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中国政界要人齐集秦皇岛，选举产生了新的“国家统一委员会”以协商统一事宜，这个委员会有别于当初由张汉卿炮制的同名机构，共有委员13人，计有：张作霖、孙中山、徐世昌、段祺瑞、孙烈臣、吴俊升、张作相、张汉卿、王永江、靳云鹏、冯玉祥、孙岳、阎锡山。由于最大的实力派巨头张作霖和中国最有人气的国民党精神领袖孙中山在事关中国领导权的问题上“惺惺相惜”，建议并通过了“在国家行政空白期间，由段祺瑞任临时执政，以作为各派正式接受出新任总统或决定政体前的过渡”的决议。
不是各方有多民主，恰恰相反，在决定事关党派生死的问题上，人民党和国民党内部都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在此次反直战争中，人民党获得了巨大的政治与军事利益，特别是军事上，完全可以用武力将全部的反对派一扫光。这一点，国民党内元老派心知肚明。在武力已不足应对当前的困境时，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中坚力量派提出一个建议，由孙中山任总统，张作霖任总理，以双方共同的“三民主义”为准绳，建立一个统一政权、军权、财权、外交权的革命政府。
这里的统一军权，是仿效西方制度的军队国家化。当然，总统是军队的总指挥。
人民党、老奉系当然不能同意。这些人都是熟知少帅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也是这样一步步靠枪杆子打下了现在的局面，国民党想动动嘴皮子“杯酒释兵权”，谈何容易！不但如此，一些奉系中的大员们甚至还起草了由张大帅任总统、少帅任副总统、吴大帅为立法院长、王永江为总理等的倡议书，还草拟了内阁成员的名单，当然，名单内官员无一例外是人民党系和奉系的人。
在各方诸侯在为人力、地盘、财政如何划分还在争吵不休的时候，两位有着共同的使命感的“革命”元勋却在北戴河边探讨中国未来的政策走向。
信步海边，海风拂面。张汉卿对孙中山畅谈他的改良的“三民主义”理论：
“中国的前进步伐是无论如何、任谁也阻挡不住的，中国一定会再次强大起来，学良对此深信不疑。但是目前的局势不容乐观：各方军阀争战不休，消耗着国家残存的一点元气。就整个中国而言，尚未建成独立健全的工业体系，国家迫切需要休养生息。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这就是今天的工作。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然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是没有农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实意扶助农工，并不实行‘唤起民众’的，那就一定会灭亡。
政府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
人民军或者说奉军已经在工业、农业、交通、教育和贸易上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与农业上的‘土地改革’、工业上的‘国家所有制’的制度分不开的。依靠国家作为后盾，扶持了事关国计民生的各产业，使得财富、支配权归于国家，加强了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也为交通突破、义务教育、贸易自主打下了坚实的基矗只要保持这样稳定的状况十年，中国一定可以再次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孙中山对张汉卿所提出的党管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军的成就非常赞赏，称这是他多年以来一直所梦寐以求的，也对张汉卿所提出的国民党应该也“扶助农工”的政策有所领悟。只是他怀疑，当中国真正实现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甚至强大起来后，执政的人民党是否能够真正放弃领导者地位，从“军政”、“训政”走向“宪政”，从而换来完全意义上的民主？
张汉卿很好地回答了他的疑问。他说：“所谓民主，即是人们当家作主。欧美的民主是自下而上的，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程。而中国是一个有着二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本身并没有完全民主的基矗将资产阶级的民主直接加诸于中国国家制度上，对中国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现在的中国，应该仿照苏俄，集中全部的力量先进行驱除外侮的工作是当务之急。但是中国目前的国情决定现在的民主是需要集权的人民党领导下的民主，而非曹锟式的选举。中国人多地大，更容不得乱，党派林立、军阀四起是祸乱的体现，但根源则是中央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中国式的民主还没有一个正确的模式，还需要在将来进行长期的摸索。将来人一定比现在的人要聪明，他们会想出办法来的。”
“人民党立党基础便是在党内实现民主（集中），这一作法目前看来是成功的。等到中国统一了，这个办法可以向政府内转移。学良虽然不才，却知道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
孙中山颔首说：“人民党统一天下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但由于集权的原因，会不会在经历了一个时期后，腐化从党内开始，以至于威胁到政权？因为集权，将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体制？”
