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院长的办学理念比较自由包容，学院里的导师中聚集了许多不同思想倾向的人，学生受其影响，思想也各有偏好。论战给各派提供了展示的思想舞台，学生和导师都非常重视。从选题到组队论战，都是精心挑选。
很快，布告贴出，一时到处谈论论战的主题。十天时间，六场论战：第一场，世界本源是无还是有？第二场，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第三场，君为重还是民为重？第四场，礼治还是法治？第五场，重农主义还是重商主义？第六场，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
李云也期待着欣赏这些论战，虽然圣人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但是李云想，正所谓真理不辨不明，虽然论辩双方各持己见，但通过双方观点的比较和综合，对大道对社会以及人生的认识都会有启发，也许有助于自己融会贯通呢！
在书院学生的热情期待中，第一场论战开始了。论战的地点在礼堂，论战双方和点评的导师在台上，导师和主持在中间，论战双方各三人分别占据两旁，边上还有同学负责用沙漏计时。其他观战的学生都坐在台下，前面两排五十名同学被随机挑选作为投票的大众裁判。
论辩双方的主要代表分别是杜白和周禹，杜白代表“无”的一方，周禹代表“有”的一方。在主持导师说明了规则之后，双方依次阐明立场，然后开始论辩。
杜白首先开论，只见他丰神俊秀，朗朗说道：“天地万物从何而来？圣人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宇宙万物之初，存在一个世界的本源，就是道，它无形无状，玄之又玄，所以说，宇宙的本源道就是无。无然后生出一，即太极。太极生出阴阳二道，然后生出三即日月星，阴阳四时运行，地生五行变化，万物化成。天道永恒存在，所以我们学问的根本就是求得这个道，顺应天道，无为而无不为。”论毕一阵喝彩声。
轮到周禹，他并不怯场，侃侃而谈：“宇宙的本源是什么？自古争论不休。圣人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道之上，有一个自然的存在，这个存在是有，它永恒地运行，不因为朝代的更替而消亡，不因为四时的变化而更替。道是自然的规则和秩序体现，自然虽永恒存在但会变化，而天道也会相应变化。我们学问的根本是发现自然的变化规律即天道，从而利用天道，改变自然，制天道而用之。”论毕也有一些支持者喝彩。
二人各自或引经据典，或批驳对方，唇枪舌剑，惹得现场阵阵掌声。最终经过导师点评和学生投票，杜白辩论更胜一筹，也更符合一般人的理解，首场论战获胜。
李云听得津津有味，不禁思索：“杜白和周禹的观点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承认天道的存在，区别只是在于，这个天道是凌驾于万物之上，还是只是万物运行变化的体现。道飘渺难觅，最终要归结到人身上，人求道的目的不是受制于道，而是以道来服务人。天道有常也有变，人生天地间，既要遵循自然之理，就是求道；又要逆用自然之理，这就是变道；二者都是道，道之两面而已。然而最终四时不可逆，阴阳不可违，变道有一定范围，最终还是要遵循天道自然，不管这个天道和自然是无还是有。从一开始，任何事物都有矛盾的两面，他们的对立冲突和转化促成了变化，变化的方向应该就是现实矛盾的方向。修道本就是逆天而行，洞虚经的根本是有无结合，将有练到极致，融而为一，就是最终的道虚无，然而并不是真正的虚无，是包容一切超越一切的有，具有了普遍性，也就是无了。”
第二场关于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话题也是由来已久，各持己见。这次是朱亮和张庶两人各为一方代表。
朱亮代表性善论，他说：“人性本善。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皆有仁义礼智信这些良知，人人皆可以为圣人。人后来之所以为恶，是先天的善被蒙蔽的缘故，纠正的关键在于教化正人心，使人恢复本善的天性。”
张庶代表性恶论，他说：“人性本恶。人生来就有自利之心，自婴儿起就得之则喜，不得则哭。饿了想吃，冷了想穿，累了想休息，看到利益趋之若鹜，看到坏处都躲之唯恐不及。做轿子的希望人富贵；做棺材的人，希望人早死。所以自古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到处有作恶之人，发展到极致就是人性堕落，社会混乱。所以仅有教化是不够的，更根本的是需要立法，设立有力的官府和君主，赏善罚恶，使人人守法，在社会秩序改善，国家秩序良好。”
二人的论辩也颇为精彩，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人性本源及使人性变善社会秩序良好的制度设计思路，众学生都大呼过瘾。
李云回到了自己的宿舍，结合自己的思考，写下了《人性论》和《诸子和同论》。
他力求把道的思想引入人性论，他认为，人在最初时处于混沌的一的状态，人性非善非恶，本无善恶之分。社会秩序的要求产生了善恶的划分，善恶是后天的人为设定，是根据人们的利益需要而确定的，不同的时代善恶内容也是有变化的，君主官吏的善恶和底层百姓的善恶也不完全一致。而人的性情和行为也受后天各种环境的影响，性格和环境的共同作用，才有各种变化。要达到理想中的善，首先要使善是大多数人都接受的善，而不是大多数人都反对的善。从实现的途径上来说，教化和法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教化在前，使善内化为人的行，预防第一；法治在后，用法律强制人的行为，管制在后；那么人心就会平和，社会秩序就会有序。
