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先生，傅名宪，曾宝仪，咱们选哪个?“乔峰再次接到了尔东升的电话.
“我要飞一趟内地，选角的事情你看着办吧，好了，我要登机了，就这样吧.“乔峰挂掉了电话，然后叹了一口气.
哎，有哪家老板像自己一样，为了不被打脸都要跑出去躲一躲的.
乔峰的暗暗自怜也就做作了只有一秒钟，转脸就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周社长聊了起来.
.................
乔峰飞内地有一丢丢的原因是为了避免被打脸.因为到最后他也觉得曾宝仪更适合.
但他又不好承认，为了不被打脸干脆就把决定权交给了尔东升.
那么让尔东升选的话，不管是从合适程度上还是关系上，他都会选曾宝仪的.
但飞内地更主要的原因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乔先生，周社长，欢迎欢迎.“
乔峰和周社长一行人一下飞机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接待.
对于来的人乔峰很多都不陌生，因为他来的是金陵.不管是金陵的市长书记还是省里的大领导他那都是认识的，甚至很熟的.
只不过，这次来迎接的人里增加了一个新部门的人.
“乔先生，这位是大屠杀纪念馆的副馆长段月萍，这次你的捐赠负责接收的就是段馆长.“
“你好段馆长.“乔峰很客气，段月萍的年纪看着就不小了，五十多岁了，和金陵市长书记的年纪都相仿的.
“您好乔先生，非常感谢您的捐赠，虽然还没看到实物，但约翰马吉先生当年拍的影像，必将成为曰军在南京进行的大屠杀最重要的证据，而且是直观的影像铁证证据.“段月萍显得很激动.
乔峰不明白段月萍为什么这么激动，难道她就不担心自己拿的影像毫无价值吗?
毕竟口说无凭.
当然，以自己的身份，信口雌黄的概率不大.
但再不大那也是有可能的不是.在没有亲眼看到之前，谁都不敢打包票才对.
但乔峰的疑问在机场并没有得到解答.
一直到了接待的宾馆，有足够的时间聊天的时候，乔峰才从金陵的张书记和段月萍的嘴里知道了缘由，他也才明白为什么接受捐赠的会是副馆长段月萍而不是别的谁.
“当初我还是市长.“现任省委常委和金陵书记的张书记颇为感慨的回忆.
“那年是82年，曰本方面开始着手修订教科书，文部省对审定合格的教科书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见，对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进行了淡化和删改，把侵略我国改为“进出”.对于曰本歪曲历史，美化侵略事实的事情，我国和韩国都纷纷批判，国人也都群情激愤.为了将那段历史完整地保存下来，我们市委，省委开会决定，立即为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然后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领导工作小组成立然后我任组长.我任组长的第一时间就找到了月萍.“说到这里，张书记笑着看向段月萍这位老下属.
段月萍也颇为激动的接着回忆道:“那年我五十岁了，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本来都到了知天命等着退休的年龄了，可是组织和张书记却交给了我一个新的工作，要为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们建纪念馆.那时的我完全是两眼一抹黑的，但还好，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工作过一段时间.虽然建馆我不懂，但是在办展和历史学方面还是有些经验的.我知道不管怎么建馆，到最后都需要丰富的史料来支撑.搞陈列，房子盖好了，没有资料是不行的，是没法教育老百姓的.建馆，搞设计，搞建筑我不行，但找资料，我还是可以做一做的.“
“我记得那时候小组人员十分精简，下设办公室里好像只有几个人.“张书记插了一嘴.
“是呀，算上我才三个人.“段月萍没想到过了这么久，小十年了，大领导张书记竟然还记得当年的情形.
“当年的近代史教材中根本没有任何大屠杀相关的信息，完全是白纸一张，想要找相关的资料就跟大海捞针一样.可是再大海捞针也得找呀.靠着两条腿，我带着一个小照相机，跑遍了南京市的大小图书馆和档案馆.
