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欧洲耶稣会传教士纷纷来华,影响最大,留华时间最长者当属汤若望。2000年乌利?弗兰茨与其生活伴侣阿坦德拉?克斯特尔所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在上苍的yin影下》在德国出版,随即便引起巨大反响。德国科隆报纸予以连载,很快便先后译成多种文字。弗兰茨,1949年生于德国科隆,是自由作家,在西方被公认为中国问题专家,曾在中国德文版的《北京周报》工作多年,还做过多年的驻华记者,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和文章。他所撰写的《邓老传》被译成七种语言。为写《在上苍的yin影下》,他曾重走了汤若望的来华之路,并参考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我在德国bo恩大学任教时,他曾登门造访,预约我承担译成汉语的任务。

    汤若望是耶稣会传教士,从明末到康熙年,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七年,曾是中国钦天监的第一个洋监正,累官至太常寺少卿、光禄大夫;各种著述和译著近四十种,涉及宗教书算、天文地理、大炮制造等。曾几何时,身陷囹圄,九链加身,险被凌迟处死。后又平反昭雪,被康熙称为“鞠躬尽瘁之臣子”。汤若望这个曰尔曼奇人伟人是中德之间、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人生的诡谲在他身上也演绎得淋漓尽致。德国人对他索有好感和兴趣,所以书一出版,评论如潮,好评如潮。

    汤若望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科隆的贵族之家,xing格活跃,曾就读于远近闻名的三王冕贵族中学。由于学习成绩突出,毕业后被保送罗马的日尔曼学院。欧洲中世纪,造纸、印刷并不发达,知识传授要靠讲述和记忆;所谓知识一般理解为宗教、神学、哲学、天文学等,而这些学科都掌握在神职人员手中,他们享有无上尊荣,这也是当时许多精英效力教会的原因之一。

    宗教改革后旧教抑或天主教处于低潮。为对付改革后的基督教一一新教,一些信德昭著的司铎便采取各种举措。其中一个叫罗耀拉的西班牙人更是于1540年创立了耶稣会。耶稣会并非青灯黄卷,终日诵读,而是要学习各种知识,大办学校,造就青年一代的传教者。汤若望所就读的日尔曼学院和罗马学院正是耶稣会所办的公学。学子矢志服从教宗圣愿,任凭派遣到天涯海角,筚路蓝缕,传教弘法。这也是汤若望来华后一系列表现的原因。

    汤若望在法国神甫金尼阁的带领下于1619年到达澳门,而后从澳门进入内地。入境随俗,将其一长串的名字改为好听好记的中国名字。“adam”【亚当】念快了像是“汤”,“johann”【约翰】习惯译成“若望”,这便是“汤若望”三字的由来。此时的明王朝已是危机四伏,风雨飘摇。汤若望从抵华到明朝覆亡的二十多年间主要进行四个方面的活动:研修汉文,克服语言障碍;结交士大夫,逐步开展传教活动;参加火炮制造工程;才识被发现调入京城任天算职务。

    火药本是中国人发明,最早火炮为南宋陈觉创制,随着meng古人西征传到欧洲,这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其故乡火器反而受到冷落,武将大多向往“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到了明代火器的重要xing日益彰显,在内忧外患的重压下崇祯帝令汤若望造炮。汤被逼上马,凭着他的一点书本知识,居然成功地造出二十尊大炮。崇祯“嘉其坚利,诏再铸五百位”。汤对崇祯自缢煤山十分悲痛,说他“非常有天分,非常不幸”。

    李白成农民起义军兵临城下,崇祯自裁,群龙无首,人人自危,与明廷关系密切的老外全都跟随福王、唐王、永明王逃向南方或西南。独汤若望处变不惊,留守教堂,所幸农民军对教堂秋毫无犯。清兵入京,摄政王多尔衮令市民搬出京门,为满meng旗兵腾出房台。汤若望面临兵丁“打砸抢”,令其“扫地出门”的凶险。此时他冒险上奏,在奏折中坦承:“曾奉前朝故帝”,但所为是历法工作。清“圣朝定鼎,天运已新”,正需要新历法。汤的自荐非常及时,多尔衮恩准他“安居天主堂”,那些骄兵悍将看到睿亲王的谕旨立即作鸟兽散。他本人毫发未损,器物刻板得以保存,一场泼天大祸化解于无形。

    明代虽然产生了四大科技名著:李时珍的《徐霞客游记》,它们在当时之世界也可算是科技方面的顶尖之作。然而由于缺乏大方向较为正确的世界观的引领,后继乏力,从而缺失相应的持续发展。就拿明代历法来说,年久失修,崇祯不得不开设历局,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主其事,参加修历的外国传教士中就有汤若望。《清史稿》说他“以四十二事证西人之密,中述之疏,畴人弟子翕然信之”。1644年汤若望向清廷进呈仪器和历书范本。他还用西法推算验证了这一年8月1日的日蚀。同台测算验证的还有大统、回回两历。检验结果是:“惟西洋新法――wen合,大统、回回两历俱差时刻。”

