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激情燃烧岁月 作者:肖申克117
第一百七十四章 给我一个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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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七十四章 给我一个支点
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支起地球。”
我们当然给不了他这个巨大的支点，所以我们似乎不能靠眼见为实来证明他的正确性。但是我们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只要一有机会，人人都能改天换地。重温这句话时，人们心中不禁满腔热情，自以为自己是天下之主。
人类是会思考、有理想的动物，从不像其它动物那样只是被动地接受现实，大多数人是有理想的。至少在他或她还在牙牙学语在父母的怀抱中的时候，或者端坐在课堂里，被动地被父母和老师问起时，然后或认真或违心地说要当科学家，要当中国的爱因斯坦，要么要成为国家领导人，领导十一亿中国人。
这样的会有多少可信性？成年人自然一笑了之，因为谁也不能否认这其中的可能性，虽然机率很小。李思明却从没这么问过自己的儿子，尽管妻子总是主观地单方面要求儿子“立志”当个大学教授，进行“洗脑”，他也一笑了之。
西方有谚语云：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李思明更愿意来世当回上帝，只是不知道在天国里，上帝抽的是不是“中华”牌卷烟？
1988年的夏天，对李思明这样的烟民来说，是个好日子。全国13种名烟放开价格上市供应，“中华”烟终于和消费者见面了。上市第一天，1条“中华”烟从40元涨到65元，上市不久就被抢购一空。为保证“中华”烟的市场供应，使消费者能真正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于是在上市的第二天，价格定在72元／条，市场开始平静。
而此前“中华”还是作为特供烟，消费者仍不能在市场上买到。“文革”期间，港商在广交会期间，身上往往要放两包烟，一包“中华”牌，一包“三五”牌，自己抽“三五”牌，招待客人时才抽“中华”牌。台湾同胞当时购买中华牌主要是回台送人，或许是中华牌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吧，为了解除思乡之情，台胞对中华牌卷烟自然有一种偏爱。
但是李思明总有办法弄一些，开头是袁侯这位在上海“有路子”的人带一些，后来他每次都能从岳父那里弄一些。只是去了美国之后，他几乎就爱上了雪茄烟，按照曾智的话说，那是品味。如今，“中华”烟上市，让他又有了机会品尝一下国烟。
“还是‘中华’好啊！”李思明站在阳台上深吸了一口烟。
许多烟民常说，抽烟能解乏，能启迪智慧，给人以思想的灵感，人们食指与中指夹着一支香烟时，在烟雾袅绕之间，让心灵得以解放，在烟头忽明忽暗中，让思想迸发出火花。李思明也常常将这种冠冕堂皇的话当作借口，并将两代伟人的个人嗜好当作更充分的理由。在这样的一个星辰满天的夜晚，烟可以让他的心灵得到慰藉，让他思考一下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遥远的北方，一个叫中关村的地方，也有人在思考。前不久有人将此地称为“中国硅谷”，“硅谷”就是“硅谷”，为何非要加个“中国”？当然后来也有人会将此地称为“倒爷一条街”、“骗子一条街”。那些中国第一批创业家们都在重复着相同的事情：创业、生存、发达或者倒闭。
创业的热情让他们像阿基米德一样有理想，有人埋头苦干，有人锐意进取，有人只争朝夕，有人投机取巧，当然也有人以身试法，有的人还天真地具有政治家的野心。
许多中关村“企业领袖”采取“轮流做东”的方式，不断更换地点和话题。这些人坐在一起吹嘘自己的成功，也倾诉苦恼，互相传递经营之道，也密商如何少缴税款、逃避政府监督。在中关村空前绝后的这个“沙龙”，如果真的就是这些话题，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们还有国家大事要谈，不是分析改革顺逆，就是判断经济沉浮，再不就是政治秘闻。他们常常通宵达旦说个不停，不论真假，就像亲眼所见。他们对国家大事抱着一种奇特的热情，就像后来人们谈论股市沉浮和房价涨跌一样平常。
当那些创业者们为辛苦挣来的第一个十万第一个一百万和第一个一千万而欢心鼓舞之时，李思明已经记不清自己花出去多少美元，只有袁大帐房清清楚楚地知道每一笔钱的去处和公司资金压力与日俱增。那些号称要做“中国的ibm”的创业家们恐怕听都没听说过，在深圳特区还有一个叫微星的公司，和一群年轻的工程师们正在脚踏实地地奋斗着，他们正做着那些中关村人所难以企及的事业——远比小打小闹，代理外国产品和卖着走私货甚至假冒伪劣要可贵得多。
