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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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南、西南三大地区进行重新整合,中国南部三大地区则完全可能就此游离出华夏文明圈;或与西南戎狄、羌胡族群融合,建立新的国家政权,进而完全地脱离华夏文明圈;或以越人政权为中心,就此形成独立的较大规模的王权国家,以不同的文明形态开始独立发展。果真如此,华夏族群的生存环境将与南部海洋世界永远地隔离开来,从此陷入四面边患而又相对隔绝于南部海洋的永久危机状态。

    因为秦帝国史料在秦末战乱中的毁灭,我们已经无法具体地知道,秦帝国高层在当时对“三南”地区之大局势是如何作总体评判的了。但是,秦帝国坚实的历史实践步伐,仍然给我们留下了清晰的历史答案。这一答案,表现为一步一步的实际进展。

    (1)第一步,公元前222年,灭楚之战尾声阶段的闽越进军  这是秦帝国统合“三南”的战略发端。具体实现是:王翦亲自率军向东南开进,在闽越之地(今日浙江南部与福建北部地区),迫降了闽越王政权,将闽越王的名号降为越君,将其控制地区设置为会稽郡。应该说,秦军的东南第一步,是相对顺利的。

    (2)第二步,屠睢部继续向南海地区进军,遭遇严重失败  这次大进军,以此前王翦军平定的会稽郡为基地,战略方向是:从东南的会稽郡向南进军,再向西南方向进军,绕过中南五岭险阻,进入南海地区。从当时的山川地理环境看,这一战略进军路线虽然是个大迂回,道路较远;但是,由于这个方向的江河水网相对通连,秦军的后勤输送相对有保障。

    若从云梦泽南部边缘南下,直接越过五岭进入南海地区,距离显然要近许多。但是,由于当时湘江水系与岭南水系尚未通连,秦军大量的后勤输送,若没有水路航运而仅仅依靠山道的人背马驮,显然无法保障。故此,秦军第一次进军岭南,选择了从会稽郡到南海的大迂回路线。

    秦军这次南进的统帅,是大将屠睢。兵力配置由水、陆两军构成,连带后勤输送力量,总数在五十万上下。这次大进军,水陆两路具体的进军路线是:

    楼船之师(水军)——从当时云梦泽东南边缘的水域出发(今日鄱阳湖水域),进入余干之水(今日余干地区的余江、信江等河流),向南再经过闽越三郡的水网,最终进入南海地区。

    秦军的陆地之师——以会稽郡为基地,分作四个进发方向。第一路,进入西南山地的镡城地带(今日湘西与贵州接壤的高山地区);第二路,进入云梦泽南部边缘的九嶷山地带驻守(今日湖南郴州地区);第三路,进入南海番禺地区(今日广州地带);第四路,进入南野地带据守(今日赣州以南地带)。

    从战略实施方面说,这次筹划的大进军,秦军已经充分利用了当时可能利用的一切有利的地理条件,南进的山川环境阻力,对于秦军来说已经不是难点了。

    可是,秦帝国的这次大进军,却遭到了预想不到的严重失败。南进初期,秦军也获得了初战胜利,平定了一个叫做西呕的越人政权,杀死了其首领译吁宋。但是,获胜之后却遇到百越族群的山林游击战抵抗,秦军遭受到空前重创。耗时三年,秦军依然未能全面打通这片地区。《淮南子·人间训》对秦军的惨状,作出了这样的描述:

    秦军……三年不解甲驰弩……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簿(丛林)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杰俊)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

    依据这些描述,基本事实是可以肯定的:秦军从东南山川大迂回进军岭南的计划,在越人丛林战面前遭受重创。前敌统帅屠睢战死,秦军伤亡极为严重。显然,这支来自北方的秦军,遇到了巨大的难以克服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汉书·严安传》提到的一个事实:后勤输送出了故障。

    在秦军作战的历史上,极少出现粮食供应断绝的情况。可是,这次偏偏是粮食输送出现了严重故障。原因是,各路秦军连续分头作战行军,后勤将军“监禄”无法及时将物资粮饷转运到各个秦军营地。无奈之下,秦军各部分别仓促开凿了若干条小渠道,力图用小船转运粮饷物资,可是数量太少,难以为继。越人族群又纷纷遁逃,进入丛林与野兽为伍,伺机出动袭击。秦军陷入旷日持久的丛林作战,后勤难以跟进,终于到了粮食乏绝的境地。此时,越人族群趁势纷纷杀出,多方进攻,秦兵终于大败。

