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卿之所以敢于向英方提出在英人看来十分“苛刻”的13项要求,是因为准确地把握了局势。
    尽管一战结束后,英国作为得胜国又获得了大片委任统治地,帝国版图得到进一步扩展。但是由于在大战中英国受到巨大损失,损毁船舶800万吨,占商船的70%以上,海军的死亡人数达27215人。一战后英国丧失了长期保持的海上霸权,经济实力下降,对殖民地的统治力量削弱,维持庞大的殖民体系已力不从心。同时,在一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影响推动下,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意识进一步增强,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形成高潮,英国殖民体系遭到极大冲击。如1921年,英国被迫允许爱尔兰南部26郡脱离统治享有自治权,英国国名也由“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改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1922年,“华夫脱”党领导埃及获得初步的独立。一些自治领,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由于在一战期间参战支持英国,给予英国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这提高了自治领要求与英国平起平坐的筹码。
    这次大战也改变了英国和日本在远东特别是中国的实力对比,英国力量逐渐衰落,而日本却借“天佑之机”发展壮大了在远东的力量,并取得独占中国的优越地位。由于英日因实力对比发生变化而带来的摩擦日益增加,因此在战争结束后,它们重新确立了各自对远东和中国的政策。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猛烈冲击着英日的在华殖民权益。在这种情况下,从维护各自的殖民权益和镇压中国革命出发,英日在华展开了既合作又争夺的拉锯战。
    在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后,它们开始调整在远东的政策,英国对日本实施既遏制又安抚的政策,对中国继续执行帝国主义政策,但是同时呈现外交撤退趋势;而日本则展开了“协调外交”和对华“不干涉”外交,实质上呈现出外交进攻趋势。因此,面对渐渐强大的中华民国,作为老牌帝国主义强国的英国,在处理涉及中国的东亚问题时渐渐力不从心,这从他们在“五卅”惨案的处理及善后便可看出。即使在正史上,英国也只能对日本在亚洲的蚕食中国东北无能为力甚至默许。
    日本和英国共同制造了“五卅惨案”后,全中国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帝特别是反英运动。日本通过实施双重政策,较早地从反帝运动中脱了身,并考虑如何进一步在华进行经济侵略。英国对日本的行为极为不满,但是,陷于孤立的困境使它不得不开始考虑有限地调整对华政策。
    随着人民党已在全局上控制了中国政权,人民军在军事上(从兵员及装备上可以看出)已前所未有的强大,中华民国在经济与工业上呈现了飞速发展的潜力,这一切都使张汉卿显得异乎寻常的强硬,让英国在此次谈判中不占有半分好处。
    张汉卿对英国人的底细是非常清楚的。
    从1924年到1929年间,英国工业生产仅增长12%,与美国相差甚远。煤炭、钢铁、纺织等传统工业均深陷困境。虽然汽车、电气和化学工业发展也很迅速,但是仍不及美国。英国贸易额仍一直占世界第一位,在1921年到1929年期间每年的贸易额都在90亿美元以上,但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则从1913年的13。9%下降到1929年的10。8%,工业品出口占世界份额从26%下降到22%,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最高年份逆差竟达4亿英镑。贸易逆差越来越高,也使英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力量越来越强。1915年,英国已经以筹措战争经费为由,对进口汽车、钟表、乐器和电影等征收33。3%的从价税。这种关税直到1924年(战争结束后第7年)才被工党政府终止,但1925年保守党政府又重新开征,而且范围有所扩大。英国工业缺乏竞争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恢复金本位制时英镑的定价过高。虽然如此,由于有国际投资利润回流,英国的国际收支还勉强保持平衡。
    随着人民军在军事上力量的增加,单纯从军事上给予恐吓已不能抑制民国政府对英政府的强硬。而在经济上,民国主要依靠刺激内需(主要是国家垄断的力量建交通、工业、农业等)而非贸易的扩大,使英国在财税上的筹码越来越微弱。面对张汉卿的强硬,英租界当局不得已用了另一个绝招。
    张汉卿进入上海未满10天,一个严重危机----通货膨胀便步步逼近了。这也是帝国主义导致的祸害。本来中国是银本位的国家,白银在中国是货币;但是由于欧美等国早已实现了信用货币制度,白银在他们为资产。当国际贸易平衡时,这种危害还不能显现,但当外国有意颠覆中国的货币政策时,通过国际市场上的银价涨跌,便极有利于达到对方的目的。
    在中国政府与英国通过经济拉距战达到政治目的的时候,英国政府利用其在金融上的垄断或主导地位,别出心裁地导演了一场金融战。6月2日,伦敦期货市场上银价暴跌,消息传到上海,引起证券市场一片哗然。接着银元价值被严重低评,引起物价飞涨。
    初时张汉卿并不以为意:银元毕竟不是纸钞,那是货真价实的硬通货。在中国对外依赖程度还不高的现在,只要中国不发生大的灾荒,粮价稳定,金融基础就是稳定的,这是常识。
    可是从6月5日起,上海市面上充斥着一股“屯积”热。因为中英之战有越来越热之势,特别是黄浦江上的英国军舰开始炮击以后,以英资为首的外国资本纷纷转移资产,租界内外实业家们一方面亦将财产转移,一方面也不得已添置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以应付可能的物资短缺。谣言越来越烈,市民们加入抢购行列。继尔沪上陷入了屯积粮食、药品的经济大恐慌,上演了全民排队购大米,而米库一面宣称告馨,一面又按奸商指令囤积居奇,以赚取更大利润。
    这样一来,市面更见紧张,米、布、鞋、盐、食用油价格均应声而起,到最后连民用煤炭价格也飙升----虽然现时已处盛夏,基本上除了发电厂外,市民日用量所需均近固定。
    人民政府为扭转这一局面,张汉卿坐镇上海,号召市民交兑金银外汇,企图以此换回银元的信心。但由于市民吃够了银元贬值之苦,在物价刚有好转即纷纷用银元换大米,米贩子乘机兴风作浪哄抬价格,结果原本100斤大米值9块银元值,一星期内就涨到14元。物价飞涨,工厂难以经营,许多产业资本便转化为投机资本,反过来更加剧通货膨胀。如此不消一个月,银元就会被赶出上海,人民党就会立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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