李思明和他的工程师们从没说过要做中国的英特尔中国的德仪，要做就做中国的微星公司，世界的微星公司。李思明一直兢兢业业，他担心年轻的工程师们没有耐心，担心工程师们的士气低落，担心时间的流逝和心目中的竞争对手的脚步太快。
微星集团从来就没有放慢自己的脚步，尤其是在科技创新方面，事实上过去将近三年以来，李思明只做了这么一件事。围绕着科技人员的人才激励制度、使用制度、科技创新制度，一直以来就在不断地完善，唯恐这些制度的东西阻碍了科技创新的发展。
而在1988年10月底的时候，李思明随微星集团人力资源总监崔必成及其团队赴京。这是微星公司首次举办的有系统的校园巡回招聘活动。在过去的三年中，崔必成在公司人才队伍建设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除了李思明在美国时赞助的那些人除外，国内部分，此君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但是主要还是在南方。
李思明作为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可以说是近来北大最有传奇的一位人物，只不过比人们想像的还要传奇，所以崔必成极力要求他给予支持，打着他的招牌以壮声威。既然下属这么卖力，李思明当然要适当支持一下，光挂在嘴上说人才最重要，是没有用的。其实李思明的名号也只是在北大师生中众口相传，但是真正了解他的人却不是很多，因为他对于北大来说，就是一个匆匆过客。学生知道李思明，是从电影中了解的，至于他为何要回国，正在做些什么没有多少人知道，唯一熟悉的是李思明当年编的微电子学基础教材。做教授做到这个份上，也就只李思明一家。
李思明是一个低调的人，对记者有种天生的排斥，他甚至曾经直截了当地说他不喜欢记者，当然当记者的老婆除外。因为他知道现在不是他在镜头前过多露面的时候。当然他也很有觉悟，如果将来达成目标，那么他就要有面对吹捧、赞扬、怀疑甚至批评的勇气，可是那些他在乎吗？他只是不想浪费时间和分散精力而已，对于这一点深圳的官员们表示十分理解，他们比李思明还要盼着成功，深圳的李书记无数次试探李思明是否需要贷款，因为他看到微星公司这几年投入这么多钱，赚得却少，担心微星公司是否有资金压力，这恐怕是中关村那些创业者们想像不到的。远离政治的首都，特区的深圳也许更适合创业。
在北大三角地，微星公司的广告早就贴出来了，不过很快就被转让各种处理品和附近中关村的各式广告给占领了——但远没比92年之后更热闹。
这是李思明七年来第一次回北大燕园。李思明不是一个喜欢发幽古之思情之人，但是再一次来到这里，看着这菁菁校园，总会让他有种怀旧的感觉。对于李思明的到来，北大校方给予了隆重的招待，那些外资企业此时要么还没意识到中国市场的存在，要么只是在中国设立代表处，还没有像微星公司这样大张旗鼓的在校园里招聘。北大这么表示，除了因为李思明和前任校长的关系以外，李思明怀疑，是不是因为微星公司赞助了一笔钱的缘故？
李思明的北大教授的头衔一直还挂着，这种有名无实的名头他曾多次要求去掉，但是北大出于某种原因一直拖着，没有给正面答复。
微星公司在北大校园里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公司介绍会、主题演讲和各种形式的座谈会，随行的微星公司前北大毕业生除了现身说法之外，还举办数场科技讲座，紧贴国际最新科技发展，让北大师生受益非浅。
李思明也亲自出马，不过他的演讲很有特色，他在放电影。他不辞劳苦地搬来电影放映机，播放了诸如《星球大战》、和《查理的天使》片段，来说明电脑技术的神奇和未来高科技的发展，围绕着硬件与软件进行阐述。他讲得很生动，内心却在抱怨没有笔记本电脑和dvd、ppt之类的玩意。
“自英特尔公司1971年发明了第一款微处理器以来，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计算机的重要性，但是一台个人计算机的价值两三万元。为什么这么贵？国人省吃俭用，才能买上一台，只有国外大公司的腰包鼓了起来。我们当然知道这其中蕴含着大量的科技知识，从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到ic设计、制造、测试和封装，还有计算机软件，无一不是知识的体现。