    屠睢战死的这一年,是秦帝国刚刚统一中国的第三年。

    当时的新帝国政权,正在各个领域大规模地整合民生经济,各种大型工程接踵展开,各个方向都在全力以赴地大建设,人力物力全方位吃紧。《史记》以赵佗之口作出的评判是:“中国劳极。”如此大形势下,帝国政权有一万个理由搁置向三南进军的战略实施。

    但是,这是一个诞生于大争之世的新生帝国。

    (3)第三步,秦帝国开凿灵渠,重新发动岭南进军  两百余年的战国大争传统,赋予了这个新生帝国非凡的开拓精神,非凡的创造胆魄,愈挫愈奋,从来没有知难而退的惰性习惯。这样一个帝国政权,在这个关乎华夏世界能否圆满统合的大事上,没有因为第一次战败而颓丧,立即重新凝聚力量,开始了第二次向南海地区的战略大进军。这一次,秦帝国重新集中了三十万上下的一支大军。连带后勤力量,秦军总数仍然在五十万以上。

    这次的南进统帅,史有两说,一说是大将任嚣,一说是南海尉赵佗。

    对多种史料综合分析,最大的可能是,任嚣是统帅,赵佗是副统帅兼前敌大将。

    任嚣,与前任南进统帅屠睢一样,没有任何相对具体的个人经历记载,并不在我们熟悉的秦军名将之列。但是,依据秦国用人传统与任事法度,能担任五十余万水陆大军的统帅、副统帅,必定是陆战水战兼通的当时名将。从后来任嚣在临终之际对赵佗的善后部署看,任嚣非但善战,同时还是一个智慧型将军。

    赵佗,史料只有原籍记载——赵国常山郡人(今日河北真定)。至于赵佗一族何时进入秦国,已经无从考据了。可以明确的基本事实是,如同齐国的蒙氏家族进入秦国一样,赵氏一族也是从山东六国移居秦国的军旅家族之一。此时的赵佗,正在年富力强之期,是一个勇猛善战又颇具头脑的青年名将。

    以任嚣、赵佗为第二次南进统帅,引起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秦军最高统帅王翦、王贲父子,此时是否还在世?

    依据统一六国的战争经验,屠睢第一次南进大败之后,正常的选择必然是两个:一则,由威名赫赫的武成侯王翦,出任第二次南进统帅;二则,由年富力强果敢善战的国尉王贲,出任第二次南进统帅。但是,王氏父子却在这一时期的史料中同时不见了踪迹。参照始皇帝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前219年的琅琊刻石,记载了当时已经由王离承袭了武成侯,并在刻石文后与其父王贲共同列名的事实,由此可以推断,王翦在平定会稽郡之后不久就病逝了。此后不久,王贲也相继病逝了。也就是说,秦军第二次南进的时候,王翦、王贲父子至少已经病逝三年了。

    再度进军“三南”的路线,也作出了重大改变。

    这一改变是,不再从会稽郡方向作大迂回,改为从中南直接翻越五岭,进军番禺。这次,帝国上层汲取了第一次南进失败的教训,首先着力于打通后勤输送通道。这条通道,当然要从水路着眼。因为,在崇山峻岭中输送物资,只有水路航运能保证连绵不断,且不至于成本耗费高过输送物资。在当时,这一目标的实现,只有通过沟通湘江水系与岭南水系的途径来完成。

    秦帝国善于组织大规模工程的特长,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开通新水道的具体实施方略是,以水利大师史禄为工程总领,勘定水道路线。由秦军主力与后勤民力,一起完成渠道工程。渠道路线是,以长沙郡南端零陵地带的湘水段为起点,开凿一条大渠,连通一山之隔的漓江,使货船能够进入岭南水系。

    在当时条件下,这是一个极富想像力的非凡创造。

    秦军立即集中力量,先期开凿这条大渠。大约不到一年时间,这条不足百里而被后世称为“灵渠”的伟大工程便宣告竣工了。历史的实践已经表明,秦帝国开凿的灵渠,是一项亘古不朽的伟大水利工程。其构思之妙,其法度之精,其开凿之快,其效用之大,其实用寿命之长,无不令后世瞠目感叹。