南京图书馆、南京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平和上嗨的档案部门我都去过.在这些地方，我常常一呆就是一整天.“
“那没点坐性可不行.“乔峰钦佩的说.他都可以想象段月萍一坐一天查资料的情形.
在一排排书架间上，找来解放前的报纸、杂志和出版物，堆在桌上，厚厚的一沓，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一行一行的仔仔细细的看，一张照片，一个字都不能错过.看到有用的就赶紧记下来.
而事实也确实如乔峰所想，段月萍查找了所有的能找到的1937年到1938年间的报道，一页也不能错过，看到任何有价值的文字和照片，便立马复印下来，或是拿去照相馆翻拍.
就这样，段月萍搜集到了大量书面证据，包括550万字的文字和112张图像资料.
其中就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着的一份珍贵的卷宗，上面记载着1946年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上对南京大屠杀一案的调查与整理，在那里，段月萍还找到了当时受害老百姓申请救济的档案.
物证有了，还需人证.
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搜集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群体：幸存者.
他们是这场人为灾难最直接的受害者，也是最有力的见证者.
意识到这一点后，段月萍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
1984年3月到6月，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正式开始普查幸存者，他们以市政府的名义发文，要求全南京市各区县的居委会协助.
段月萍设计了一张登记表，表上要填的内容很简单，包括年龄、姓名、事发当年的门牌号、现居地，最底下留了一个大大的框，用以填写主要受害事实.
事发时留在南京、调查时年纪在60岁以上、本人遭受伤害或是亲眼目睹大屠杀惨状的，都算在幸存者之列.
三个月以后，段月萍收到了1756份表格.
根据表上的内容，她又将1200多位幸存者分为几类：亲历屠杀者、目击者，和被强奸的妇女.
从中，段月萍找出了几十位证据比较充分的直接受害者，她和他们本人见面，了解详细的情况.
“在和其中一位幸存者夏淑琴聊天的时候，我得知当年南京安全区委员会的委员，约翰马吉先生曾经拍过她们一家遇害的场景.而且，从星星点点查到的资料里我也知道当年东京审判，南京审判的时候，约翰马吉先生确实有影像资料作为最重要的证据展示过，只是审判过后那些珍贵的影像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到现在仅仅能在有限的一些资料里看到一点点记录.“
额，好吧.
乔峰恍然明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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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峰的暗暗自怜也就做作了只有一秒钟，转脸就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周社长聊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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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峰飞内地有一丢丢的原因是为了避免被打脸.因为到最后他也觉得曾宝仪更适合.
但他又不好承认，为了不被打脸干脆就把决定权交给了尔东升.
那么让尔东升选的话，不管是从合适程度上还是关系上，他都会选曾宝仪的.
但飞内地更主要的原因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乔先生，周社长，欢迎欢迎.“
乔峰和周社长一行人一下飞机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接待.
对于来的人乔峰很多都不陌生，因为他来的是金陵.不管是金陵的市长书记还是省里的大领导他那都是认识的，甚至很熟的.
只不过，这次来迎接的人里增加了一个新部门的人.
“乔先生，这位是大屠杀纪念馆的副馆长段月萍，这次你的捐赠负责接收的就是段馆长.“
“你好段馆长.“乔峰很客气，段月萍的年纪看着就不小了，五十多岁了，和金陵市长书记的年纪都相仿的.
“您好乔先生，非常感谢您的捐赠，虽然还没看到实物，但约翰马吉先生当年拍的影像，必将成为曰军在南京进行的大屠杀最重要的证据，而且是直观的影像铁证证据.“段月萍显得很激动.
乔峰不明白段月萍为什么这么激动，难道她就不担心自己拿的影像毫无价值吗?
毕竟口说无凭.
当然，以自己的身份，信口雌黄的概率不大.
但再不大那也是有可能的不是.在没有亲眼看到之前，谁都不敢打包票才对.
但乔峰的疑问在机场并没有得到解答.
一直到了接待的宾馆，有足够的时间聊天的时候，乔峰才从金陵的张书记和段月萍的嘴里知道了缘由，他也才明白为什么接受捐赠的会是副馆长段月萍而不是别的谁.
