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归降清廷被掳、翁氏从容就义之后,郑芝龙对自己的长子是怀着深深的自卑和愧疚的。尤其是父子二人同被清廷封为亲王、当日属下对自己又泾渭分明、若即若离之后,这份情感中又多了一份忌惮和重视,故而返闽以来,老王对儿王一直是礼待有加的。

    但闻听了郑世森的“北联”之策之后,素来与日本幕府还算过得去的郑芝龙,却突然怒不可遏,以致“回归”到了泼水“体罚”的传统“父为子纲”的老路上了。

    “郑世森!”郑芝龙大吼一声。

    “父亲,您……唉!儿子在!”十分郁闷的郑芝龙虽然当年说是焚袍断义、让老子好自为之,可当着正牌父亲的面,还是不能一跃而起、怒目相向的,只能委曲求全、暗自置气。

    “你真是好聪慧啊你!福松君!”郑芝龙面容抽动而狰狞,从牙缝里蹦出两句日语。

    “父亲……”郑世森还想解释什么,但郑芝龙却没给他这个机会。

    “为父即便再非君非臣、人所不齿,但还是你爹!你给我好好醒醒!别忘了,你的名字早已不是什么福松,而是郑森、郑世森!你可以改名朱成功,为父不反对,毕竟这还是中国正姓!但你若是动了这个什么‘北联’的想法,你就要先彻底不认我这个爹!这次你也不用去南京夫子庙前哭拜,就乘船一艘,去江户幕府那里表忠心好了!”

    郑芝龙真的怒火中烧,不是因为儿子提出了不同于自己“南进”的“北联”政策。而是因为居然要联合日本图谋中原!

    “父亲大人……”一旁似乎无所事事的郑世忠急忙要劝解父亲。

    “你住嘴!我先教训教训自己这半个儿子再说!”郑芝龙没有消气,反而更加恼怒。

    “父亲!”

    早就习惯了当延平王、海澄王的郑世森,有些挂不住面子,而且还糊里糊涂成了“半个儿子”,实在是懊恼!那另一半的半个儿子算谁的?你看不上我,我还看不上你这个悖主投贼的老子呢!

    “你还知道叫我父亲?还一口一个‘日本’、‘日本’的!它就是倭国而已!你啊你……你怎么对得起你的生母!你口口声声的‘母亲’翁氏?她可是囫囵个儿一个倭妇,却不远万里投奔为父、投奔中华,为的什么?不就是因为她嫁给了我。他就是我郑芝龙的人!那她就是中国之人,她就只能贞洁忠烈于我中国之事!枉费老父我白白送你去了国子监,苦读什么圣贤书啊!你若执意什么‘北联’,可是想要去做割让燕云十六州的石敬瑭?”

    郑芝龙没有说什么大道理,只提及了田川松子和石敬瑭两个例子,却给颇不服气的大儿子当头一棒!是啊,自己到底还是中国之人。虽然有着一半儿日本血统,可怜自己的娘亲还死也要做中国人,自己岂能真成了千古罪人石敬瑭?

    “父亲大人,不孝之子郑世森错了!请您责罚!”

    说完,幡然悔悟的海澄王郑重其事跪了下来。

    “唉,你已是大清亲王,不要动辄就跪。起来坐下。”郑芝龙也没有让自己的暴躁情绪支配自己多久,看到儿子认错,似乎已经瞬间平复了一般,语重心长的说道:

    “其实,为父不如你读经论史那般有学问,也没能教你什么道理,但你记住了,大清也好,大明也罢,至少都是尊崇我孔儒圣学的中国之人。你跪他们,不是为了谁当皇帝,而是谁能治理好天下。倭人却窥伺天朝久矣,其心数不正,你跪了他们,哪怕是情有可原,也是认贼作父!”

    “森儿记下了!”

    “好吧,我也不难为你。南进之策可以暂缓,但留守与东进之策,你可有异议?”

    “儿子全凭父亲定夺!”郑世森态度坚定的回答道。

    郑芝龙心里这个美呀,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机会。从无尚高义的角度打压了儿子的气焰,实在是妙何如哉、妙不可言!

    “既然如此,你我父子三人就好好商议商议践行这两策的具体办法。”同安王开始将会议引领到具体落实的阶段了。

    “是。世忠愿听从父亲和大哥安排!”郑世忠当先表态。

    “父亲大人,您虽然盛年,可海上辛苦、战舰颠簸,我等实在不忍父亲再操劳奔波了。儿子以为,不若您来留守,我来东进!”郑世森看似无意的望了一眼窗外,却急忙忙说出自己的打算。

    知子莫若父,郑芝龙早就料到儿子会有如此一说,笑着点头道:

    “森儿如此孝心,为父心里真是高兴。”

    “那……”

    “不过,你还是操之过急了!”

    “还请父亲示下。”

    “留守与东进,如今还不可同时进行。留守是为自强,东进乃是自保。留守不成,东进自是必须。若留守有望,东进则是必然!”郑芝龙摇头晃脑,有些卖弄的说。

    “父亲大人,儿子有些不明白。”郑世忠一脸茫然。

    “世忠啊,你还要用脑子!留你在京师,为父可是寄予厚望。一来是让你照看好你那两个弟弟,二来就是随时打探朝局讯息。但如果你如此木讷,自保都难啊!”郑芝龙十分爱惜的看着二儿子。

    “父亲,儿子一定不负重托!”郑世忠不似大哥那般颇有心计,果然是感动不已。

    “嗯,为父就给你兄弟二人说道说道留守和东进的权衡摆布!”老爹很自然一句话把两个儿子都涵盖进来,一起训诫道:

    “留守,是因为海商。没有海商,水师难以为继,东进自然是痴人说梦一般。那些天方【“天方”是中国古代对阿拉伯的称呼】水手不是经常讲一些什么聚宝盆、阿拉神灯之类的故事吗?福建对于我们郑家。就是一生万物的聚宝盆,就是呼之欲出的神灯!万万不能舍弃!而厦漳泉三地,更是宝盆之耳、神灯之柄,须臾不得离手!”

