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走过三十年，中华大地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贫穷跨向了小康社会。无不在每个人身上折射出三十年的历程，折射出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而我的三十年同样伴着改革开放的车轮走到了今天，回朔人生的三十年如弹指一挥间。
1978年我还在西北玉门地区服役，部队的生活日有三餐，食可裹腹，身着草绿色的军装还颇有风采，因为那时毕竟还是青春年少。当时是每月可以拿到到8。5元的津贴费。部队的供给制，除了买些牙膏、洗衣粉外一月还可余下七、八块钱。前两年余下的钱都分别寄给了家里。
78年的津贴费积攒起来110块钱到年底有幸买了块上海宝石花的手表，在当时算是个相当奢侈的物品了。那年因部队检修兵器去了趟石家庄，第一次走出西北，还第一次到过了北京。那时的北京是亿万人向往的地方，在天安门前照个像是必不可少的。花了五分钱的门票走进了故宫，领略了昔日皇城的辉煌。
石家庄的任务完成了，我和同行的技师押着兵器乘火车通过丰台进入到张家口，再沿着包兰线穿过广袤的内蒙，再经过兰新线回到了驻地，又回到了万古沉寂的戈壁大漠。
1979年的年初，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响。驻扎在西北的部队也进入到一级战备状态。以防战事莫测，写下了血书，提取了每个人的血型，所有的多余物品寄回了家。因为西北离当时苏联最近，相互对峙了十多年，很难保证不兵戎相见。
南疆的战事惨烈，北疆的部队枕戈待旦。还好战事没有扩大，三北的边防又归于平静。那年我的津贴因超期服役已涨到10，5元。我们驻扎的地方是个大戈壁滩，方圆数十公里没有人烟。有时长达三个多月连队才集体组织去404地区（中国最早的核工业基地）洗次澡。那时象是进城样，才有了个消费场所。其实什么也买不到，只有图书不需要供应，至多买本书看看，也算是进城消费了。
79年的10月，部队批准了我可以探家。离开家乡快四年，回家的感觉自然很激动。遥遥数千里，两天多的行程，当踏上家乡的土地感到无比地亲切。那天我是中午下的车，原来听父亲信上说过，他就在车站附近不远的商店上班。我径直去找到了他上班的地方。还好正遇上了父亲。当我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激动的半天说不出话，毕竟我们父子分别了三年零八个月。
可家乡依旧是原有的模样，县城里还是那般宁静。父亲领着我沿着古城墙下的护城河埂回到了家。家，还是那几间狭窄的矮瓦房，邻居家看到一个穿军装的来到了有六户人家的小院，细细打量，认出了我。数年的不见，乡音稍改，自是相互寒暄一番。
到年底，我要求复员，连队没准许。那时我们连的指导员提为营的教导员，连长提去当了副营长。他们找我谈话要我留下，他们所看重我的是办事稳当，虽然文化不高也能写写画画，适合当文书。于是一纸调令把我调到了营部当文书，无奈之下只好应允了他们。
1980年，在营部工作比较轻闲，不用站岗，不用值勤，也不用出操。营部下设有个指挥排，加上营部的首长也就30几个人，同在一个食堂吃饭，同在一个操场打球。我和山东的位副教导员住在同一个房，具体工作是管些营部内务，兼任营部的书记，炊事排长探家我又去顶替他一阵。平时只有收发些文件、报纸、信件和一些上传下达的事。更多的时间是用在看报读书上，因为那时只有教导员有个小收音机，其他没有别的文娱活动。那年团的给营部配了辆飞鸽牌自行车，算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后来又配了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营部到团部有20多公里，到三个连队呈三角形，分别有2到5公里，自行车成了我到团部和下到连队的交通工具。
在那时有电视看算是奢侈的，因为部队看电影并不多。自从配了电视后，团部专门把下面的人招去培过训。有了电视后戈壁滩的晚上再也不是寂静的，晚饭后如果没有别的活动，指挥排战士的就聚在营部的活动室。找我开电视，其他人是不许随便乱动的，这样我就成了他们的“放影员”在西北边陲是很难看到当天的新闻，只能通过玉门市的电视台，录转后再第二天播放，就那样也算是不错了，比报纸发到部队提前了四五天。
内地的消息通过电视传到了边疆，知道了农村开始了联产承包的生产模式。那时也不知道是什么新鲜事物，只是听些探家回来的战士说起家乡农业生产有些新变化，是好是坏也没见过这方面的报道。改革开放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农村的联产承包不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快年底时父亲听了外祖父的劝告说：国有大臣，家有长子。于是父亲一纸家书要我复员回家，我看了信后，心想不管在部队干多少年总该要回家。我把信给了我同住一个房的副教导员看了，他同意家里的看法。后来他出面做工作向营教导员和营长说了，准许我复员。
80年的12月，我移交了手头上的事，收拾了行囊准备退伍。走的那天西北的寒风呼啸，搅起沙尘吹打在停靠在低窝铺小站的火车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副教导员柃着我的行旅将我推上了车门。看着副教导员湿润的眼睛，想起他送别时的话语“过不多久我也该转业了，希望你回到地方好好工作”！我握着他温暖的大手向他道别！告别了，我的西北！