对于列国时代诸子和此后的各家各派，他也认识到，道家、阴阳家、墨家、法家、儒家、名家等各派思想，虽然主张不尽相同，但其根本目的都是着眼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正所谓殊途同归，从不同方面为社会的运行构建了整体的思想体系。道家建构了天道的观念，使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成为整体，天地人合一；也认识到万事万物相反相成，物极必反，变动不居并且有一定的规律。儒家的学说既反映了社会的结构，也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法家建构了一套新的统治体系，实行君主集权，强调法治，为社会管理体系奠定基础。墨家也代表了广大下层人民的思想，重视生产和节俭，在生产财富不足的年代有助于社会的延续。阴阳家通过观察日月运行所定的四时节气，为纪年和生产都提供了便利。为政者要重视思想的统一性，但也要注意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思想。
第三场的论题则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幸好现在君权衰弱，也无人管制。许仲和孙操则成为了双方论辩代表。许仲持论君为重，孙操持论民为重。
许仲说：“国家乃是人群居而成，国家的最高者是君，自古有三皇五帝，君的存在是组织民众的必然结果。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个圣人就是君。只有君主统领，制定法令，建立官府，贤臣尊君，统一制度，建立良好的秩序，上下一心，国家才能强盛。万民所赖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资乎万姓，一人为天下首。所以尊君第一，君为重。”
孙操说：“君是人们为了保护自己而设立的，如果君能施行仁政，爱民安民，则是君是君。如果君主自私自利，骄奢无度，民不聊生，最终民怨沸腾揭竿而起，则君不是君，可能身死国灭。天子者，有道则人推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所以君是第二位的，民为国本，民为重，君为轻。天下之之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孙操的观点可以说是非常大胆，特别是他后面的观点发人深省。他甚至反对君为天下主的思想，认为天下是君民共治，就像众人抬木一样，有前面领头的，有后面的支持的。
李云想道：“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为邦本，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刚愎自用倒行逆施，可能会得逞一时，但最终必将灭亡。君有道，民尊之；君无道，民亡之。君之道，在于安民富民，不在是否受命于天，从一定意义上说，民就是天。”
第四场礼治和法治之辩也是很精彩。最后导师王阳的点评则非常到位。他说：“礼治和法治并不排斥，而是相辅相成。正如前面性本善和本恶之争，运用到治理国家就是礼治和法治。将社会的要求内化为礼的要求，以礼治教化，导人向善，非礼治不可。但社会发展变化，光靠教化也是不可能制止罪恶，百姓的利益需要保护，社会的秩序需要规范，所以法治也是必须的。圣人礼法并用，霸王道杂用之，绝不会偏颇只运用一种治理方式的。”
第五场重农主义还是重商主义的论辩也是精彩非常。
重农主义的观点是非常流行的观点，他们认为，农业为天下之根本，农业发展了，粮食充足，百姓有饭吃，有衣穿，社会安定，国富民强。而且农民比较固定，心思单纯，仓廪实而知礼节，便于管理。而从事工商业的人多了，农业人口减少，农业生产就受影响，生产的许多物品也不能吃不能穿，让人心性变得刁钻机诈。所以要重农抑商，这是根本国策。
重商主义认为，农业固然是重要的，无农不稳，但农业只是基础，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没有商业，各地产品得不到流通，许多地方的农产品就会谷贱伤农。没有手工业者对工具的改进，农业的效率也会很低。在沿海地区，人多地少，商业特别是海外贸易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本，地位比农业还重要。工商业赚钱了，可以补充农业，支持农业发展。所以，应该重商而不是抑商。至于人富了难以驾驭，则不必担心，可以通过法律来规范。而且富了之后修桥补路，捐助慈善，也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
李云本出身农家，又游历过西部和南方，对于贸易也是有所了解，和陶信来往也是了解了一些商人的思想，对这重商主义思想也是很感兴趣。深感国家发展，不能过于偏重农业，必须以农为主，工商并重，相辅相成。正如中庸之道，不可偏废。
第六场的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论战，对认识论进行了不同的论辩。李云听了数场论战，至此时已是明白，任何事务和道理都有两面，要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知和行最终是要统一的，知然后行，行然后修正知，循环往复，认识不断提高，行不断改善。无论是知还是行，都要从现实实际出发，因地制宜。