未来就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而且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竞争时代，在这方面我国与国外差距还很大。但是如果我们不努力，那么这个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许多年轻的学生朋友梦想出国，事实上也有许多人出国，但是学成归来的有几个？微星公司从1981年起就资助北大学生出国留学，我可以很骄傲地告诉各位师生朋友，这当中已经在国外完成学业的，超过九成的人选择回国，选择来到微星公司。我也可以很骄傲地告诉大家，在微星公司，工程师们的价值正在得到体现。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让半导体科技在深圳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甚至达到国际水平。
但是在向科技高峰进军的征途之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我们所遇到的艰难险阻。因此，微星公司希望更多的年轻朋友加入到我们中来，而微星公司也愿意提供这样的机会。”
李思明面对下面的黑压压的人群，宣传着自己的理念。
“请问李教授，贵公司是外资公司，难道这也是像你所讲的，是发展民族科技？”有学生当场就提了出来。
李思明一时有些语塞。
“我们当然是香港人办的，难道你想否认香港人不是中国人？” 李思明的话有些强词夺理，“不要深究微星公司是谁办的，关键是看这个公司的所作所为。”
“我们在家用电器方面，已经占据着国内市场高档商品第一的地位，外国产品特别是日本产品在我们的竞争之下，市场份额已经日见减少。而我们在零部件的采购上一直坚持着国产化，也带动相关配套厂家的发展。
在晶圆制造方面，无论是外观尺寸和制程来讲，都是国内最先进的，目前我们已经跟国内数家国营工厂进行相关的合作，而我们往往是白送。因为我们知道，只有整个产业发展起来，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才能发展起来，一个公司的力量是有限的。对比一下，今年我国几家合资厂，引进无一不是国外淘汰的技术，因为发达国家是没有那么好心，他们始终提防着中国人的技术进步，即使如此，国人还当成了宝。
而在ic设计方面，我们有一支强大的队伍，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在过去两年多以来，我们支持着中国军事装备的更新换代，在雷达、导弹、电子对抗和军事通讯方面，往往都装备有我们生产的专用大规模集成电路，这可以用来证明我们微星公司致立于民族产业的志向。而这些就是花高价，从国外买不来的，这是国家利益。
我们目前正在和中科院合力包括邮电部相关研究所，正在努力进行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攻关，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期，预计明年将会在进度上有重大积极变化。正如刚才在电影中出现的，将来个人通讯将更加便捷。而这将会为我国减少巨额的系统引进费用，而相关设备厂也将因为我们的成果而受益，这将是整个通信产业的发展的动力。
我们还在中科院设立一个‘长江学者计划’，每年无偿拿出一千万元，支持国家的基础研究。”李思明站在台上侃侃而谈，事实上，他是实话实说而已。
“请问您的工资是多少？”有学生直接问了这个问题。
“我一分钱不拿！”李思明直截了当的回答，用半是骄傲半是自嘲的口吻道，“因为我的工作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他心说，我是幕后老板，谁给我付钱？只是这话不能说得太明白，那些中关村的创业家们，也无不人人头上挂着顶“红帽子”，打着“全民所有”或者“集体所有”的招牌，当然个体户除外。
总的来说，李思明这次北大之行给北大人的感觉是雄心勃勃，而且有些自高自大，再加上点幽默风趣。相比较而言，人们更关心他早年成为北大教授的那段经历感兴趣，以及他在美国好莱坞的辉煌经历和八面威风，不厌其烦地追问他在美国的经历和对美国的观感，仿佛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而不是对他现在所从事的事业太感兴趣。李思明很郁闷。
至于微星公司，那不过是一个远在深圳的外资公司而已，在没有实现重大技术突破让人们看到实打实的成果之前，是没有人相信你的理念和雄心壮志。在当时北京的高校区内，中关村自1980年以来的蓬蓬勃勃，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而深圳只不过是一个暴发户而已，没技术没文化没品味，连深圳大学也是新建不久的。
不过，他也不算是无功而返，因为微星公司已经进入了北大师生的视野，埋下了一颗种子，终究会发芽成长，并长成参天大树。
北大校方却看得很远，他们和微星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效仿中科院，在微星公司设立研究生实习基地，利用微星公司先进的工艺技术条件，培养自己的人才，只是到底为谁培养还说不定呢！
而李思明带着团队又马不停蹄地转战清华、北邮，然后又赴上海，宣扬自己的人才理念，推销着微星公司，搜刮人才。
