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虞书?益稷》记载,虞舜帝说过“书用识哉”(结合原文大意:书写记录是为了阅读,以便从中知道是非对错啊。)所以古代书写记录者,通常都是随时随地发生的事情。另外,在远古时代,只有富有教化意义的圣贤言辞才会记录下来。西汉杨雄说过:“语言是发自内心的声音,而记录是描绘内心的画面。通过声音而建构的画面,君子或小人的区别,即刻显现出来了。”由此而言,书就舒的意思,即把言论展开,并记载于简牍之上。在《周易?系辞下》中,是将由结绳到契书再到文字的演进过程,视为符合“天泽夬”卦的象数变化规律。因为书写记录的本质,不仅是受益于当时的言行举止,而且还能帮助未来做出正确的判断、选择和决断。

    夏商周三代,当时帝王圣贤于政治闲暇中的言谈记录,现今已经十分罕见了。春秋时代,风云变幻,社会动荡不安,自王朝到诸侯,仅是为他们出谋划策的书简往来,频繁的恰似车水马龙。如果举例这一时期圣贤交往的言语记载,一个是秦国大夫绕朝赠别晋国名人士会(约公元前660-583年又名范武子随武子等春秋时晋国大夫)时的警言;再一个是郑国大夫子家给晋国大夫赵盾表明国家处境的信函;另外一个是逃亡晋国的楚公子屈巫威慑楚国仇敌公子子反的书简;还有一个就是郑国大夫子产寄信劝告晋国权贵士匄(系士会之孙食邑于范谥宣子又称范宣子)不该征收邻邦繁重的贡品。记录这四个故事的闻言书函,恰似面对面交谈,都令人记忆深刻啊。再如《礼记?檀弓下》记载,滕成公去世时,鲁国派子叔敬叔吊唁,而作为他副手的子服惠伯,在路上说的话也记入了史册。由此可见,当时书录记载,已经司空见惯了。进入战国时代,仅是七国冠名“献书”者,像《战国策》上记载的苏代《自齐献书燕王》、乐毅《献书报燕王》、鲁仲连《遗燕将书》、张仪《献书韩王》等,穿梭往来如同车轮飞旋,真的令人眼花缭乱啊。

    汉代之后,在文人雅士之间,笔信书札往来习以为常。其中的措辞寓意,更是精彩纷呈。譬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东方朔的《与公孙弘书》、杨恽的《报会宗书》、扬雄的《答刘歆书》等,一个个志气轩昂而珠光溢彩,一篇篇运筹尺素且碧血丹心。步入东汉,单论书记文本,首屈一指的当属崔瑗。汉末三国时节,阮瑀的信札,被曹丕称为“书记翩翩”;当时孔融的遗作,即使仅剩半片简牍,曹丕也曾高价收购;而像应璩热衷时事,虽然也有随时随地的书记,但文笔内容欠佳。魏末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堪称志气凌云而才气伟岸的惊世之作啊。西晋赵至(约公元249-289字景真后改名浚字允元代郡人寓居洛阳魏晋时文学家)的《与嵇茂齐书》,则是年轻气盛者慷慨激昂作品而已。除外上面流传广泛的书记体例,再有西汉陈遵(字孟公杜陵封嘉威侯)口述的信函百封,其中措辞有条不紊;汉末祢衡替代黄祖写信,不仅宽严适度,而且合乎言者心意。他们两位算是书写信函的怪才偏才吧。

    纵览书记文体,根本在于畅所欲言。这种文体的语言表达,旨在散发心中的郁结激愤,假借文采气势,进而喷涌倾诉。所以说,凡书记体例,不避讳颐指使气,而贵在刚柔兼济,于言语雅致的一气呵成中间,包含着类似宴席上的献辞答谢一样的情感心声。至于书记之中,涉及老幼尊卑等问题,应该特别注意礼节性的措辞习语。其实,战国以前,君臣之间的信札来往,统称为“书”。秦汉之后,因为礼仪明确谨严,于宫廷内,凡自下而上的文本称作表奏,但在诸侯国中,依然笼统叫奏书。例如胶州王的相国张敞《奏书谏胶东王太后数游猎》,正因为仗义执言,从而赢得了普遍好评。