书院的这些论辩促进了李云的思考。他以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融会贯通，逐渐完善了自己的世界观和治国方略，为他将来治国理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在李云学习思考的时候，外面的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很快，布告贴出，一时到处谈论论战的主题。十天时间，六场论战：第一场，世界本源是无还是有？第二场，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第三场，君为重还是民为重？第四场，礼治还是法治？第五场，重农主义还是重商主义？第六场，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
李云也期待着欣赏这些论战，虽然圣人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但是李云想，正所谓真理不辨不明，虽然论辩双方各持己见，但通过双方观点的比较和综合，对大道对社会以及人生的认识都会有启发，也许有助于自己融会贯通呢！
在书院学生的热情期待中，第一场论战开始了。论战的地点在礼堂，论战双方和点评的导师在台上，导师和主持在中间，论战双方各三人分别占据两旁，边上还有同学负责用沙漏计时。其他观战的学生都坐在台下，前面两排五十名同学被随机挑选作为投票的大众裁判。
论辩双方的主要代表分别是杜白和周禹，杜白代表“无”的一方，周禹代表“有”的一方。在主持导师说明了规则之后，双方依次阐明立场，然后开始论辩。
杜白首先开论，只见他丰神俊秀，朗朗说道：“天地万物从何而来？圣人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宇宙万物之初，存在一个世界的本源，就是道，它无形无状，玄之又玄，所以说，宇宙的本源道就是无。无然后生出一，即太极。太极生出阴阳二道，然后生出三即日月星，阴阳四时运行，地生五行变化，万物化成。天道永恒存在，所以我们学问的根本就是求得这个道，顺应天道，无为而无不为。”论毕一阵喝彩声。
轮到周禹，他并不怯场，侃侃而谈：“宇宙的本源是什么？自古争论不休。圣人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道之上，有一个自然的存在，这个存在是有，它永恒地运行，不因为朝代的更替而消亡，不因为四时的变化而更替。道是自然的规则和秩序体现，自然虽永恒存在但会变化，而天道也会相应变化。我们学问的根本是发现自然的变化规律即天道，从而利用天道，改变自然，制天道而用之。”论毕也有一些支持者喝彩。
二人各自或引经据典，或批驳对方，唇枪舌剑，惹得现场阵阵掌声。最终经过导师点评和学生投票，杜白辩论更胜一筹，也更符合一般人的理解，首场论战获胜。
李云听得津津有味，不禁思索：“杜白和周禹的观点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承认天道的存在，区别只是在于，这个天道是凌驾于万物之上，还是只是万物运行变化的体现。道飘渺难觅，最终要归结到人身上，人求道的目的不是受制于道，而是以道来服务人。天道有常也有变，人生天地间，既要遵循自然之理，就是求道；又要逆用自然之理，这就是变道；二者都是道，道之两面而已。然而最终四时不可逆，阴阳不可违，变道有一定范围，最终还是要遵循天道自然，不管这个天道和自然是无还是有。从一开始，任何事物都有矛盾的两面，他们的对立冲突和转化促成了变化，变化的方向应该就是现实矛盾的方向。修道本就是逆天而行，洞虚经的根本是有无结合，将有练到极致，融而为一，就是最终的道虚无，然而并不是真正的虚无，是包容一切超越一切的有，具有了普遍性，也就是无了。”
第二场关于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话题也是由来已久，各持己见。这次是朱亮和张庶两人各为一方代表。
朱亮代表性善论，他说：“人性本善。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皆有仁义礼智信这些良知，人人皆可以为圣人。人后来之所以为恶，是先天的善被蒙蔽的缘故，纠正的关键在于教化正人心，使人恢复本善的天性。”
张庶代表性恶论，他说：“人性本恶。人生来就有自利之心，自婴儿起就得之则喜，不得则哭。饿了想吃，冷了想穿，累了想休息，看到利益趋之若鹜，看到坏处都躲之唯恐不及。做轿子的希望人富贵；做棺材的人，希望人早死。所以自古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到处有作恶之人，发展到极致就是人性堕落，社会混乱。所以仅有教化是不够的，更根本的是需要立法，设立有力的官府和君主，赏善罚恶，使人人守法，在社会秩序改善，国家秩序良好。”
二人的论辩也颇为精彩，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人性本源及使人性变善社会秩序良好的制度设计思路，众学生都大呼过瘾。
李云回到了自己的宿舍，结合自己的思考，写下了《人性论》和《诸子和同论》。
他力求把道的思想引入人性论，他认为，人在最初时处于混沌的一的状态，人性非善非恶，本无善恶之分。社会秩序的要求产生了善恶的划分，善恶是后天的人为设定，是根据人们的利益需要而确定的，不同的时代善恶内容也是有变化的，君主官吏的善恶和底层百姓的善恶也不完全一致。而人的性情和行为也受后天各种环境的影响，性格和环境的共同作用，才有各种变化。要达到理想中的善，首先要使善是大多数人都接受的善，而不是大多数人都反对的善。从实现的途径上来说，教化和法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教化在前，使善内化为人的行，预防第一；法治在后，用法律强制人的行为，管制在后；那么人心就会平和，社会秩序就会有序。
