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老虎的血口又进了鳄鱼的嘴巴。

    ——泰国谚语

    在青海省的乐都县,腊梅长到8、9岁的时候,除了上面有一个哥哥连朝,下面还有了迎春、夏荷和秋菊3个妹妹。

    母亲王天英为了减轻家中的负担,把腊梅送到南山虎狼窝的娘家兄弟那里,一是让她给舅舅们的家里带孩子,二是也可以混上一顿饱饭吃。

    舅舅毕竟是亲舅舅,对腊梅自然是很好的。但是,男人又毕竟是男人,没有女人一般细心。因此,舅舅们对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小事情都没有看到眼睛里。

    舅母们则不同了,一是心眼细密而挑剔,二是斤斤计较,三是私心很重。她们在舅舅们的面前对腊梅的态度还不错。倘若舅舅们不在家的时候,她们不是吊脸子就是语带责备,让腊梅的心中充满了委屈和郁闷。

    腊梅在虎狼窝的心情一直都不好。有的时候,她抱着孩子来到村边的小溪边,流着悲伤和委屈的眼泪,向潺潺的流水诉说自己的心里话,请求汇入湟水河的小溪给父母捎个话去,快一点接自己回家去。

    1948年的夏天,腊梅已经13岁了。她在虎狼窝整整待了4年的时间。舅舅们家里的孩子长大了,不再需要她的照看了。舅母们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腊梅的日子也更加难过了。

    一天,父亲巩国原和哥哥巩连朝突然来到了舅舅家,打算接腊梅回家去。

    腊梅高兴极了,急忙收拾好自己的衣服,跟着父亲和哥哥头也不回地下山回家了。

    腊梅回到阔别4年的家中,为了好好地表现从早到晚拼命地干活,生怕父母再把她送到什么亲戚的家里去。

    一天,腊梅正在厨房收拾碗筷,突然听到有人拍打院门的声音。她放下手中的碗筷,跑出去打开了插住的院门,看见一个当官模样的老爷带着3、4个人走了进来。

    他们一边打量着院子的各个角落,一边问道:“尕丫头,巩国原在家吗?”

    巩国原闻声从正屋里边掀起门帘子,伸出脑袋惊讶地说道:“在。在。快请进。出什么大事啦?怎么惊动您马大人了?”

    马大人是乐都县的副县长,回回人,专门负责全县的征兵、赋税等事务,是一个对老百姓还算善良的官老爷。

    巩国原殷勤地请马县长等客人坐下,然后让腊梅赶紧端上来热茶,惴惴不安地站立在旁边,等候马县长发话。

    马县长用嘴吹开浮在水面上的茶叶,呷了一口茶水咽了下去,然后慢腾腾地说道:“巩国原啊,省府又下命令征兵了。我思谋着你们家的连朝已经18周岁了,符合服兵役的要求了。”

    巩国原一听到马县长这话有点着急了,有点口吃地说道:“马大人,您是知道的,瑙就这么一个儿子。他要是当兵一走,瑙这个家里可怎么办?万一……求求您,再宽容一下吧。”

    马县长不悦地说道:“瑙可是已经帮了你好几年的忙了啊。今年说什么也躲不过去了。瑙要是完成不了征兵的任务,人家马芳和韩功说了要拿掉瑙的脑袋壳呢。”

    巩国原几乎哀求地说道:“求求您,再帮忙给瑙们想一想办法吧。”

    这时候,王天英从侧屋里款款地走了出来,双手端着一碟子黄梨,笑盈盈地说道:“什么风把马县长给吹来了?这是瑙去年秋天储存的黄梨,味道好得很,马县长吃一个尝一尝?”

    马县长笑着拿起了一个黄梨在手里摩挲了几下,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了一圈,说道:“瑙倒是还有一个法子,就是两个人到西宁城里给大官的家里当差,这样可以顶上一个兵役。要不,你们家里出上两个人去当差?”

    巩国原本打算一个人也不出,现在却要出两个人,一时急得脑门上渗出了汗珠,张着嘴巴半晌说不出话来。

    王天英倒是十分干脆,马上回答道:“还是马县长的主意好!瑙的两个尕娃到西宁城里当差,又是在大官的家里头,不愁吃,又不愁喝,还没有性命上的危险。这是半夜三更打灯笼也找不到的好差事啊。”

    马县长高兴地笑了起来。他站起身来,如释重负地说道:“好。就这么说定了。明天上午瑙来带人。哎,刚才开院门的尕丫头是阿(哪)一个?”

    王天英赶紧把腊梅从侧屋叫了过来,让她向马县长问好。

    马县长一边打量着腊梅,一边笑着说道:“这个尕丫头皮肤粉粉的,模样也俊俏,性格也很温和,要是给瑙们家做儿媳妇就好了。”

    腊梅听到这话脸蛋立刻羞得通红,赶紧躲到侧屋去了。

    巩国原说道:“瑙们是平头老百姓,哪里敢高攀马大人啊!”

