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改革之后的大明官员休假条例，除了清明、中秋、重阳和春节这四个长假期之外，其他日子都要按照七日一休的工作时间上下班，其中春节更是从正月初一休到了正月十五。
和从前的官员相比，今日的大明官员总算有了公私时间的观念。虽然在过去，官员名义上要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君王，但要不要亲自处理公事其实都是由自己决定的。
有些官员就认为，除了断案、与民休息和规劝君王之外，其他具体事情就是小吏们的工作，不应该拿那些琐碎小事劳烦自己。
因此在崇祯登基之前，一些前往偏远地方任职的县令，从上任开始就有没办过公事的。征收钱粮差役的杂务交给师爷、县中大户去主持，民众之间的纠纷则交由小吏和士绅去调解，务必不让百姓把状纸递到自己面前，以求一个息讼的美名。而他自己则每日在后衙读书冶游，偶尔召集县内的士人聚一次会，谈论诗词文章。
混个三五年之后，让地方上的士绅大户出钱鼓吹一下，弄一个无为而治的名头，这就升官而去了。对于一心安稳做官的上司来说，这种不给自己找麻烦，地方上的士绅大户又满意的下属，自然是他们喜欢的好下属。
毕竟在这样的世道，但凡有个想要做事的下属，不是先动了体制内已经分配好的利益，就是得罪了把持地方事务的士绅大户。也只有不做事的人，才会不犯错误，大家论资排辈的安稳过日子不好吗？只要你资历到了，自然就会有你的出头之日。何必去乱折腾，得罪了上司、同僚和地方大户，这官还能当的下去么。
不过登基后的崇祯似乎并不这么看，他宁可把官员的时间分割成公私两部分，承认官员是有着自己的生活的，也不愿意养着一帮整天想要混日子的官员。
自朝廷开始实施官员上下班和休假条例，并重启了张居正制定的考成法。虽然这考成法基本被改了大半，从重罚的思想变成了以奖励为核心，但这新式的实绩评分办法，总算是淘汰了不少尸餐素位的府县官员。
这些新法令实施了十来年的后果就是，官员们总算开始慢慢接受了一个观念，自己并不是为君主工作，而是为国家工作。为主君工作重要的是他们的忠诚，而为国家工作重要的则是有无尽职。
只要能够在工作时间内完成自己的工作，那么就可以下班时间享受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所谓的公私分明。严格的来说，上下级官员之间的人身附庸关系在减弱，保持距离的工作关系正渐渐形成。
虽然并不能让大明的人情社会完全改变，但是相较于过去的社会而言，原本官场上习以为常的人身附庸关系，正慢慢被视为一种不正常的，有害官员操守的旧传统。如果按照崇祯的看法，这就是该被淘汰的封建残余。
对于温体仁这样的执政大臣来说，他们并不觉得忠诚君主、师长和忠诚国家、党派究竟有什么了不得的区别。不过相对于前者来说，后者的忠诚似乎更可利用一些。
毕竟原则上全大明子民的效忠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代表上天的大明天子。可在实际操作中，士绅们总是会在地方百姓、家族成员、下级官吏面前，让自己代表大明天子来接受他们的效忠。所以对于天子的效忠，最终都会转变为对于官员、上司和家族领袖的效忠。
这种一级压着一级的效忠之链，有时候会让某些权臣们觉得束缚了自己的自由。也让地方士绅难以煽动民众去对抗皇帝的命令，这将有可能直接瓦解底层的秩序。因此倒不如让民众们去效忠一个无法思想和发号施令的国家概念，如此一来他们指责皇帝的命令时，就不必那么束手束脚了。
不过此时的大臣和士绅们并没有注意到，当皇帝解除了臣民对自己的强制效忠关系之后，也就相当于解开了百姓对于其他人的强制效忠关系。在政治身份上，大明的百姓终于在法理上成为了一个自由人，而大明百姓所要效忠的国家，事实上还没有以法律的方式进行正式注释，只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名词而已。
不过对于此时的温体仁来说，他并不是那么的关注这个问题。作为大明崇祯朝第三位首辅，他现在正忙着接手这个国家的中枢权力，并开始清除钱谦益在中枢留下的影响力。
作为崇祯朝的首辅来说，温体仁无疑是比较幸运的。崇祯朝第一任首辅黄立极的主要工作，是继天启朝阉党对地方士绅的打压之后，继续在大明的旧政治体制上开出一个大洞来，建立起崇祯朝改革的基础。