“当初我还是市长.“现任省委常委和金陵书记的张书记颇为感慨的回忆.
“那年是82年，曰本方面开始着手修订教科书，文部省对审定合格的教科书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见，对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进行了淡化和删改，把侵略我国改为“进出”.对于曰本歪曲历史，美化侵略事实的事情，我国和韩国都纷纷批判，国人也都群情激愤.为了将那段历史完整地保存下来，我们市委，省委开会决定，立即为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然后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领导工作小组成立然后我任组长.我任组长的第一时间就找到了月萍.“说到这里，张书记笑着看向段月萍这位老下属.
段月萍也颇为激动的接着回忆道:“那年我五十岁了，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本来都到了知天命等着退休的年龄了，可是组织和张书记却交给了我一个新的工作，要为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们建纪念馆.那时的我完全是两眼一抹黑的，但还好，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工作过一段时间.虽然建馆我不懂，但是在办展和历史学方面还是有些经验的.我知道不管怎么建馆，到最后都需要丰富的史料来支撑.搞陈列，房子盖好了，没有资料是不行的，是没法教育老百姓的.建馆，搞设计，搞建筑我不行，但找资料，我还是可以做一做的.“
“我记得那时候小组人员十分精简，下设办公室里好像只有几个人.“张书记插了一嘴.
“是呀，算上我才三个人.“段月萍没想到过了这么久，小十年了，大领导张书记竟然还记得当年的情形.
“当年的近代史教材中根本没有任何大屠杀相关的信息，完全是白纸一张，想要找相关的资料就跟大海捞针一样.可是再大海捞针也得找呀.靠着两条腿，我带着一个小照相机，跑遍了南京市的大小图书馆和档案馆.
南京图书馆、南京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平和上嗨的档案部门我都去过.在这些地方，我常常一呆就是一整天.“
“那没点坐性可不行.“乔峰钦佩的说.他都可以想象段月萍一坐一天查资料的情形.
在一排排书架间上，找来解放前的报纸、杂志和出版物，堆在桌上，厚厚的一沓，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一行一行的仔仔细细的看，一张照片，一个字都不能错过.看到有用的就赶紧记下来.
而事实也确实如乔峰所想，段月萍查找了所有的能找到的1937年到1938年间的报道，一页也不能错过，看到任何有价值的文字和照片，便立马复印下来，或是拿去照相馆翻拍.
就这样，段月萍搜集到了大量书面证据，包括550万字的文字和112张图像资料.
其中就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着的一份珍贵的卷宗，上面记载着1946年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上对南京大屠杀一案的调查与整理，在那里，段月萍还找到了当时受害老百姓申请救济的档案.
物证有了，还需人证.
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搜集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群体：幸存者.
他们是这场人为灾难最直接的受害者，也是最有力的见证者.
意识到这一点后，段月萍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
1984年3月到6月，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正式开始普查幸存者，他们以市政府的名义发文，要求全南京市各区县的居委会协助.
段月萍设计了一张登记表，表上要填的内容很简单，包括年龄、姓名、事发当年的门牌号、现居地，最底下留了一个大大的框，用以填写主要受害事实.
事发时留在南京、调查时年纪在60岁以上、本人遭受伤害或是亲眼目睹大屠杀惨状的，都算在幸存者之列.
三个月以后，段月萍收到了1756份表格.
根据表上的内容，她又将1200多位幸存者分为几类：亲历屠杀者、目击者，和被强奸的妇女.
从中，段月萍找出了几十位证据比较充分的直接受害者，她和他们本人见面，了解详细的情况.
“在和其中一位幸存者夏淑琴聊天的时候，我得知当年南京安全区委员会的委员，约翰马吉先生曾经拍过她们一家遇害的场景.而且，从星星点点查到的资料里我也知道当年东京审判，南京审判的时候，约翰马吉先生确实有影像资料作为最重要的证据展示过，只是审判过后那些珍贵的影像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到现在仅仅能在有限的一些资料里看到一点点记录.“
额，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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