前辈过奖了。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别说孟子，我连韩愈的小指头都比不上。
王安石表面上谦虚，其实自视甚高，惟我独尊。不仅瞧不起现实中的人，就连古代圣贤他都藐视。他罢相回到金陵后，住在刘相故宅。竟然在小厅写下：“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做卧龙”的诗句。同样的诗句有数十处之多。意思是诸葛孔明也没啥造就，只配一辈子隐居隆中，远不能和他王安石相比。
宋英宗赵曙还是王子的时候，和本家的一个小赵是亲密伙伴，两个年龄相彷血缘相近三观一致的小赵在相同的时间里同时娶新娘。庆历八年，两个小赵又同年同月同日生了小小赵，一个是未来的大宋天子赵顼，一个是未来的状元赵伯坚。
公元1067年（治平四年）正月，宋英宗驾崩，太子赵顼继位，即宋神宗，次年改元熙宁。赵顼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宋朝财政亏空已达1750余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忧外患、财政困乏之际，赵顼对宋太祖、宋太宗皇帝所制定的“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年轻的赵顼有理想，勇于打破传统，他深信变法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他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废去元老，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在王安石的辅助下，开始了一场两宋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变法，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对赵宋王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保守传统的人们眼中，王安石是个古怪的人，甚至有人从王安石的面相上断言其“眼中多白”，是奸臣之相。以张方平、苏洵为首的官员反对神宗重用王安石。但这些沸沸扬扬的议论并没有动摇神宗的决心，他决定把王安石召到身边亲自考察。
神宗先是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几个月之后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神宗一听王安石来京，异常兴奋，马上召其进宫。神宗与王安石晤面，听取王安石有关政治、财政经济以至军事上的改革谋略之后，深感王安石就是能与自己成就大业的人才。而王安石亦被神宗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所折服，君臣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认，神宗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继位之初就能付诸实施，与王安石的支持有着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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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既为首相，与神宗天子相知，言听计从，立志一套新法来，即农田法、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法、免行法。荆公自以为是，复倡为三不足之说：“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因他性子执拗，主意一定，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
话说登州有一妇女，许嫁未行，闻夫婿貌丑，心甚不平，竟暗挟利刃潜往害夫。乃夫尚未睡着，慌忙起避才得不死。只因用手遮格，被断一指而去。乃夫遂鸣官诉讼，知州许遵拘妇到桉，见该妇姿色颇佳，与乃夫确不相配，遂有意帮她脱罪。令她一一承认，当为设法保全，该妇自然听命。许遵即以自首减罪论上达朝廷。王安石就同意了。
司马光愤然道：“妇谋杀夫，尚可减罪么？”王安石道：“妇既自首，应当减罪。”光又道：“该妇谋杀乃夫，谋自谋，杀自杀，能够减罪么？”王安石道：“若自首不得减罪，岂非自背律文？”两人相持不下，请神宗判断。神宗袒护王安石，也说应当减罪。
其实妇女杀夫又自首，谁也不知道该不该减罪。
熙宁三年，司马光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列举实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对司马光的指责逐一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司马光遂上书道：
臣闻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也！
看官！你想神宗方信王安石，怎能瞧得进去？看到误天下苍生句，不禁怒形于色，立将原奏掷还。司马光大声道：“陛下如不见信，臣不愿与奸佞同朝，乞即解职！”神宗也不多言，命他退去，司马光辞职离京。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每憎他兄所为误国。安国为西京国子监教授，颇溺声色。时安石为相，以书戒安国道：“宜放郑声。”安国回书与安石道：“亦愿兄远佞人也。”安国又尝力谏安石，言：“天下不乐新法，皆归咎于兄，恐为家祸，宜速罢之。”安石不听。安国泣于影堂前道：“是吾家灭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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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身上长虱子，这些琵琶状的虫子甚至出现高攀到他的胡须，传为笑柄。史料记载王安石“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由此可见他身上常年携带虱子也就不奇怪了。
有一个故事流传下来，说王安石从来不换他的长袍。一天几个朋友同他到一个寺院里的澡堂会。在他由浴池出来 之前，朋友们特意偷偷的留在外头一件干净的长袍，用以测验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经被换了。王安石洗完出来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动了手脚他完全不知道。不管怎么样，他总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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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说：“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所以我们才知道。”