他早已有了一个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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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支起地球。”
我们当然给不了他这个巨大的支点，所以我们似乎不能靠眼见为实来证明他的正确性。但是我们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只要一有机会，人人都能改天换地。重温这句话时，人们心中不禁满腔热情，自以为自己是天下之主。
人类是会思考、有理想的动物，从不像其它动物那样只是被动地接受现实，大多数人是有理想的。至少在他或她还在牙牙学语在父母的怀抱中的时候，或者端坐在课堂里，被动地被父母和老师问起时，然后或认真或违心地说要当科学家，要当中国的爱因斯坦，要么要成为国家领导人，领导十一亿中国人。
这样的会有多少可信性？成年人自然一笑了之，因为谁也不能否认这其中的可能性，虽然机率很小。李思明却从没这么问过自己的儿子，尽管妻子总是主观地单方面要求儿子“立志”当个大学教授，进行“洗脑”，他也一笑了之。
西方有谚语云：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李思明更愿意来世当回上帝，只是不知道在天国里，上帝抽的是不是“中华”牌卷烟？
1988年的夏天，对李思明这样的烟民来说，是个好日子。全国13种名烟放开价格上市供应，“中华”烟终于和消费者见面了。上市第一天，1条“中华”烟从40元涨到65元，上市不久就被抢购一空。为保证“中华”烟的市场供应，使消费者能真正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于是在上市的第二天，价格定在72元／条，市场开始平静。
而此前“中华”还是作为特供烟，消费者仍不能在市场上买到。“文革”期间，港商在广交会期间，身上往往要放两包烟，一包“中华”牌，一包“三五”牌，自己抽“三五”牌，招待客人时才抽“中华”牌。台湾同胞当时购买中华牌主要是回台送人，或许是中华牌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吧，为了解除思乡之情，台胞对中华牌卷烟自然有一种偏爱。
但是李思明总有办法弄一些，开头是袁侯这位在上海“有路子”的人带一些，后来他每次都能从岳父那里弄一些。只是去了美国之后，他几乎就爱上了雪茄烟，按照曾智的话说，那是品味。如今，“中华”烟上市，让他又有了机会品尝一下国烟。
“还是‘中华’好啊！”李思明站在阳台上深吸了一口烟。
许多烟民常说，抽烟能解乏，能启迪智慧，给人以思想的灵感，人们食指与中指夹着一支香烟时，在烟雾袅绕之间，让心灵得以解放，在烟头忽明忽暗中，让思想迸发出火花。李思明也常常将这种冠冕堂皇的话当作借口，并将两代伟人的个人嗜好当作更充分的理由。在这样的一个星辰满天的夜晚，烟可以让他的心灵得到慰藉，让他思考一下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遥远的北方，一个叫中关村的地方，也有人在思考。前不久有人将此地称为“中国硅谷”，“硅谷”就是“硅谷”，为何非要加个“中国”？当然后来也有人会将此地称为“倒爷一条街”、“骗子一条街”。那些中国第一批创业家们都在重复着相同的事情：创业、生存、发达或者倒闭。
创业的热情让他们像阿基米德一样有理想，有人埋头苦干，有人锐意进取，有人只争朝夕，有人投机取巧，当然也有人以身试法，有的人还天真地具有政治家的野心。
许多中关村“企业领袖”采取“轮流做东”的方式，不断更换地点和话题。这些人坐在一起吹嘘自己的成功，也倾诉苦恼，互相传递经营之道，也密商如何少缴税款、逃避政府监督。在中关村空前绝后的这个“沙龙”，如果真的就是这些话题，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们还有国家大事要谈，不是分析改革顺逆，就是判断经济沉浮，再不就是政治秘闻。他们常常通宵达旦说个不停，不论真假，就像亲眼所见。他们对国家大事抱着一种奇特的热情，就像后来人们谈论股市沉浮和房价涨跌一样平常。
当那些创业者们为辛苦挣来的第一个十万第一个一百万和第一个一千万而欢心鼓舞之时，李思明已经记不清自己花出去多少美元，只有袁大帐房清清楚楚地知道每一笔钱的去处和公司资金压力与日俱增。那些号称要做“中国的ibm”的创业家们恐怕听都没听说过，在深圳特区还有一个叫微星的公司，和一群年轻的工程师们正在脚踏实地地奋斗着，他们正做着那些中关村人所难以企及的事业——远比小打小闹，代理外国产品和卖着走私货甚至假冒伪劣要可贵得多。
李思明和他的工程师们从没说过要做中国的英特尔中国的德仪，要做就做中国的微星公司，世界的微星公司。李思明一直兢兢业业，他担心年轻的工程师们没有耐心，担心工程师们的士气低落，担心时间的流逝和心目中的竞争对手的脚步太快。