五年，带走的是对西北不忘的记忆，带走的是人生中的一段灿烂。到后来我一直保留着离开部队时的那张硬纸板的小方寸火车票，让它留在身边作为永久的纪念。
1978年我还在西北玉门地区服役，部队的生活日有三餐，食可裹腹，身着草绿色的军装还颇有风采，因为那时毕竟还是青春年少。当时是每月可以拿到到8。5元的津贴费。部队的供给制，除了买些牙膏、洗衣粉外一月还可余下七、八块钱。前两年余下的钱都分别寄给了家里。
78年的津贴费积攒起来110块钱到年底有幸买了块上海宝石花的手表，在当时算是个相当奢侈的物品了。那年因部队检修兵器去了趟石家庄，第一次走出西北，还第一次到过了北京。那时的北京是亿万人向往的地方，在天安门前照个像是必不可少的。花了五分钱的门票走进了故宫，领略了昔日皇城的辉煌。
石家庄的任务完成了，我和同行的技师押着兵器乘火车通过丰台进入到张家口，再沿着包兰线穿过广袤的内蒙，再经过兰新线回到了驻地，又回到了万古沉寂的戈壁大漠。
1979年的年初，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响。驻扎在西北的部队也进入到一级战备状态。以防战事莫测，写下了血书，提取了每个人的血型，所有的多余物品寄回了家。因为西北离当时苏联最近，相互对峙了十多年，很难保证不兵戎相见。
南疆的战事惨烈，北疆的部队枕戈待旦。还好战事没有扩大，三北的边防又归于平静。那年我的津贴因超期服役已涨到10，5元。我们驻扎的地方是个大戈壁滩，方圆数十公里没有人烟。有时长达三个多月连队才集体组织去404地区（中国最早的核工业基地）洗次澡。那时象是进城样，才有了个消费场所。其实什么也买不到，只有图书不需要供应，至多买本书看看，也算是进城消费了。
79年的10月，部队批准了我可以探家。离开家乡快四年，回家的感觉自然很激动。遥遥数千里，两天多的行程，当踏上家乡的土地感到无比地亲切。那天我是中午下的车，原来听父亲信上说过，他就在车站附近不远的商店上班。我径直去找到了他上班的地方。还好正遇上了父亲。当我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激动的半天说不出话，毕竟我们父子分别了三年零八个月。
可家乡依旧是原有的模样，县城里还是那般宁静。父亲领着我沿着古城墙下的护城河埂回到了家。家，还是那几间狭窄的矮瓦房，邻居家看到一个穿军装的来到了有六户人家的小院，细细打量，认出了我。数年的不见，乡音稍改，自是相互寒暄一番。
到年底，我要求复员，连队没准许。那时我们连的指导员提为营的教导员，连长提去当了副营长。他们找我谈话要我留下，他们所看重我的是办事稳当，虽然文化不高也能写写画画，适合当文书。于是一纸调令把我调到了营部当文书，无奈之下只好应允了他们。
1980年，在营部工作比较轻闲，不用站岗，不用值勤，也不用出操。营部下设有个指挥排，加上营部的首长也就30几个人，同在一个食堂吃饭，同在一个操场打球。我和山东的位副教导员住在同一个房，具体工作是管些营部内务，兼任营部的书记，炊事排长探家我又去顶替他一阵。平时只有收发些文件、报纸、信件和一些上传下达的事。更多的时间是用在看报读书上，因为那时只有教导员有个小收音机，其他没有别的文娱活动。那年团的给营部配了辆飞鸽牌自行车，算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后来又配了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营部到团部有20多公里，到三个连队呈三角形，分别有2到5公里，自行车成了我到团部和下到连队的交通工具。
在那时有电视看算是奢侈的，因为部队看电影并不多。自从配了电视后，团部专门把下面的人招去培过训。有了电视后戈壁滩的晚上再也不是寂静的，晚饭后如果没有别的活动，指挥排战士的就聚在营部的活动室。找我开电视，其他人是不许随便乱动的，这样我就成了他们的“放影员”在西北边陲是很难看到当天的新闻，只能通过玉门市的电视台，录转后再第二天播放，就那样也算是不错了，比报纸发到部队提前了四五天。
内地的消息通过电视传到了边疆，知道了农村开始了联产承包的生产模式。那时也不知道是什么新鲜事物，只是听些探家回来的战士说起家乡农业生产有些新变化，是好是坏也没见过这方面的报道。改革开放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农村的联产承包不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快年底时父亲听了外祖父的劝告说：国有大臣，家有长子。于是父亲一纸家书要我复员回家，我看了信后，心想不管在部队干多少年总该要回家。我把信给了我同住一个房的副教导员看了，他同意家里的看法。后来他出面做工作向营教导员和营长说了，准许我复员。
80年的12月，我移交了手头上的事，收拾了行囊准备退伍。走的那天西北的寒风呼啸，搅起沙尘吹打在停靠在低窝铺小站的火车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副教导员柃着我的行旅将我推上了车门。看着副教导员湿润的眼睛，想起他送别时的话语“过不多久我也该转业了，希望你回到地方好好工作”！我握着他温暖的大手向他道别！告别了，我的西北！
五年，带走的是对西北不忘的记忆，带走的是人生中的一段灿烂。到后来我一直保留着离开部队时的那张硬纸板的小方寸火车票，让它留在身边作为永久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