黄立极的工作其实是极不讨好，所以做完了一任首辅之后，便在朝中清流和地方士绅的喝骂声中退休回家了。虽然黄立极的儿子和门生都受到了皇帝的保护，但黄立极本人却依然成为了市井百姓口中的奸邪，差不多成为了和严嵩比肩的人物。
至于崇祯朝第二任首辅钱谦益，本身因为性子较软才被皇帝推上了这个位子，不过是借助其新东林党领袖的声望，以调和朝廷内部的官员分歧，将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并稳住地方士绅而已。
钱谦益这十年中任期的表现大约是达到了皇帝的要求，但却也把自己的名声丢了差不多了。身为首辅居然没能够维护前东林党人所代表的江南士绅利益，而且在任上不仅连续兴起了打压士绅的大案，最重要的是任期最后三年的连年大旱，使得钱谦益在民间被挨骂的声音，也不比黄立极少多少。
至于去年中秋之后接替钱谦益上台的温体仁，刚上任没多久北方的旱情就开始得到了缓解。特别是因为黄河以北地区土豆、玉米的大量引种，区域内人口的连续外迁，使得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等地的粮食生产终于出现了收支平衡的年份。
而河南、山东、安徽等地的旱情，也远不及前两年严重。加上海外粮食的生产、收购、运输组织渐至成熟，使得今年的灾区百姓，终于没再出现大规模的死亡，而各地高企的粮食价格也开始有所回落。
过了崇祯十五年的春节之后，河北南部数县去年爆发瘟疫的地区，又传来了疫情已被控制的好消息。一时之间，好消息不断向京城传来，连带着民间百姓谈到温体仁的口碑都是极好的。
就连温体仁都听说，已经有人开始鼓吹贤人出而奸邪远，朝堂上终于开始正本清源了，所以灾祸才会渐渐远去，接下来大明朝总算是走上正道了。
温体仁听后固然有些飘飘然，但也有人对传言是极为恼火的。比如前首辅钱谦益大人，据说在家中就把最心爱的一件茶盏都给砸了。
不过温体仁心中舒畅归舒畅，却同样不敢轻忽大意。他这个首辅可真是来之不易，如果不是崔呈秀和冯铨为新旧东林党人所抵制，而钱谦益的门生瞿式耜又缺乏党内的支持，首辅之位还真难以落到他的头上。
虽然崇祯最后和钱谦益达成了协议，让瞿式耜接任两广总督，以换取钱谦益支持温体仁上位，但是他也不得不让出了吏部尚书的推荐权，让皇帝直接提拔了南京礼部尚书王朝聘接了他的位子。
温体仁觉得在崇祯朝自己也算是进步迅速，从一介中层官员入吏部尚书，现在又接了首辅的位子。但是和王朝聘一比，那就真是不值一提。人家起点不过是一个教授，但是三四年内就被提到了礼部尚书的位子，要不是年纪确实有些大了，估计还有机会坐一坐这首辅的位子。
不过即便对方提拔的如此迅速，朝中上下也不敢指责这位新吏部尚书是幸近之辈。因为在王朝聘身后站着的，是一个刚刚兴起的两湖学派。这三、四年里，两湖乡绅不计代价的支应朝廷的粮差，现在终于得到了一个回报，两湖士绅在皇帝的倾斜支持下，正快速的挤占着原本属于江南士绅的特权。
作为大明最为出色的政客，温体仁很快就从中闻到了双方在私下交易的味道。在两湖士绅兴起的同时，也是湖南、湖北两所大学在地方支持燕京大学，呼吁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的开始。
国家开办的学校体系正逐步取代着私塾—书院的私人教育，而过去皇帝经常挂在嘴边的，中小学校不过是用来教育平头百姓识字，和为国家培育人才的的官学和书院并不是一回事等话语，现在已经渐渐听不到了。
倒是某个刚刚被皇帝赦免，从海外回来就被聘用为燕京大学教授的人物，却开始鼓吹夫子有教无类，官学、书院教出的书生地位并不高于学校毕业的学生。并且如今一些官学和书院的教师不仅才学浅薄，有人连经义都没搞懂，就靠着门生同窗的关系混在官学和书院内误人子弟。还有些人更是品格低下，不仅在家欺压良善，甚至还在教学中诋毁朝政，以误导书院的书生们非议朝政。
由是这位复社前领袖在士林中疾呼，一是要求朝廷对于私人教育进行更为严格的管制，以避免书院变成叛逆分子的大本营；二是要求在朝廷准许开设的私塾—书院内教授大明历代皇帝的语录文选，以令大明的读书人了解我大明历代皇帝为国为民之忧思云云。