    “如今森儿若贸然东出,一则船只、水手和粮饷仓促之间均是不足。为父在京师这几年,你虽然大行海商,可朝廷毕竟还是多有掣肘,你的海运积蓄恐怕连豢养兵士都不堪用吧?”郑芝龙尽显老到。几个月就对郑成功的财力现状有了通盘认识。

    “父亲英明!”郑世森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点头称是。

    自顺治七年以后,郑氏海商集团比较成规模的通过“北线”日本和“南线”南洋西洋这两条直线贸易,以及三地之间的“三角贸易”,每年大约有392万两至456万两白银的贸易额,其海外贸易所获利润总额,平均每年大约在234万至269万两银之间。如果算上与窃据台湾的荷兰人贸易。年平均海上贸易利润总额,大约可以达到至多350万两白银。这还仅是毛利润和理想利润额,如果再扣除缴纳给他国关税、水手的“辛劳蔬粮银”和海上失事的损失等项付出, 最终的净赚利润就不会这么多了。

    在鼎盛阶段,东南郑氏集团的军队约为15万至18万人, 当时养兵标准,每人每年费银约二十两,如此算下来。整个军队的开支,平均每年在300-360万两白银之间。要是再加上当年南明皇室的费用、部将薪俸、其他馈赠和奖赏等, 估计至少在4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海上贸易的进项还不足以完全供给郑世森的军资耗费。

    不过,海外贸易也并非是郑世森“通洋之利”的全部内容,他的海利收入,还包括征收牌饷[1]、征收外国人入口关税、在国内从事对外贸易等方面。此外,郑氏集团的财政收入还有:派征陆饷税、经营国内贸易等项,其收入也都不在少数。郑世森这几年从事的商业活动,可谓取海之利,成为他维持军队和政权开支的重要经济支柱。尽管不是全部,但其作用还是十分明显的。

    “森儿不必坐蜡。如今为父南下,朝廷今后就不会在海上贸易这件事情上再有所袭扰了!”郑芝龙看到儿子承认了自己的判断,很是满意,也出言安慰,夸下海口。

    “仰赖父亲!”郑世森无奈攀附一二。

    “好说。二则,即使我们兵马齐整、军资充裕,进取台湾却是要面对劲敌荷兰。若非准备充足而轻启战事。恐怕胜负难料。”

    “父亲所言极是。战船打造就是重中之重。”海澄王继续点头。

    “不仅如此。与红毛开展,还有一处关键,就是‘用夷制夷’。开战之前,澳门那边是一定要安排好的……我就听闻。西人的老家欧罗巴近年来也一直不太平呢……呵呵,正好可以为我所用!”

    郑芝龙知道,关于这一点,儿子是无论如何比不过自己的八面玲珑的。经此提点,郑世森果然大为感叹“姜还是老的辣”。

    “三则,朝廷既然准许我们镇守台湾,何不加以善用,让朝廷来给我们大加助力?总胜过我们单打独斗。何况广东水师那边,总兵董大勇还有不少的战船兵士。”

    “父亲果真运筹帷幄!”轮到郑世忠来送上吉利话了。

    “呵呵,你们还年轻,有的是要长进的,为父毕竟老了……”郑芝龙客气着,却望着大儿子郑世森。

    “父亲驰骋海疆数十年,儿子们的确自愧弗如。既然如此,不知父亲有何赐教?”海澄王此情此景,不得不虚心求教了。

    “呵呵,老了就是老了,驰骋海疆数十年又如何?你们终归是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不过以老夫之见,如今‘东出’为时尚早。不若‘我商你兵’,森儿,意下如何?”

    同安王不再纠缠,一语说出自己的根本打算!

    “父商而子兵?”郑世森脱口而出、大为诧异。

    年轻的海澄王的确没有想到,老家伙居然会心甘情愿让自己统兵!

    《打油诗一首.看每句首字》

    看遍近史皆失意

    正说当年有契机

    版图之外已砥砺

    去来乾坤难自知

    起身已穿六甲子

    点尽天下苦与乐

    中华辉煌万人痴

    文武皇朝唯大清

    [1] 清代,自从郑芝龙“雄踞海上,独有南海之利”之后,“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连横《台湾通史》卷25)。这种“例入二千金”的征税制是月港“引税”和“水饷”两税合二为一的统一体。郑成功继承了这种征税制度,改名为“牌饷”。“牌饷”分大小二种,大船征2100两,小船征500两,交纳牌饷后发给牌票,牌票一年一换,有牌票才能通行,如无牌票或使用过期的牌票,若被汛守兵丁抓获,货、船没官,船主、舵工拿解。到了郑经时期,又把“牌票”改为“梁头票”,“牌饷”改为“梁头饷”。“梁头饷”的征收标准,据季麒光《覆议康熙二十四年饷税文》记载:“梁头牌银一千五百两零七分,查伪郑时计船二百一十只,载梁头一万三千六百三十七担,每担征银一钱一分”。康熙十三年(1673)三藩联合反清,耿精忠起兵于福建,郑经乘机占领漳泉一带,为了筹集浩繁的军费开支,郑经又把在台湾实行的“梁头饷”推行到福建。“梁头饷”之定名始于何时已无资料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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