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虽然码头工人行会也做恶事,但在朕看来利大于弊。尤其行会对付单个工人也是为了行会内的工人着想,是为自己人着想,更不应苛责。”

    允继续说道:“至于缫丝工场和纺织工场的机工都是女人,做不到码头工人打压单个工人、工会难有用处之事,为父觉得你想的差了。女人同样可以阻拦其他女人上工,又不是阻拦男人。现下愿意做机工的女人不多,难道工场还敢将她们都开除了不成?只要有人组织,工会也能起到用处。”

    说完这话,允看了一眼文垣,见文垣没有要出言的意思,继续说道:“第四,就是修改《大明律》。用修改这个词其实并不十分恰当,做法是将原本只有一本的《大明律》分成三部分,分别为《刑律》、《民律》和《商律》。《刑律》内容为惩处犯罪之行为的,至于何为犯罪,则是指犯十恶不赦之罪、杀人、伤人、偷盗、强抢等事。不过,若是偷盗,且偷盗的金额不多,可不认为是犯罪,不归《刑律》处置。具体何种做法算作犯罪,何种不算犯罪,《刑律》中会有确切条文。”

    “《民律》则是处置犯罪之外的民间纠纷之律令,百姓所遇到的绝大多数事情都是遵循《民律》判处。刑民两分后,民间不涉及犯罪的纠纷,不再判处刑罚,亦即不再处以打板子、珈号示众等处罚,仅仅需赔偿。至于《商律》,则是专门规定商户做生意所遵循之律令,以及商户之间发生纠纷时应当如何判处。”

    说到最后这一条,将《大明律》一分为三的时候,允心里其实是很激动的。刑民不分是华夏古代法制的一个重要问题。一直到近代之前,民间纠纷都会判处刑罚,根据后世保存最完好、相关资料最多的《大清律例》规定,负债不偿者,“五两以上违三月笞一十,每一月加一等,罪止笞四十。五十两以上违三月笞二十,……百两以上违三月笞五十,……并追本利给主”。《唐律》也有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各令备偿”。

    这样的做法当然很好保护了债权人的权益,但对于债务人来说就是噩梦了。二十板子就能打死一个人,就算衙役动手的时候不照死打,也是几天下不了床。在古代一个壮劳力每个月都有几天不能干活,这样持续几个月,就是家破的下场,对社会稳定是不利的。当然,允之所以要刑民两分,除了维护社会稳定,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会影响工商的发展。为了促进商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正好借着这个时机刑民两分。

    至于《商律》,当允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脑海中想起的是拿破仑的话语:‘我真正的光荣不在于打赢了四十多场战役,滑铁卢会抹去人们对这些战役的记忆;但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却的,它将永垂不朽。’

    允制定的《商律》当然不会有这么伟大,因为他要适应现在大明的商业发展程度与社会氛围,但作为代替《法国商法典》成为世界第一部专门商法的法典,也必定会永垂史册,后世不管哪国人,只要是研究法制史、商业史的人都要研究《商律》。

    “爹,您可还有其他的处置?”允正想着,文垣出言问道。

    “父亲没有其他处置了。”允回过神来,说道。

    “既然如此,儿子要出言询问问题了。”文垣说道:“首先,是鼓励工匠转型成为工场主或机工。机工就不必提了,儿子主要是对工场主有些疑惑。父亲说让他们合股开设小工场,从钱庄借钱购买机器和原料,但是如何避免他们被重利盘剥?刚实行的时日上上下下都有人盯着,钱庄或许不敢违背朝廷的命令,但过些日子就未必了。”

    “另外,就算他们都合股开设小工场,或者都要做机工,原本开设工场之人扩大规模能接受这么多机工,但工场生产的效率远在一家一户的工匠之上,绸缎、布匹的产量必定大增,增加的这么多绸缎和布匹,都卖给谁?如何能够卖的出去?这是儿子的头一个问题。”

    “儿子的第二个问题,是有关工会的。儿子当然觉得工会很好,但如何将其组织起来?难道是在朝廷中专门设立一个衙门,指导各行当设立工会?儿子觉得这样做未必好。但不这样做,想要成立工会将十分缓慢。”

    “儿子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将《大明律》一分为三,分别设立《刑律》、《民律》与《商律》的。将刑民两分后,欠债之人不会再被打板子流放,能够避免百姓破家,有些好处;但若是某一家手里有钱,但就是欠债不还怎么处置?现下可以打板子甚至流放,他们害怕官府不敢不还;若是不能打板子了,如何处置?”

    “另外,单独设立《商律》,儿子觉得没有必要。《商律》条文不会多,完全可以归入《民律》中,不必单独设立。”

    “以上是儿子的疑惑,还请父亲解惑。”文垣道。

    “不错。”允又先称赞了他几句。除了最后一个将《商律》归入《民律》的问题外,其他问题都很要紧,他本就想着若是文垣不问也要解释的,现在他也想到这几个问题问了出来,表明文垣的想法和他越来越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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