对于这位前复社领袖回国之后的180度转变，南北士林一时为之失声，但是其声势却如烈火烹油，迅速的从京城向地方蔓延开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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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从前的官员相比，今日的大明官员总算有了公私时间的观念。虽然在过去，官员名义上要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君王，但要不要亲自处理公事其实都是由自己决定的。
有些官员就认为，除了断案、与民休息和规劝君王之外，其他具体事情就是小吏们的工作，不应该拿那些琐碎小事劳烦自己。
因此在崇祯登基之前，一些前往偏远地方任职的县令，从上任开始就有没办过公事的。征收钱粮差役的杂务交给师爷、县中大户去主持，民众之间的纠纷则交由小吏和士绅去调解，务必不让百姓把状纸递到自己面前，以求一个息讼的美名。而他自己则每日在后衙读书冶游，偶尔召集县内的士人聚一次会，谈论诗词文章。
混个三五年之后，让地方上的士绅大户出钱鼓吹一下，弄一个无为而治的名头，这就升官而去了。对于一心安稳做官的上司来说，这种不给自己找麻烦，地方上的士绅大户又满意的下属，自然是他们喜欢的好下属。
毕竟在这样的世道，但凡有个想要做事的下属，不是先动了体制内已经分配好的利益，就是得罪了把持地方事务的士绅大户。也只有不做事的人，才会不犯错误，大家论资排辈的安稳过日子不好吗？只要你资历到了，自然就会有你的出头之日。何必去乱折腾，得罪了上司、同僚和地方大户，这官还能当的下去么。
不过登基后的崇祯似乎并不这么看，他宁可把官员的时间分割成公私两部分，承认官员是有着自己的生活的，也不愿意养着一帮整天想要混日子的官员。
自朝廷开始实施官员上下班和休假条例，并重启了张居正制定的考成法。虽然这考成法基本被改了大半，从重罚的思想变成了以奖励为核心，但这新式的实绩评分办法，总算是淘汰了不少尸餐素位的府县官员。
这些新法令实施了十来年的后果就是，官员们总算开始慢慢接受了一个观念，自己并不是为君主工作，而是为国家工作。为主君工作重要的是他们的忠诚，而为国家工作重要的则是有无尽职。
只要能够在工作时间内完成自己的工作，那么就可以下班时间享受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所谓的公私分明。严格的来说，上下级官员之间的人身附庸关系在减弱，保持距离的工作关系正渐渐形成。
虽然并不能让大明的人情社会完全改变，但是相较于过去的社会而言，原本官场上习以为常的人身附庸关系，正慢慢被视为一种不正常的，有害官员操守的旧传统。如果按照崇祯的看法，这就是该被淘汰的封建残余。
对于温体仁这样的执政大臣来说，他们并不觉得忠诚君主、师长和忠诚国家、党派究竟有什么了不得的区别。不过相对于前者来说，后者的忠诚似乎更可利用一些。
毕竟原则上全大明子民的效忠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代表上天的大明天子。可在实际操作中，士绅们总是会在地方百姓、家族成员、下级官吏面前，让自己代表大明天子来接受他们的效忠。所以对于天子的效忠，最终都会转变为对于官员、上司和家族领袖的效忠。
这种一级压着一级的效忠之链，有时候会让某些权臣们觉得束缚了自己的自由。也让地方士绅难以煽动民众去对抗皇帝的命令，这将有可能直接瓦解底层的秩序。因此倒不如让民众们去效忠一个无法思想和发号施令的国家概念，如此一来他们指责皇帝的命令时，就不必那么束手束脚了。
不过此时的大臣和士绅们并没有注意到，当皇帝解除了臣民对自己的强制效忠关系之后，也就相当于解开了百姓对于其他人的强制效忠关系。在政治身份上，大明的百姓终于在法理上成为了一个自由人，而大明百姓所要效忠的国家，事实上还没有以法律的方式进行正式注释，只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名词而已。
不过对于此时的温体仁来说，他并不是那么的关注这个问题。作为大明崇祯朝第三位首辅，他现在正忙着接手这个国家的中枢权力，并开始清除钱谦益在中枢留下的影响力。
作为崇祯朝的首辅来说，温体仁无疑是比较幸运的。崇祯朝第一任首辅黄立极的主要工作，是继天启朝阉党对地方士绅的打压之后，继续在大明的旧政治体制上开出一个大洞来，建立起崇祯朝改革的基础。