这个问题张汉卿自信已经解决了，他说：“国家统一后，仍然需要人民党领导全体国民进行政治经济的大发展，但是作为重要的监督体制，我准备首先进行司法的完全独立，这样，即使是党的最高领导人，都一样面临着司法的约束。除此之外，国家开禁对新闻系统的控制，让人民的声音真正成为执政党的一面镜子。在机会成熟的时候，国会仍然需要成立并且发挥作用----三权分立仍然是中国走向政治成熟的方向，只是，在此之前，或者在此之后，人民党都要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在立法、行政权上的完全民主起过渡作用。这一期间可能是几十年，也可能是上百年，但是我相信，这一天始终会到来。袁氏、皖系、直系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勃焉，都是人民党的借鉴。只有人民真正行使了当家作主的权力后，这个国家才能永葆青春、蒸蒸日上。”
孙中山被他一席话深深撩到了藏在内心的使命感。他诚恳地对张汉卿说：“国民党人才凋零，在建设国家方面也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人民党已经在事实上完成了国家的组合，如果不正视这个事实，对国家和民族都是有害而无益的。在这次组阁问题上，有人提出以我为总统，这是我绝对不会同意的。我孙文无尺寸之功，又对治国无一己之见，怎能尺位素餐，谮居高位？不但如此，我还会用我残存的一点影响，让国民党从立志于夺取中国政权的宗旨上退还到辅助人民党完成国家统一、富强、民主的大道上来，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天下为公’。我唯一的志愿是国家和平后担任铁道建设部长之职，在任内为中国修建10万公里铁路1
张汉卿呯然心动，心内一热，前生每次春运一票难求的情形又浮上心头。如果真如孙中山所愿，解决了束缚中国工农业发展的交通薄弱的问题，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美国在四十年代建设了遍及全国的高速公路网，支撑起其多半个世纪的强大，被誉为“轮子上的国家”。中国人口众多，幅源辽阔，自然不能在汽车上和美国一较高下，那将使全球更快地步入资源荒，想想二十一世纪中国需求庞大的石油等能源和长期受约的“马六甲困局”吧。而且建铁路，与建设同等公路、航空的性价比都是最好的，从长远观点来讲也颇具战略性意义，无论从国计民生、国防需要、国家发展与能源安全性角度考虑都是合理的，张汉卿很希望未来的中国是一个 “铁轮上的国家”。
他同样报以诚恳地说：“先生，学良愿尽可能给先生以帮助，建设纵横东西南北的铁路网，让中国从此强大起来。”只要交通便捷，贸易兴盛，将内需调动起来，让工、农业产品充分达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流动，中国富强是指日可待的事。
他仿佛看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制造”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提前映在眼前，一个强大的中国即将提前建立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建立完全主权的中国的展望如在眼前，中华民族也不会再来一次多灾多难的悲惨故事了！这时候大海似也感受到了他激动的心，咆哮着在岸边甩起千层浪，用巨大的声势应和着他的汹涌。
起风了，下雨了，洗刷着大地的脏污，表达出张汉卿此刻的心境。中国一统就在眼前，由大乱到大治，自己现在可是在重大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华民族至少五十年的衰退，堪比历史任何一位帝王将相。记得自己最佩服的另一位伟大人物曹操在北征乌恒胜利返回时，就是站在这里“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他面向无边的渤海，不顾倾盆大雨就在头顶，一首妙词油然而生，成为绝唱，这就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不是各方有多民主，恰恰相反，在决定事关党派生死的问题上，人民党和国民党内部都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在此次反直战争中，人民党获得了巨大的政治与军事利益，特别是军事上，完全可以用武力将全部的反对派一扫光。这一点，国民党内元老派心知肚明。在武力已不足应对当前的困境时，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中坚力量派提出一个建议，由孙中山任总统，张作霖任总理，以双方共同的“三民主义”为准绳，建立一个统一政权、军权、财权、外交权的革命政府。
这里的统一军权，是仿效西方制度的军队国家化。当然，总统是军队的总指挥。
人民党、老奉系当然不能同意。这些人都是熟知少帅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也是这样一步步靠枪杆子打下了现在的局面，国民党想动动嘴皮子“杯酒释兵权”，谈何容易！不但如此，一些奉系中的大员们甚至还起草了由张大帅任总统、少帅任副总统、吴大帅为立法院长、王永江为总理等的倡议书，还草拟了内阁成员的名单，当然，名单内官员无一例外是人民党系和奉系的人。
在各方诸侯在为人力、地盘、财政如何划分还在争吵不休的时候，两位有着共同的使命感的“革命”元勋却在北戴河边探讨中国未来的政策走向。
信步海边，海风拂面。张汉卿对孙中山畅谈他的改良的“三民主义”理论：
“中国的前进步伐是无论如何、任谁也阻挡不住的，中国一定会再次强大起来，学良对此深信不疑。但是目前的局势不容乐观：各方军阀争战不休，消耗着国家残存的一点元气。就整个中国而言，尚未建成独立健全的工业体系，国家迫切需要休养生息。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这就是今天的工作。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然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是没有农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实意扶助农工，并不实行‘唤起民众’的，那就一定会灭亡。
政府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