    东汉之后,书记名称按等级有所区别。三公上书称“奏记”,郡守上书称“奏笺”。单言“记”,其本意是“志”,是指阐述个人志向;而“笺”类同“表”,其重在表达情感。东汉时期,崔实担任大将军司马时写过“奏记于公府”(亡轶)一文,由此获得了崇尚谦让的美誉;黄香(字文强江夏人东汉文人官至尚书令)给江夏太守的奏笺(该文亡轶),就颇具谦敬恭让的古典遗风。汉末刘桢的笺记,例如《与曹植书》《谏曹植书》《答魏太子丕借郭落带书》等,篇章谨严华丽,堪称规劝益智的经典佳作。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没有评论刘祯这部分作品,因而被世人忽视了。其实抛开作品名称的局限,刘祯在笺记方面成就,确实胜过了他的诗篇。再者,刘廙(公元180-221年字恭嗣南阳人汉末魏初名士)的《上疏谢徙署丞相仓曹属》,其中的假借寓意,堪称痛彻心扉;而陆机因被诬陷而自辩的《谢吴王表》《与吴王表》《谢平原内史表》等,情思周全,而且言辞谨严。像这一些作品隶属笺表的杰作吧。稽查探究上述笺记体例,不难发现:它们上与表奏接近,而下与书记相似;虽然有的类似表奏一样谦让恭敬,但没有太多的卑怯畏惧;虽然也有书札一般的直白纵情,但不能表现的傲慢无礼。所以说,擅长用亲切柔美的情愫,来展示才华胸怀;敢于借绚丽华章的光彩,借以彰显感人力量。这才是笺记能够成为独立文体的特色所在啊。

    溯本清源,若论书记范畴,可谓包罗万象。单论笔札名实,古今门类繁多。例如涉及民间事务者,则有谱、籍、簿、录;事关医药、历法、星象占卜者,则有方、术、占、式;再者,像申明法令或讲解兵法者,则有律、令、法、制;另外,在朝廷或商业领域涉及凭证信誉者,则有符、契、券、疏;还有各种官吏之间咨询或转达信息者,则有关、刺、解、牒;至于黎民百姓为了表达情志意愿者,则有状、列、辞、谚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属于发自内心来抒发情感或阐述事理者,如此形成的文本篇籍,虽然属于文艺作品的枝蔓末节,却是处理国家政务或民间琐事时节,必须要首先了解的知识范畴啊。

    何谓谱?谱字源同普,即扩大、拓展、普遍、普查的意思。所以“谱”用于讲解家世血统源流,补充全面信息资料。例如东汉郑玄的《诗谱》,就是《诗经》的逐诗章句分析,将可能产生的地域、时期、社会背景等资料汇编成谱系,进而展现他们与当时政治、风土、人情的关系。

    何谓籍?籍字源同借,内含辅助、借用的意思。作为文本名称,“籍”用于征用民工劳务时,由专人记录,并载入册页备案。例如《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的故事,也是成语“数典忘祖”的出处,即周王质曾经质问晋国的籍谈:“且昔而高祖孙伯魇,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过去你的远祖父孙伯魇,是因为世代掌管宫廷实录,才得到的籍姓啊)。

    何谓簿?“簿”发音近似“圃”。在字义上,类似园圃一样可容纳各种花草树木。当文本冠名“簿”时,是指一类或多类文书的汇集。例如《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有“急责广之幕府对簿”(责令李广赶紧到军法处认罪),而《史记?酷吏列传》记载“使使八辈簿责汤”(指派八批人对照罗列的罪状责备张汤)。此二处均有“对簿公堂”之意,进而引申为稽查、核对或辨解罪名的对错或真伪。

    何谓录?作为文本的“录”等同“领”,也就是统领,内含汇总、汇集、辑本的意思。《汉书?司马迁传第三十二》中说:“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这里面的“录”就是将以往贵族的家系祖籍等信息资料,编辑成册,汇总成篇,以方便一目了然。

    何谓方?《道德经》有言“大方无隅”,杨雄《太玄经?周》说“周无隅”。这里的“方”就是“隅”,一方面指六合八面之内的角落,另一方面是相对圆周的棱角。因此在中医里面,针对某一病症或某一方面疾患的治疗办法,无论是使用药剂还是技能,一般笼统称为药方、方剂或方法。所以,凡文本冠名“方”者,必定在某一特定方面有所精研。

    何谓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讲;“术,邑中道也。”(术是城中道路)所以,术就是路,可引申为一种途径、轨迹。例如计算历法天象时,必定要计算到数字极限,但是一旦探明其中内在规律、途径或轨迹后,即刻豁然开朗。因此,《九章算术》就是探究数字学问的轨迹精要;另外,传说中的淮南王刘安的《万毕术》,也是讲解数理的专门著作。