太太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 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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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说：“老弟，我劝你趁着年轻，多用功念点儿书吧。” 王安石立在那儿未做分辩。王安石接受朝廷高位那一年，正好韩琦罢相。王安石在日记中曾有这样批评韩琦的话：“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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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任知制诰时，王安石的妻子吴氏给他买了一个妾。 等到这个女人进见时，王安石惊问道：
“怎么回事？”
女人回答说：“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爷。”
王安石又问：“你是谁？”
女人回答道：“奴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一船官麦，不幸沉船，官麦尽失。我们 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奴家丈夫卖掉奴家好凑足钱数儿。”
王安石又问：“把你卖了多少钱？”
“九百缗。”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告诉她丈夫不必退钱。
宋神宗赵顼致力改革，唯有改革才能实现梦想。改革是宣言书，改革是宣传队，改革是播种机。然而，由王安石起草的宣言书，组建的宣传队，操纵的播种机却因为触动方方面面的利益受到阻挠，其中也包括他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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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知府韩维报告朝廷。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争议纷纷，百姓更容易受到蛊惑。神宗则认为应听取百姓之言。
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群臣诉说免行钱之害，神宗满面愁容，欲罢除不好的法令。王安石认为天灾即使尧舜时代也无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监安上门郑侠反对变法，绘制流民旱灾困苦图献给神宗，并上疏论新法过失，力谏罢相王安石。
同年四月，曹太皇太后（慈圣皇后）、高太后（宣仁皇后高滔滔）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神宗与祖母之间感情极好，见到祖母如此伤心难过，心里也是十分内疚，恰恰此时，岐王赵颢也从旁劝说神宗应该遵从太后的懿旨，新法是不会带来什么好处的。神宗心烦意乱，怒斥歧王道：“是我在败坏天下，那你来干好了！”岐王诚惶诚恐失声痛哭。神宗面临朝廷和后宫的双重阻力，不得不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从礼部侍郎超九转而径授吏部尚书之衔。
王安石罢相后，奏请神宗让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又要求召韩绛代替自己，二人坚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吕惠卿掌握大权后，担心王安石回朝，借办理郑侠桉件的机会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兴起李士宁桉件来倾覆王安石。韩绛觉察到吕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请召回王安石。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同年，王安石《三经义》写成，加封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惠卿外调为陈州知州。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新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
王安石要求变法，既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满足个人野心，完全是出于一片报国之心。虽然贵为宰相，王安石在生活方面却极为朴素，他从未贪污一分钱，也不接受别人的礼物。金钱对他似乎毫无吸引力，他连自己俸禄的数量都不清楚，拿回家之后，任家人随便花销。王安石这种无私为国的精神感动了神宗，在他眼里，王安石不是普通的臣子，而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超出了君臣之谊。变法前期，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几乎所有大事都要与王安石商量。新法实行之后，引发了巨大的反对声浪，矛头直指王安石。神宗虽然有过迟疑和动摇，但最终还是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一边。
宋神宗死后，司马光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全盘否定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
头脑较为清醒的人们曾劝告司马光，要为年幼的宋哲宗设身处地着想，异日若有人唆使哲宗反对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将不堪设想。司马光说：“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
司马光及其后继者无视小皇帝，因而激起哲宗的不满。哲宗亲政后说，他在垂帘听政期间“只见臀背”，斥责反对派全不懂君臣之义。宣仁太后一死，反对变法的旧派随之垮台，并受到沉重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