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恋术和qian绵等人的慷慨打赏)
一战进入1918年后，已经是最为艰难的阶段，无论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华工和其他殖民地劳工，都饱受战争的摧残。
这样旷日持久的战事，无论是在物资上，人员的损伤，还是人的精神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华工们因为没有强有力的依靠，更是无以复加地受到欺压。因为当时的中国政府软弱，在国际舞台上说话直不起腰，说的话也是人微言轻。华工们对自己不公正待遇，没有投诉之门。
就是象文祥一样，把事实的真相和调查结果，呈报给中国驻法公使馆，中国驻法公使以国书的形式照会英法当局，这样的结果往往也是成为一纸空文。
可以想象一下，英法当局本来自身就已经是麻烦不断了，每天要处理的事务可能是堆积如山，按事情的轻重缓急来排序的话，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事务，就是弄砸了也是不会出现什么严重的后果，那么在排序的时候，肯定就会往后挪，事情往往就是在这样后挪的过程中不了了之。
而作为中国人，以前是过贯了悠哉游哉的生活，清朝后期，官场是更加地黑暗，这种大老爷的官场作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能够把公文呈交出去已经是最大的努力了，在遭到拒绝和不理睬的情况下，因为一种定式思维，认为西方人瞧不起中国人，成而没有了自信和勇气再去坚持自己的立场。这也是造成事情得不到处理的中国自身的原因。
华工们的抗争完全是一种严重欺压下的本能反抗，而这些事件到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公文里，却变成了华工是无组织，无纪律，野蛮人和流浪汉，甚至暴徒。
而且许多的事件，华工们往往成为替罪羊的角色，一个不能发言，又处在弱势的群体，黑锅不放到你的身上，还能放到谁的身上呢。只有放到华工们的身上才最叫人省心，因为就是有怀疑，为了不让麻烦缠身，别人也是不会去追查什么的。
这些向上呈报的公文，之所以有这些指责，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英国和法国的华工管理者，在找借口推脱责任。这也是这些人惯用的伎俩。
如果把华工们说得一无是处，那么从意识形态上就已经断定所有事件一定是华工们惹的事。跟他们的管理好与坏扯不上关系，他们也就毫无责任可言。
他们的这些指责，完全跟市井里，村落中的妇人争吵是一种情形，妇人们都会捕风捉影地，毫无根据地用所有恶毒的词汇来诋毁对方，只要嘴里痛快，嘴巴怎么说得顺口就会怎么来。
这些英国和法国的华工管理者就是采取的这种妇人们的战术，他们相对于吵架的妇人还要厚颜无耻。而华工们在这样的对抗中却没有吵架妇人对手的地位，妇人们吵架，至少，两个人是可以同时相互攻击的，双方都有话语权。华工们却不能享受这种对等的能够说话和为自己辩护的话语权。
所有这些对华工的指责完全是英，法华工管理者们的一面之词。
当然，就算英，法当局给华工们这样的话语权，这样的冲突，在那样的战争环境条件下，也是要服从战争军事管理条列的，尤其是在英军的华工营。
中国的北洋政府，当时是孙中山在南方成立了军政府，各路军阀分地而据，皖系和奉系全都是虎视眈眈，就是北洋政府内部也是存在府院之争，于是他们只好求助于外部的帝国主义的帮助和扶持来扩充自己。
这样一个摇尾乞怜的政府，能期待他们在国际舞台上为华工们强烈地去争取利益吗。在一些国际的谈判和交往中最先牺牲掉的就是这些毫无话语权的华工们的利益。
华法教育会和后面到来的基督教青年会虽然在关注着华工们的处境，但这些民间组织，在政治舞台上能够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他们主要是帮助华工们提高自身的素养，而非去为华工们在英法当局面前争取权益。
这样华工们的利益保障，就完全靠英法当局在道德范畴内去给予，在开始招募时签订的合同，在到达法国之后，很多的地方，尤其是在前线的华工，合同已经成为了一纸空文。
文祥在给华工们维权的时候，就常常处于一种两难的尴尬的境地，向英法当局和中国驻法公使馆递交的调查材料，往往都是如沉大海，没有了回音。如果事情没有得到解决，不知真相的华工们，就认为你没有或是压根就没有去为他们办事，他们看你的目光就会带有怀疑的态度。
在一个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华工偷铁路公司的煤炭的事件中，文祥前往调查，开始华工们看到文祥的到来，就好像看到救星一样，纷纷向文祥反映情况。事件的真相是这样的，由于管理华工的部门，没有提供燃料给华工连，华工们要做饭，总不能空手就能生出一堆火来，于是，华工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就自己去寻找燃料，看到铁路公司的煤放在那里，就挑来做饭。
管理华工的部门，为了掩盖自己的过失，在报告中就没有提及燃料提供的事，只把单纯的华工偷煤事件给呈报上去，并且大势地渲染，在这个事件中，华工就变成了行径卑劣的小偷。
满是委屈的华工就受到了处罚，文祥把华工反映的情况如实地呈报给了中国驻法总领馆，文祥还担心效果达不到，又把自己调查的材料报给了管理华工的事务处。这样双管齐下，文祥认为能为华工们澄清事实。
但文祥的调查材料却如沉大海，淹没在炒作华工是卑劣小偷的舆论之中。
时间一天天过去，对华工的处罚和舆论都没有丝毫的改变，华工们开始不再信任文祥了，面对华工们不信任的目光，文祥是无言以对，解释都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说起。