    王天英扯了一下巩国原的衣襟,嗔怪道:“人家马县长是在说玩笑话呢。你还当真顺着杆子往上爬啊?”

    第二天上午,巩连朝带着巩腊梅一起到乐都县府报到,然后和几个同是乐都的丫头一起坐上了前往西宁的马车。

    腊梅认为哥哥和自己一起去西宁做工,身边有一个坚强的依靠,因此心中一点儿也不害怕,反而对西宁城产生了一些向往。

    马车沿着湟水河边的沙土大道向西宁城快速地驶去。

    马车的后面扬起了一片烟雾般的尘土。透过弥漫的灰尘,家乡在巩连朝和巩腊梅的眼睛中越来越远了,也越来越朦胧了。

    在西宁城的西北角湟水河畔的小桥,住着一个大户人家。这个人家的院墙十分高大,要比平头来百姓家的院墙高了两倍,让路过这里的每一个人对大墙里边充满猜测和联想。巨大的院子大门漆成了朱红色,更显得这户人家气势不凡。五颜六色的门楣上面挂着一块刷成蓝色的长方形大木匾。木匾上面写着两个醒目的黄色大字:韩府。

    韩府的主人名叫韩功,1901年5月1日出生在当时属于甘肃省的循化县,是大元时期来到那里的撒鲁尔人尕勒莽的后代。

    韩功没有念过一天书,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他早年是马家手下的一名厨子,因为烧得一手人人夸奖的好饭菜,又有奉迎拍马的巧嘴皮,一次偶然的机会被马芳慧眼相中,放在自己的军队中当了一个小头目,参加了陆军骑5军和第82军军官训练团的第3期学习。

    韩功虽然没有一点文化,可是领兵打起仗来从来不怕死,而且对上司马芳更是忠心耿耿、说一不二,因此一步一步地提升上来,成为了马芳死心塌地地铁干将。

    1931年4月,马芳派遣自己的军队从扁都口穿过祁连山,出兵河西走廊,驱逐了盘据在甘州的尕司令马英。

    韩功因为在这场攻占河西走廊的战役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再一次被马芳提升了官职。他奉马芳之命率领一支军队驻防在甘州,实际上成为了统治甘州地区的草头王。

    韩功在甘州一待就是10年时间。他坐地为王,大肆掠夺和搜刮民财,盗取当地丰富的文物珍宝,砍伐毁坏祁连山里的大片林木。

    祁连山中的林木资源十分丰富,这在干旱缺少绿色植被的大西北极为珍贵。官府从大清开始就严禁任何人进山砍伐山林。

    韩功既为甘州的土王,山里的一棵棵大树自然成了他的摇钱树。他一次又一次地派遣士兵进山,滥砍乱伐。1937年3月,韩功派出4个营的人马,从甘州的龙首堡黑河口和民乐的大都麻、酥油口、小都麻口进入祁连山,在冰沟台、大小鹞子沟滥砍乱伐,仅大都麻一处就砍伐了15万株松木,在黑河口砍伐了22万株,在其它各处砍伐的松木不下10万株。第二年夏天,黑河水势涨大的时候,他们把这些木料在从黑河河道顺水运出,强行在附近的各县销售,大发横财。

    1939年,韩功再一次派兵在大都麻实施了破坏性的大砍伐,致使昔日茂密的大都麻林区变成了光山秃岭,严重破坏了祁连山区的生态平衡,造成下游地区干旱缺水,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甘州是丝绸之路上重要驿站,也是联系中原与西域、中亚、西亚的重镇,拥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

    贪得无厌的韩功对文物珍宝当然不会放过。他不择手段地大肆盗取文物。例如,金塔的金顶、大佛寺的明代大钟都被盗运到了青海,后来下落不明。

    韩功派出工兵营,对甘州西城驿一带的汉墓群滥加挖掘,仅挖出来的汉砖在修路的时候就铺砌了7公里长的路面,使这一庞大的古墓群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韩功作为甘州的统治者,对民间的横征暴敛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使广大人民深受其害。他屡屡借口军饷不足,强行向工商界摊派借饷,霸占了祁连山的金矿,强征骆驼贩运大烟土,借清乡之名敲诈搜刮民间的财物。

    后来,韩功撤离甘州的时候,征调了数千辆大车,并且从祁连山抢来成群的藏民牦牛,连续几个月为他运送财物和粮食,可见他在甘州聚敛的财物有多少。

    1937年初,红军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的时候,韩功受马军前线总指挥马元海的节制。