微星集团从来就没有放慢自己的脚步，尤其是在科技创新方面，事实上过去将近三年以来，李思明只做了这么一件事。围绕着科技人员的人才激励制度、使用制度、科技创新制度，一直以来就在不断地完善，唯恐这些制度的东西阻碍了科技创新的发展。
而在1988年10月底的时候，李思明随微星集团人力资源总监崔必成及其团队赴京。这是微星公司首次举办的有系统的校园巡回招聘活动。在过去的三年中，崔必成在公司人才队伍建设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除了李思明在美国时赞助的那些人除外，国内部分，此君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但是主要还是在南方。
李思明作为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可以说是近来北大最有传奇的一位人物，只不过比人们想像的还要传奇，所以崔必成极力要求他给予支持，打着他的招牌以壮声威。既然下属这么卖力，李思明当然要适当支持一下，光挂在嘴上说人才最重要，是没有用的。其实李思明的名号也只是在北大师生中众口相传，但是真正了解他的人却不是很多，因为他对于北大来说，就是一个匆匆过客。学生知道李思明，是从电影中了解的，至于他为何要回国，正在做些什么没有多少人知道，唯一熟悉的是李思明当年编的微电子学基础教材。做教授做到这个份上，也就只李思明一家。
李思明是一个低调的人，对记者有种天生的排斥，他甚至曾经直截了当地说他不喜欢记者，当然当记者的老婆除外。因为他知道现在不是他在镜头前过多露面的时候。当然他也很有觉悟，如果将来达成目标，那么他就要有面对吹捧、赞扬、怀疑甚至批评的勇气，可是那些他在乎吗？他只是不想浪费时间和分散精力而已，对于这一点深圳的官员们表示十分理解，他们比李思明还要盼着成功，深圳的李书记无数次试探李思明是否需要贷款，因为他看到微星公司这几年投入这么多钱，赚得却少，担心微星公司是否有资金压力，这恐怕是中关村那些创业者们想像不到的。远离政治的首都，特区的深圳也许更适合创业。
在北大三角地，微星公司的广告早就贴出来了，不过很快就被转让各种处理品和附近中关村的各式广告给占领了——但远没比92年之后更热闹。
这是李思明七年来第一次回北大燕园。李思明不是一个喜欢发幽古之思情之人，但是再一次来到这里，看着这菁菁校园，总会让他有种怀旧的感觉。对于李思明的到来，北大校方给予了隆重的招待，那些外资企业此时要么还没意识到中国市场的存在，要么只是在中国设立代表处，还没有像微星公司这样大张旗鼓的在校园里招聘。北大这么表示，除了因为李思明和前任校长的关系以外，李思明怀疑，是不是因为微星公司赞助了一笔钱的缘故？
李思明的北大教授的头衔一直还挂着，这种有名无实的名头他曾多次要求去掉，但是北大出于某种原因一直拖着，没有给正面答复。
微星公司在北大校园里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公司介绍会、主题演讲和各种形式的座谈会，随行的微星公司前北大毕业生除了现身说法之外，还举办数场科技讲座，紧贴国际最新科技发展，让北大师生受益非浅。
李思明也亲自出马，不过他的演讲很有特色，他在放电影。他不辞劳苦地搬来电影放映机，播放了诸如《星球大战》、和《查理的天使》片段，来说明电脑技术的神奇和未来高科技的发展，围绕着硬件与软件进行阐述。他讲得很生动，内心却在抱怨没有笔记本电脑和dvd、ppt之类的玩意。
“自英特尔公司1971年发明了第一款微处理器以来，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计算机的重要性，但是一台个人计算机的价值两三万元。为什么这么贵？国人省吃俭用，才能买上一台，只有国外大公司的腰包鼓了起来。我们当然知道这其中蕴含着大量的科技知识，从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到ic设计、制造、测试和封装，还有计算机软件，无一不是知识的体现。
未来就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而且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竞争时代，在这方面我国与国外差距还很大。但是如果我们不努力，那么这个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许多年轻的学生朋友梦想出国，事实上也有许多人出国，但是学成归来的有几个？微星公司从1981年起就资助北大学生出国留学，我可以很骄傲地告诉各位师生朋友，这当中已经在国外完成学业的，超过九成的人选择回国，选择来到微星公司。我也可以很骄傲地告诉大家，在微星公司，工程师们的价值正在得到体现。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让半导体科技在深圳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甚至达到国际水平。