    汤若望西法推算,“密合天行”,其天学道理也得到清廷认可,于是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这是西洋人在中国执掌观象台的肇始。不过汤若望在华传播的是托勒密的“地心说”,还不是哥白尼的“日心说”,至于伽里略于1632所发表的《世界两大体系的对话》更是闻所未闻。所进呈的仪器也老式落后。这是因为汤若望将天文和仪器看成是传教的手段。他来华四十余年,和欧洲学术界少有联系,对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无法追踪。但从其综合学养来说,堪称伟大的学者。“地心说”对“天圆地方”的概念也是突破。从中可看出,明季以来,我国的科技水平逐渐和西方拉开了距离。

    历史学家陈垣认为,汤若望之于清世祖福临“犹魏征之于唐太宗”。顺治生母博尔齐吉特氏娘家侄女突然生病,百般医治无效,太后想到汤若望多才多艺,便着人向他求药。汤称无药,但送来人一块圣牌,嘱其将圣牌挂在病家项间,祈求天主保佑。也是天缘凑巧,侄女之病霍然而愈。这位生病少女不是别人,就是孝庄皇太后为福临所选的未来皇后。为表感谢,太后拜年近耳顺的汤若望为义父,这样福临也就成了汤氏的义孙了,所以顺治称汤为“玛法”。一个是来自“极西”的远臣,一个是东方大国的少年君主;一个是知晓天文地理、学贯中西、博学多能的蔼然长者,一个是年幼失怙、渴望亲情、渴望知识、身处险地的执拗少年,这种强烈的互补xing成就了两人的忘年交。福临亲政,玛法地位更是青云直上,其远在大洋彼岸的家族也接连受封。

    汤若望当了监正,对钦天监进行改革,触犯一些人的利益。有人“素嫉西士能,处心积虑”,反对改革。还有一个以其浅薄的天文知识为官的杨光先与他们串通,诬陷汤若望。顺治去世,对汤如天柱倾倒。辅政大臣鳌拜等素不喜西士,在他的支持下杨光先等告汤等人:潜谋造反、邪说huo人、历法荒谬。第一

    条查无实据,不了了之;第二条罪状决无逃脱之理,因“邪说”二字,很难界定,以言治罪,易如反掌。为坐实第三条,加演了一出观测天象的戏。结果表明,西洋新法并不荒谬,大统回回之法远逊于前者。可这对上下其手的审判又有什么用呢?杨光先甚至令人啼笑皆非地斥道:“君子于君必以万寿为祝,愿国祚之无疆。而若望进二百年历,其罪曷可胜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皇上对大清应敬祝万寿无疆,而你汤若望只搞了200年的历法,难道200年后我大清就完了不成?用心何其毒也,真是罪该万死!”那时汤年过古稀,肢体偏瘫,久患痰厥,言语不清,打入刑部大牢,立即九链加身,只待凌迟处死。可就在此时北京突发地震,墙倒屋塌,地动山摇。这时汤的“专案组”惊恐万状,以为是上天示警,于是矛盾上交,来个金蝉脱壳,请孝庄太皇太后懿旨定夺。汤这才捡回一命,出狱后拖着病残之躯,又活了十四个月。康熙亲政,才给汤平反昭雪。汤的墓碑竖立在北京阜城门外车公庄三塔寺北京市委党校院内,这里旧称栅栏墓地。

    现在,在汤的德国科隆故乡,也为其竖立了一座汉白玉全身像,还成立了汤若望协会,以汤若望为由头研究中德之间的文化交流。《在上苍的yin影下》,这是一部数十万字的巨著,相当忠实于历史,没有为了搞笑和卖点而迎合、戏说;但它也不是处处考证的干巴巴的传记,它充满场景、情节、想象、奇遇、冒险和心路的探察。作者的想象力在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可说已是“随心所yu而不逾矩”。“矩”,就是大的历史框架,重大事件的框架。此书属小说类,当然也有杜撰。比如在日尔曼学院读书时,汤与数学老师发生同xing恋,传记中并无此记载;在罗马进行修士见习时,汤看到一位会士用神奇的中药挽救了一个重症病人的生命,应该说也属合理的想象;汤到达北京后,小说重点描写了他和龙华民的冲突,却根本没有描述他和士大夫与官员的交往,而这种交往对其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小说中的汤若望等传教士在明末到达南京时,曾受到徐光启的款待。徐光启的睿智、谦和、高雅的风度、国际眼光都写得跃然纸上,是书中的精彩段落。应该说,这是一部富有时代感和新鲜感的书。

    过去常把传教士看成是侵略的先遣队,这个看法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有些早期传教士,为了自己的信念而舍生忘死,

    客观上为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汤若望就是很突出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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