    何谓占?其字来源自“觇”,本意是窥视、观望、瞭望,内含伺候、候望,即等待着能够看到。因为苍穹之上,星辰云图,周匝轮转,许多奇异星云天象都是时隐时现,所以必须等待观望,才能难得一见。然而,一旦它们出现时,无论朝廷还是好事者,必定记录当时的形状色彩以及伴随的吉凶变故等。据说汉代就有过《杂占条列法》一书,就是记载这方面内容。(注:近代马王堆出土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

    何谓式?式本字应为轼。轼作为器具名称,俗称星盘、罗盘等。而“式”作为文本名称,依从“则”的意思,就是规则、规程,即可指人为制度,也可为自然规律。因为阴阳的盈亏实虚,五行的轮替消长,貌似变化无常,实质上有其内在的因循规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时五行家书籍有《羡门式》20卷。

    何谓律?在《说文解字》上“律,均布也。”因此,律是平衡中正的意思。所以“黄钟律”是校准五音声调的基准,而法律则是规范民政行为,其中的刑律,则为制约行为乖张。因此凡冠名“律”的文本,必定维护或达到“中正”的目的和需要。

    何谓令?《汉书?东方朔传》中东方朔说过:“令者,命也。”其依据是,凡天子的命令以及国家严令禁止者,都如同天命一样不能违抗啊。所以,在《管子?牧民?十一经》中有这样的话:“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下命令如若像源头之水一样,居高临下而一路顺畅,其必定是顺应民心啊……只有顺应民心的命令,即便再严厉,也能畅通无阻。)

    何谓法?《吕氏春秋?纪仲春?情欲》有言:“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古代凡修身治天下者,必定遵循天地自然的变化规律。)所以“法”就是“象”,其义在于依照、模仿或引申为遵循。在军事领域,尽管没有必胜不败的法则,但是在通常应对办法之外,必定还会存在着能够趋利避害的奇思妙想。所以,凡提供战略战术的军事参考书,通产冠名“法”。比如《司马法》《孙子兵法》等。

    何谓制?《说文解字》讲:“制,裁也。”即像量体裁衣,亦如就范制器,一般指由上级制定标准、规章和制度等,而下级来遵照执行。例如汉文帝时期政府曾出版过《木制》《兵制》《服制》等规范制作的书籍。

    何谓符?作为通用器具或文本名称,“符”在音义上等同“孚”,即“信物”。古代的“孚”为何被视为信物,因为卵在孵化时能够在特定时间内破壳生物,故代表守信,因而值得信赖。凡称为符者,一方面作为军队征战中或君王诏令时的通行信物或交接凭证;另一方面在商贸流通领域,包含着做人做事都应该如同《周易?中孚》卦辞一样,务必“诚信立身”。符作为信物,在夏、商、周三代一般用玉来制作,到了汉代改用铜制或竹制,在魏晋以后简化成为文书证明了。

    何谓契?远古没有文字时代,人们结绳记事,这种绳子的“结”就是“契”的字形和意义的源流。例如:现今羌族和胡人依然使用计数交易,而商贩有的货币单位用“缗”,都是古代结绳为契的遗风吧。

    何谓劵?其本意为“束”,是指捆扎或包裹成一体的样子,引申有约束、限制或明令规定,目的是通过约定,来防止弄虚作假。姬周时代,券书一分为二,约定双方各持一半,故又称为“判书”。古代所谓“丹书铁券”,是帝王赐给有特殊功勋的人,令其世代享受某些特权的信物证明。例如汉代王褒为购买奴仆撰写的《僮约》一文,则是“劵”文的楷模啊。

    何谓疏?在政务或商贸中用于表明诚信的“疏”,等同“布”,即将东西罗列清楚,以保证明确无误。一般适用于琐碎器物或某些像贵重物件的登记说明,并且应属于短小文书,才可称为“疏”。

    何谓关?杨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或《别国方言》)一书中记载“关,闭也。”其实,像常言“关门闭户”成语中,关和闭是同一个意思。所以,通常“关”是交通要道中像咽喉一样的关键部位,其开启或闭合在保障运行畅通与否方面,处于举足轻重,或说至“关”紧要的地位。在政务中表明“关”的文本,旨在强调政治清明需要政令通畅,因而事前需要熟知和了解其中的关键所在。例如在《韩非子?问田》中有这样一句话:“孙亶回圣相也,而关于州部。”(大致意思:公孙亶回之所以成为圣德贤能的相国,是因为他从地方官员提拔上来,熟悉政治要务的关键所在啊。)这里面的“关”就是这个意思。

    何谓刺?在政治事务中标明“刺”者,内含“达”的意思,并有谋求达到某种显而易见目的之功利。像《诗经》所谓“美刺”的艺术功用,以及《周礼?秋官?小司寇》所谓断案的“三刺”,即“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等,都如同针灸刺穴一样,之所以逐步紧逼,或旋逆提深,都是为了祛病疗伤的目的和功效。