但是在向科技高峰进军的征途之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我们所遇到的艰难险阻。因此，微星公司希望更多的年轻朋友加入到我们中来，而微星公司也愿意提供这样的机会。”
李思明面对下面的黑压压的人群，宣传着自己的理念。
“请问李教授，贵公司是外资公司，难道这也是像你所讲的，是发展民族科技？”有学生当场就提了出来。
李思明一时有些语塞。
“我们当然是香港人办的，难道你想否认香港人不是中国人？” 李思明的话有些强词夺理，“不要深究微星公司是谁办的，关键是看这个公司的所作所为。”
“我们在家用电器方面，已经占据着国内市场高档商品第一的地位，外国产品特别是日本产品在我们的竞争之下，市场份额已经日见减少。而我们在零部件的采购上一直坚持着国产化，也带动相关配套厂家的发展。
在晶圆制造方面，无论是外观尺寸和制程来讲，都是国内最先进的，目前我们已经跟国内数家国营工厂进行相关的合作，而我们往往是白送。因为我们知道，只有整个产业发展起来，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才能发展起来，一个公司的力量是有限的。对比一下，今年我国几家合资厂，引进无一不是国外淘汰的技术，因为发达国家是没有那么好心，他们始终提防着中国人的技术进步，即使如此，国人还当成了宝。
而在ic设计方面，我们有一支强大的队伍，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在过去两年多以来，我们支持着中国军事装备的更新换代，在雷达、导弹、电子对抗和军事通讯方面，往往都装备有我们生产的专用大规模集成电路，这可以用来证明我们微星公司致立于民族产业的志向。而这些就是花高价，从国外买不来的，这是国家利益。
我们目前正在和中科院合力包括邮电部相关研究所，正在努力进行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攻关，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期，预计明年将会在进度上有重大积极变化。正如刚才在电影中出现的，将来个人通讯将更加便捷。而这将会为我国减少巨额的系统引进费用，而相关设备厂也将因为我们的成果而受益，这将是整个通信产业的发展的动力。
我们还在中科院设立一个‘长江学者计划’，每年无偿拿出一千万元，支持国家的基础研究。”李思明站在台上侃侃而谈，事实上，他是实话实说而已。
“请问您的工资是多少？”有学生直接问了这个问题。
“我一分钱不拿！”李思明直截了当的回答，用半是骄傲半是自嘲的口吻道，“因为我的工作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他心说，我是幕后老板，谁给我付钱？只是这话不能说得太明白，那些中关村的创业家们，也无不人人头上挂着顶“红帽子”，打着“全民所有”或者“集体所有”的招牌，当然个体户除外。
总的来说，李思明这次北大之行给北大人的感觉是雄心勃勃，而且有些自高自大，再加上点幽默风趣。相比较而言，人们更关心他早年成为北大教授的那段经历感兴趣，以及他在美国好莱坞的辉煌经历和八面威风，不厌其烦地追问他在美国的经历和对美国的观感，仿佛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而不是对他现在所从事的事业太感兴趣。李思明很郁闷。
至于微星公司，那不过是一个远在深圳的外资公司而已，在没有实现重大技术突破让人们看到实打实的成果之前，是没有人相信你的理念和雄心壮志。在当时北京的高校区内，中关村自1980年以来的蓬蓬勃勃，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而深圳只不过是一个暴发户而已，没技术没文化没品味，连深圳大学也是新建不久的。
不过，他也不算是无功而返，因为微星公司已经进入了北大师生的视野，埋下了一颗种子，终究会发芽成长，并长成参天大树。
北大校方却看得很远，他们和微星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效仿中科院，在微星公司设立研究生实习基地，利用微星公司先进的工艺技术条件，培养自己的人才，只是到底为谁培养还说不定呢！
而李思明带着团队又马不停蹄地转战清华、北邮，然后又赴上海，宣扬自己的人才理念，推销着微星公司，搜刮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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