    在倪家营地的血战中,韩功的军队骑兵、步兵作为马军的主力,再加上民团,对红军实行层层包围,轮番攻击。队伍的后边还以大刀队压阵,前面有后退的人立即砍头。

    7个昼夜的血战,韩功杀害了难以计数的红军战士

    西路军失利以后,甘州成为红军俘虏和伤病员的集中地。

    韩功对红军俘虏使用了极其残忍的手段进行伤害。残害的手段包括火烧、吊打、枪杀、刀砍、活埋,甚至剥皮、挖心和取胆。他在当时改名为张掖县的甘州境内杀害了3240名红军,其中,枪杀575人,烧死56人,活埋2609人。

    张掖的东教场、牛王宫、高家庄、下滩子、十里行宫、韩家花园、义园广场、北城墙根都掩埋着红军将士的尸骨。

    东教场成为最恐怖的杀人场。韩功的手下经常在半夜里大批活埋红军的伤病员。他们先是用大刀、镢头、斧子、和铁锨进行一阵疯狂的砍杀,然后不管是死是活全部推进大坑里埋掉。

    第二天早晨,当地的老百姓发现,大坑四周的血像河水一样流向大路和路边的田里。地上扔满了帽子、背包和布鞋。一个女红军和两个小孩子浑身血淋淋地从土坑里爬了出来,又被刽子手拉回去用土埋掉了……

    高金城是一名信仰基督教的医生,在河西走廊开有自己的医院,在当地拥有较好的社会基础和口碑。

    中共领导决定利用他的身份开展营救红军被俘和失散人员。

    高金城以修复福音堂、重开医院为名,向韩功索要被军队据为伤病医院的福音堂,并以甘凉肃抗敌后援会主任的身份建立了福音医院,私下里接收抗日伤病员住院治疗,协助寻找流散的红军官兵。

    不久,他与流散红军建立的临时党支部取得了联系,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的关怀、西安事变后的国内形势和在兰州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的情况,并且以缺少护理人员为借口,向韩功要回了红军女战士王定国、徐世淑等人,拯救了她们的生命。

    在临时党支部的密切配合下,高金城开始了营救红军的工作。他的医院20张床位经常住满了红军伤员。等到伤员痊愈以后,他又一批又一批地护送到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再转送到延安。

    流散红军大批离开张掖引起了韩功的怀疑。

    不久,韩功手下的一位处长告诉高金城,韩大人的手上有一份准备杀害的共产党员名单,其中也有他的名字,劝他迅速离开张掖。,

    高金城认为自己担负的任务尚未完成,便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继续设法营救流散的红军官兵。

    1938年2月3日凌晨,韩功谎称自己得了急症,派人前去请高院长出诊,把高金城骗到了第100师的司令部。

    韩功逼迫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要他交出共产党员的名单,彻底交代到底放走了多少共党分子。

    高金城大义凛然,临危不俱,大声地赞扬共产党爱国爱民,是抗日救国的民族英雄,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是民族的败类,韩功是嗜杀成性的土匪和刽子手。

    韩功恼羞成怒,命令手下砍断了他的四肢。

    高金城忍受着剧烈的疼痛,继续痛骂韩功和国民党,最后被活埋在张掖大衙门的后花园里。

    1941年9月,国民政权监察院于院长到河西走廊巡视,路经张掖南关的时候,看到有数名老人跪在大街的中心,头上顶着状纸,拦住于院长的汽车告状,声泪俱下地控诉韩功的累累罪行。

    韩功听说此事以后心中十分恐慌,妄图贿赂于院长为自己开脱。他给于院长送上了在黑水国遗址中挖出的两只古陶罐,悄悄地在陶罐里装满了砂金,用红布蒙住罐口。

    于院长察觉以后当即严辞拒绝,拂袖而去。

    韩功从此胆颤心惊,害怕上面对他的恶行展开调查。

    事过不久,他的官运果然遭到了变故。

    当时,国民政权已经在甘肃站稳了脚跟。老蒋立即派遣嫡系部队进驻河西走廊,将韩功的军队调到了青海的罗家湾。

    落架的凤凰不如鸡。韩功回到青海以后军权随即被剥夺。马芳为了和他撇清关系,干脆打发他返回循化的老家赋闲去了。

    韩功虽然心中十分不情愿,但是,望着自己聚敛来的大笔钱财,心里偷偷地骂道:“他奶奶的,反正老子也不吃亏。何不暂时偃旗息鼓、休养生息呢?”

    韩功记得“狡兔三窟”的故事。他把自己的财物一分为二,在西宁城里藏匿了一些,随身带了一些,便打道回府了。

    谁知道,韩功刚走到化隆县的地界,就遇到了一帮从山上冲下来的土匪。土匪把他的财物洗掠一空。

    他怀疑是马芳暗中使坏,但是为了保住性命,只好舍弃钱财,仓皇地逃回了循化。

    1948年6月,时来运转的韩功当选为国民政权监察院监察委员。

    韬光养晦的韩功感到扬眉吐气,兴高采烈地带着大小姨太太,重新回到了省城西宁,取到了当年藏匿起来的钱财,在湟水河畔的小桥附近盖起了一座宏大的私宅大院,悠然地颐养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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