    何谓解?作为文本的“解”,等同“释”的意思,即讲清楚或分析说明。如同解开绳结一样,遇到疑难困惑问题时,一般通过稽查例举,给予讲解说明。

    何谓牒?本意像叶子一样,把许多记录文字的简牍或纸片编织在一切,恰似树叶挂在树枝上。例如《汉书?路温舒传》上说:“温舒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用写书。”(路温舒收集沼泽中蒲草,剪成片段,然后编制在一起,在上面书写记录。)讲述的就是“牒”的形制。在政务中,官员之间用牒的形式交换意见或提交建议等。另外,还有一种类似牒文的形制,但上面记录文字十分纤细密集,故称为“签”。因为“签”本意就是纤细的意思。

    何谓状?“状”原本是描绘具体形貌。因为形态体貌的描绘,必须符合实际原貌,所以贵在实事求是。以往死后的社会贤达人士,都要表彰追谥,因而需要书写一篇显现逝者生前事迹的行状。像这种用途的“状”,应属于这一类文体中较为重要的作品吧。

    何谓列?“列”在此就是陈述、辩解,或为形象化的解释,就是将某种事实罗列清楚,以便于一目了然,借以增加说服力。

    何谓辞?笼统的“辞”是人与人之间言谈话语的字词语句。其无论口语还是书面,关键在于如何把自我意欲表达的心思,不单是明明白白地告知对方,还要用心于如何达到预期效果。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郑国子产出使晋国,尽管把晋国简陋宾馆的围墙都拆了,却凭借一番说辞,不仅赢得了晋国尊重,而且还为其他诸侯国赢得了好处。所以说,亘古至今,修辞善言绝对不可小觑啊。

    何谓谚?本意特指流传民间的语言,其特色就是直白、本色,也就是直言明说,即属于不需要刻意添加修饰装扮的言语文字。例如《孝经?丧亲章》中便有“孝子之丧亲,言不文。”(孝子在父母丧事中言语不需要文质彬彬)的句子。因此,吊唁的“唁”也可通假为“谚”字。民间的谚语一般普遍浅显易懂,而且非常朴实无华。例如在贾谊《新书?春秋》中记载的周代谚语,像“囊漏贮中”(装粮食的口袋即便破损了,漏了的粮食仍在。)既是当时十分粗俗而浅显的语言。再者,像《尚书?牧誓》中“母鸡不司晨”(母鸡在早晨不负责打鸣报时)和《诗经?大雅》中“因忧而老”(多愁善感催人老啊)等古代谚语,虽然粗俗浅陋,却都被经书典籍所引用了。另外,陈琳《谏何进召外兵》中引用“掩目捕雀”,潘岳在哀唁中使用“掌珠”“伉俪”等词语,也都是来自民间的通俗谚语。所以说,人世间最为粗俗浅显的话语某过于民谚俗语啊,既然经书圣贤都曾经著述引用,那么作为通行文本的书记簿籍又怎能忽略他们啊。

    通过上述分析隶属书记体例中的六类各四条的不同名称内涵,在义理上,他们之间不仅交相呼应,甚至相辅相成,但在文辞特征上,则有的彼此泾渭分明,有的自始至终朴实无华,有的不必强求辞藻,反而任由粗糙精微混杂其间。所以,用于书记的文体格式,贵在就事论事,若论其精妙纲要,其实就在于“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之所以如此,因为落实到具体事务的记载或交流中间,在整体句式内容方面,如果缺少了一个字,便可能引起歧义争执;如果多了一个字,很可能意思完全相反。所以像这种文案性的错误或误导,属于政府各级官吏都必须要严加防范的纰漏或疏忽。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又是一些粗枝大叶或华而不实的书记作者,最容易忽视而常犯的错误,甚至一些才华盖世并创作了鸿篇巨著的名家学者,反而常常失足于书札笔记之中。这就如同善于相马的九方堙,虽然能够识别千里马,却辨别不清楚一匹马的毛色和雌雄一样。毋庸置疑,言语文辞如同身体披上华丽色彩的服饰,而文章篇籍更是王朝邦国是否福瑞吉祥的昭示炫耀。所以说,凡文坛雅士,都需要深思熟虑上述道理,更需要谨小慎微而求真务实啊。

    总而言之:文川书海汇汪洋,书札笔记集末流;金相玉质风光好,木讷朴实旺生机。百花齐放道春色,姹紫嫣红法自然;世间纷纭多少事,功过是非片纸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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