对于列国时代诸子和此后的各家各派，他也认识到，道家、阴阳家、墨家、法家、儒家、名家等各派思想，虽然主张不尽相同，但其根本目的都是着眼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正所谓殊途同归，从不同方面为社会的运行构建了整体的思想体系。道家建构了天道的观念，使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成为整体，天地人合一；也认识到万事万物相反相成，物极必反，变动不居并且有一定的规律。儒家的学说既反映了社会的结构，也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法家建构了一套新的统治体系，实行君主集权，强调法治，为社会管理体系奠定基础。墨家也代表了广大下层人民的思想，重视生产和节俭，在生产财富不足的年代有助于社会的延续。阴阳家通过观察日月运行所定的四时节气，为纪年和生产都提供了便利。为政者要重视思想的统一性，但也要注意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思想。
第三场的论题则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幸好现在君权衰弱，也无人管制。许仲和孙操则成为了双方论辩代表。许仲持论君为重，孙操持论民为重。
许仲说：“国家乃是人群居而成，国家的最高者是君，自古有三皇五帝，君的存在是组织民众的必然结果。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个圣人就是君。只有君主统领，制定法令，建立官府，贤臣尊君，统一制度，建立良好的秩序，上下一心，国家才能强盛。万民所赖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资乎万姓，一人为天下首。所以尊君第一，君为重。”
孙操说：“君是人们为了保护自己而设立的，如果君能施行仁政，爱民安民，则是君是君。如果君主自私自利，骄奢无度，民不聊生，最终民怨沸腾揭竿而起，则君不是君，可能身死国灭。天子者，有道则人推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所以君是第二位的，民为国本，民为重，君为轻。天下之之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孙操的观点可以说是非常大胆，特别是他后面的观点发人深省。他甚至反对君为天下主的思想，认为天下是君民共治，就像众人抬木一样，有前面领头的，有后面的支持的。
李云想道：“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为邦本，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刚愎自用倒行逆施，可能会得逞一时，但最终必将灭亡。君有道，民尊之；君无道，民亡之。君之道，在于安民富民，不在是否受命于天，从一定意义上说，民就是天。”
第四场礼治和法治之辩也是很精彩。最后导师王阳的点评则非常到位。他说：“礼治和法治并不排斥，而是相辅相成。正如前面性本善和本恶之争，运用到治理国家就是礼治和法治。将社会的要求内化为礼的要求，以礼治教化，导人向善，非礼治不可。但社会发展变化，光靠教化也是不可能制止罪恶，百姓的利益需要保护，社会的秩序需要规范，所以法治也是必须的。圣人礼法并用，霸王道杂用之，绝不会偏颇只运用一种治理方式的。”
第五场重农主义还是重商主义的论辩也是精彩非常。
重农主义的观点是非常流行的观点，他们认为，农业为天下之根本，农业发展了，粮食充足，百姓有饭吃，有衣穿，社会安定，国富民强。而且农民比较固定，心思单纯，仓廪实而知礼节，便于管理。而从事工商业的人多了，农业人口减少，农业生产就受影响，生产的许多物品也不能吃不能穿，让人心性变得刁钻机诈。所以要重农抑商，这是根本国策。
重商主义认为，农业固然是重要的，无农不稳，但农业只是基础，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没有商业，各地产品得不到流通，许多地方的农产品就会谷贱伤农。没有手工业者对工具的改进，农业的效率也会很低。在沿海地区，人多地少，商业特别是海外贸易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本，地位比农业还重要。工商业赚钱了，可以补充农业，支持农业发展。所以，应该重商而不是抑商。至于人富了难以驾驭，则不必担心，可以通过法律来规范。而且富了之后修桥补路，捐助慈善，也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
李云本出身农家，又游历过西部和南方，对于贸易也是有所了解，和陶信来往也是了解了一些商人的思想，对这重商主义思想也是很感兴趣。深感国家发展，不能过于偏重农业，必须以农为主，工商并重，相辅相成。正如中庸之道，不可偏废。
第六场的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论战，对认识论进行了不同的论辩。李云听了数场论战，至此时已是明白，任何事务和道理都有两面，要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知和行最终是要统一的，知然后行，行然后修正知，循环往复，认识不断提高，行不断改善。无论是知还是行，都要从现实实际出发，因地制宜。
书院的这些论辩促进了李云的思考。他以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融会贯通，逐渐完善了自己的世界观和治国方略，为他将来治国理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在李云学习思考的时候，外面的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