一战进入1918年后，已经是最为艰难的阶段，无论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华工和其他殖民地劳工，都饱受战争的摧残。
这样旷日持久的战事，无论是在物资上，人员的损伤，还是人的精神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华工们因为没有强有力的依靠，更是无以复加地受到欺压。因为当时的中国政府软弱，在国际舞台上说话直不起腰，说的话也是人微言轻。华工们对自己不公正待遇，没有投诉之门。
就是象文祥一样，把事实的真相和调查结果，呈报给中国驻法公使馆，中国驻法公使以国书的形式照会英法当局，这样的结果往往也是成为一纸空文。
可以想象一下，英法当局本来自身就已经是麻烦不断了，每天要处理的事务可能是堆积如山，按事情的轻重缓急来排序的话，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事务，就是弄砸了也是不会出现什么严重的后果，那么在排序的时候，肯定就会往后挪，事情往往就是在这样后挪的过程中不了了之。
而作为中国人，以前是过贯了悠哉游哉的生活，清朝后期，官场是更加地黑暗，这种大老爷的官场作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能够把公文呈交出去已经是最大的努力了，在遭到拒绝和不理睬的情况下，因为一种定式思维，认为西方人瞧不起中国人，成而没有了自信和勇气再去坚持自己的立场。这也是造成事情得不到处理的中国自身的原因。
华工们的抗争完全是一种严重欺压下的本能反抗，而这些事件到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公文里，却变成了华工是无组织，无纪律，野蛮人和流浪汉，甚至暴徒。
而且许多的事件，华工们往往成为替罪羊的角色，一个不能发言，又处在弱势的群体，黑锅不放到你的身上，还能放到谁的身上呢。只有放到华工们的身上才最叫人省心，因为就是有怀疑，为了不让麻烦缠身，别人也是不会去追查什么的。
这些向上呈报的公文，之所以有这些指责，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英国和法国的华工管理者，在找借口推脱责任。这也是这些人惯用的伎俩。
如果把华工们说得一无是处，那么从意识形态上就已经断定所有事件一定是华工们惹的事。跟他们的管理好与坏扯不上关系，他们也就毫无责任可言。
他们的这些指责，完全跟市井里，村落中的妇人争吵是一种情形，妇人们都会捕风捉影地，毫无根据地用所有恶毒的词汇来诋毁对方，只要嘴里痛快，嘴巴怎么说得顺口就会怎么来。
这些英国和法国的华工管理者就是采取的这种妇人们的战术，他们相对于吵架的妇人还要厚颜无耻。而华工们在这样的对抗中却没有吵架妇人对手的地位，妇人们吵架，至少，两个人是可以同时相互攻击的，双方都有话语权。华工们却不能享受这种对等的能够说话和为自己辩护的话语权。
所有这些对华工的指责完全是英，法华工管理者们的一面之词。
当然，就算英，法当局给华工们这样的话语权，这样的冲突，在那样的战争环境条件下，也是要服从战争军事管理条列的，尤其是在英军的华工营。
中国的北洋政府，当时是孙中山在南方成立了军政府，各路军阀分地而据，皖系和奉系全都是虎视眈眈，就是北洋政府内部也是存在府院之争，于是他们只好求助于外部的帝国主义的帮助和扶持来扩充自己。
这样一个摇尾乞怜的政府，能期待他们在国际舞台上为华工们强烈地去争取利益吗。在一些国际的谈判和交往中最先牺牲掉的就是这些毫无话语权的华工们的利益。
华法教育会和后面到来的基督教青年会虽然在关注着华工们的处境，但这些民间组织，在政治舞台上能够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他们主要是帮助华工们提高自身的素养，而非去为华工们在英法当局面前争取权益。
这样华工们的利益保障，就完全靠英法当局在道德范畴内去给予，在开始招募时签订的合同，在到达法国之后，很多的地方，尤其是在前线的华工，合同已经成为了一纸空文。
文祥在给华工们维权的时候，就常常处于一种两难的尴尬的境地，向英法当局和中国驻法公使馆递交的调查材料，往往都是如沉大海，没有了回音。如果事情没有得到解决，不知真相的华工们，就认为你没有或是压根就没有去为他们办事，他们看你的目光就会带有怀疑的态度。
在一个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华工偷铁路公司的煤炭的事件中，文祥前往调查，开始华工们看到文祥的到来，就好像看到救星一样，纷纷向文祥反映情况。事件的真相是这样的，由于管理华工的部门，没有提供燃料给华工连，华工们要做饭，总不能空手就能生出一堆火来，于是，华工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就自己去寻找燃料，看到铁路公司的煤放在那里，就挑来做饭。
管理华工的部门，为了掩盖自己的过失，在报告中就没有提及燃料提供的事，只把单纯的华工偷煤事件给呈报上去，并且大势地渲染，在这个事件中，华工就变成了行径卑劣的小偷。
满是委屈的华工就受到了处罚，文祥把华工反映的情况如实地呈报给了中国驻法总领馆，文祥还担心效果达不到，又把自己调查的材料报给了管理华工的事务处。这样双管齐下，文祥认为能为华工们澄清事实。
但文祥的调查材料却如沉大海，淹没在炒作华工是卑劣小偷的舆论之中。
时间一天天过去，对华工的处罚和舆论都没有丝毫的改变，华工们开始不再信任文祥了，面对华工们不信任的目光，文祥是无言以对，解释都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