黄立极的工作其实是极不讨好，所以做完了一任首辅之后，便在朝中清流和地方士绅的喝骂声中退休回家了。虽然黄立极的儿子和门生都受到了皇帝的保护，但黄立极本人却依然成为了市井百姓口中的奸邪，差不多成为了和严嵩比肩的人物。
至于崇祯朝第二任首辅钱谦益，本身因为性子较软才被皇帝推上了这个位子，不过是借助其新东林党领袖的声望，以调和朝廷内部的官员分歧，将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并稳住地方士绅而已。
钱谦益这十年中任期的表现大约是达到了皇帝的要求，但却也把自己的名声丢了差不多了。身为首辅居然没能够维护前东林党人所代表的江南士绅利益，而且在任上不仅连续兴起了打压士绅的大案，最重要的是任期最后三年的连年大旱，使得钱谦益在民间被挨骂的声音，也不比黄立极少多少。
至于去年中秋之后接替钱谦益上台的温体仁，刚上任没多久北方的旱情就开始得到了缓解。特别是因为黄河以北地区土豆、玉米的大量引种，区域内人口的连续外迁，使得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等地的粮食生产终于出现了收支平衡的年份。
而河南、山东、安徽等地的旱情，也远不及前两年严重。加上海外粮食的生产、收购、运输组织渐至成熟，使得今年的灾区百姓，终于没再出现大规模的死亡，而各地高企的粮食价格也开始有所回落。
过了崇祯十五年的春节之后，河北南部数县去年爆发瘟疫的地区，又传来了疫情已被控制的好消息。一时之间，好消息不断向京城传来，连带着民间百姓谈到温体仁的口碑都是极好的。
就连温体仁都听说，已经有人开始鼓吹贤人出而奸邪远，朝堂上终于开始正本清源了，所以灾祸才会渐渐远去，接下来大明朝总算是走上正道了。
温体仁听后固然有些飘飘然，但也有人对传言是极为恼火的。比如前首辅钱谦益大人，据说在家中就把最心爱的一件茶盏都给砸了。
不过温体仁心中舒畅归舒畅，却同样不敢轻忽大意。他这个首辅可真是来之不易，如果不是崔呈秀和冯铨为新旧东林党人所抵制，而钱谦益的门生瞿式耜又缺乏党内的支持，首辅之位还真难以落到他的头上。
虽然崇祯最后和钱谦益达成了协议，让瞿式耜接任两广总督，以换取钱谦益支持温体仁上位，但是他也不得不让出了吏部尚书的推荐权，让皇帝直接提拔了南京礼部尚书王朝聘接了他的位子。
温体仁觉得在崇祯朝自己也算是进步迅速，从一介中层官员入吏部尚书，现在又接了首辅的位子。但是和王朝聘一比，那就真是不值一提。人家起点不过是一个教授，但是三四年内就被提到了礼部尚书的位子，要不是年纪确实有些大了，估计还有机会坐一坐这首辅的位子。
不过即便对方提拔的如此迅速，朝中上下也不敢指责这位新吏部尚书是幸近之辈。因为在王朝聘身后站着的，是一个刚刚兴起的两湖学派。这三、四年里，两湖乡绅不计代价的支应朝廷的粮差，现在终于得到了一个回报，两湖士绅在皇帝的倾斜支持下，正快速的挤占着原本属于江南士绅的特权。
作为大明最为出色的政客，温体仁很快就从中闻到了双方在私下交易的味道。在两湖士绅兴起的同时，也是湖南、湖北两所大学在地方支持燕京大学，呼吁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的开始。
国家开办的学校体系正逐步取代着私塾—书院的私人教育，而过去皇帝经常挂在嘴边的，中小学校不过是用来教育平头百姓识字，和为国家培育人才的的官学和书院并不是一回事等话语，现在已经渐渐听不到了。
倒是某个刚刚被皇帝赦免，从海外回来就被聘用为燕京大学教授的人物，却开始鼓吹夫子有教无类，官学、书院教出的书生地位并不高于学校毕业的学生。并且如今一些官学和书院的教师不仅才学浅薄，有人连经义都没搞懂，就靠着门生同窗的关系混在官学和书院内误人子弟。还有些人更是品格低下，不仅在家欺压良善，甚至还在教学中诋毁朝政，以误导书院的书生们非议朝政。
由是这位复社前领袖在士林中疾呼，一是要求朝廷对于私人教育进行更为严格的管制，以避免书院变成叛逆分子的大本营；二是要求在朝廷准许开设的私塾—书院内教授大明历代皇帝的语录文选，以令大明的读书人了解我大明历代皇帝为国为民之忧思云云。
对于这位前复社领袖回国之后的180度转变，南北士林一时为之失声，但是其声势却如烈火烹油，迅速的从京城向地方蔓延开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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