    两千余年后清乾隆时期的《兴安县志》记载:“历代以来,修治(灵渠)不一,类皆循故道,因时而损益之;终不能独出新意,易其开辟之成规。”也就是说,灵渠所选择的行水路线与行水方式,历经两千余年验证,仍然是最佳路线,仍然是最佳方式。

    开凿灵渠的同时,秦帝国同时开始修建从中南直通岭南的杨越新道。水陆两条大动脉的开通,确保了五十余万秦军的后勤大输送。秦军越过五岭,大规模地南下了。

    依据历史实践,秦军再次南下的战略步骤是:首先,派出五万人马分别据守五岭咽喉之地,确保后方屏障的坚实;其次,以灵渠与此后迅速建成的杨越新道,为双重大通道,确保后勤输送畅通;第三,大军越过五岭,首先在番禺地带建立中心基地,以统合南海郡为第一目标;第四,站稳岭南根基之后,秦军再同时向东南、西南两大地区有效伸展。

    在稳步推进的战略之下,在大约三五年的时间里,任嚣、赵佗的南下秦军以番禺为中心,同时向东西伸展,基本平定了三南地区。这时的任嚣,被帝国任命为南海尉——岭南战区总司令。赵佗,则被任命为龙川令——龙川军区司令。龙川,也就是今日广东省东部的龙川县地带。在当时,龙川恰恰处在南海郡与曾使秦军遭受重创的闽越三郡的结合地带,是显然的军事要地。

    这时,秦帝国在东南、岭南、西南三大地区,分别设立了六个郡:闽中郡、闽东郡、越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这就是说,曾经使秦军遭受重大损失的闽越三郡,在这一时期也同时得到了统合,也平定了下来,设立了郡县官署。

    3.秦军在“三南”地区的统合政策

    从大形势看,任嚣、赵佗统率的秦军,这时已经基本上安定了广袤的三南地区。

    但是,怎样才能使三南地区从此与新创建的中国统一文明,在同一治权下保持同步发展,却是个事关长期政策的战略问题。也就是说,怎样才能使三南地区从此成为统一中国真正的有机构成部分,而不致再次成为松散的邦联诸侯状态?解决这一历史难题,是对秦帝国整合三南战略决策的真正考验。

    秦帝国的对策是,增派南进人口,与岭南大军结合,共同屯驻岭南,融入岭南,化为磨合三南地区的基础性力量,从而保证三南诸郡长期纳入中国统一治权。从总体上说,这是一种长期统合三南地区的战略应对,其具体实施包括了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个基本方面,实行“適戍屯垦”政策。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帝国征发了五十万非军事人口进入“南海陆梁地”——五岭以南的南海地区,担任“適戍”任务。所谓適戍,就是国家征发劳役人口屯边守护,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屯垦——种田打仗同时兼顾。

    这批屯垦人口由三种人组成:一种是明令在逃的各种罪犯,许其进入岭南即可获得国家赦免;一种是从男子较多的家族中,将其准备入赘别家的男子征发为士兵,集中进入岭南;一种是从事长途贩运的各种商旅人士。这三种人口,除商旅人士带有家室,其余基本上都是男子。他们大量进入南海地区,无疑是开拓岭南经济并融合岭南文明的有效方式。

    这就是《汉书·严安传》记载的:“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

    第二个基本方面,征发大量女子进入南海,解决将士家室问题。

    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赵佗为安定三南地区数十万秦军,曾经上书始皇帝,请求征发未婚女子三万人进入岭南,使将士建立家室。始皇帝削减了一半,批准征发一万五千名未婚女子进入岭南。这些未婚女子与前述屯垦人口进入岭南后,与驻守秦军生出种种组合家庭,并与当地粤人混杂居住,大大深化了统一文明的全面融合,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应该说,这是岭南秦军能够在后来长期据守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个基本方面,大力整合三南民治,建立有效的社会秩序。

    这一历史事实,是后来的西汉王朝追记的。据《汉书·高祖本纪》记载,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在第十一年派大臣陆贾为特使南下番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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