人民军或者说奉军已经在工业、农业、交通、教育和贸易上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与农业上的‘土地改革’、工业上的‘国家所有制’的制度分不开的。依靠国家作为后盾，扶持了事关国计民生的各产业，使得财富、支配权归于国家，加强了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也为交通突破、义务教育、贸易自主打下了坚实的基矗只要保持这样稳定的状况十年，中国一定可以再次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孙中山对张汉卿所提出的党管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军的成就非常赞赏，称这是他多年以来一直所梦寐以求的，也对张汉卿所提出的国民党应该也“扶助农工”的政策有所领悟。只是他怀疑，当中国真正实现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甚至强大起来后，执政的人民党是否能够真正放弃领导者地位，从“军政”、“训政”走向“宪政”，从而换来完全意义上的民主？
张汉卿很好地回答了他的疑问。他说：“所谓民主，即是人们当家作主。欧美的民主是自下而上的，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程。而中国是一个有着二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本身并没有完全民主的基矗将资产阶级的民主直接加诸于中国国家制度上，对中国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现在的中国，应该仿照苏俄，集中全部的力量先进行驱除外侮的工作是当务之急。但是中国目前的国情决定现在的民主是需要集权的人民党领导下的民主，而非曹锟式的选举。中国人多地大，更容不得乱，党派林立、军阀四起是祸乱的体现，但根源则是中央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中国式的民主还没有一个正确的模式，还需要在将来进行长期的摸索。将来人一定比现在的人要聪明，他们会想出办法来的。”
“人民党立党基础便是在党内实现民主（集中），这一作法目前看来是成功的。等到中国统一了，这个办法可以向政府内转移。学良虽然不才，却知道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
孙中山颔首说：“人民党统一天下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但由于集权的原因，会不会在经历了一个时期后，腐化从党内开始，以至于威胁到政权？因为集权，将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体制？”
这个问题张汉卿自信已经解决了，他说：“国家统一后，仍然需要人民党领导全体国民进行政治经济的大发展，但是作为重要的监督体制，我准备首先进行司法的完全独立，这样，即使是党的最高领导人，都一样面临着司法的约束。除此之外，国家开禁对新闻系统的控制，让人民的声音真正成为执政党的一面镜子。在机会成熟的时候，国会仍然需要成立并且发挥作用----三权分立仍然是中国走向政治成熟的方向，只是，在此之前，或者在此之后，人民党都要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在立法、行政权上的完全民主起过渡作用。这一期间可能是几十年，也可能是上百年，但是我相信，这一天始终会到来。袁氏、皖系、直系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勃焉，都是人民党的借鉴。只有人民真正行使了当家作主的权力后，这个国家才能永葆青春、蒸蒸日上。”
孙中山被他一席话深深撩到了藏在内心的使命感。他诚恳地对张汉卿说：“国民党人才凋零，在建设国家方面也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人民党已经在事实上完成了国家的组合，如果不正视这个事实，对国家和民族都是有害而无益的。在这次组阁问题上，有人提出以我为总统，这是我绝对不会同意的。我孙文无尺寸之功，又对治国无一己之见，怎能尺位素餐，谮居高位？不但如此，我还会用我残存的一点影响，让国民党从立志于夺取中国政权的宗旨上退还到辅助人民党完成国家统一、富强、民主的大道上来，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天下为公’。我唯一的志愿是国家和平后担任铁道建设部长之职，在任内为中国修建10万公里铁路1
张汉卿呯然心动，心内一热，前生每次春运一票难求的情形又浮上心头。如果真如孙中山所愿，解决了束缚中国工农业发展的交通薄弱的问题，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美国在四十年代建设了遍及全国的高速公路网，支撑起其多半个世纪的强大，被誉为“轮子上的国家”。中国人口众多，幅源辽阔，自然不能在汽车上和美国一较高下，那将使全球更快地步入资源荒，想想二十一世纪中国需求庞大的石油等能源和长期受约的“马六甲困局”吧。而且建铁路，与建设同等公路、航空的性价比都是最好的，从长远观点来讲也颇具战略性意义，无论从国计民生、国防需要、国家发展与能源安全性角度考虑都是合理的，张汉卿很希望未来的中国是一个 “铁轮上的国家”。
他同样报以诚恳地说：“先生，学良愿尽可能给先生以帮助，建设纵横东西南北的铁路网，让中国从此强大起来。”只要交通便捷，贸易兴盛，将内需调动起来，让工、农业产品充分达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流动，中国富强是指日可待的事。
他仿佛看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制造”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提前映在眼前，一个强大的中国即将提前建立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建立完全主权的中国的展望如在眼前，中华民族也不会再来一次多灾多难的悲惨故事了！这时候大海似也感受到了他激动的心，咆哮着在岸边甩起千层浪，用巨大的声势应和着他的汹涌。
起风了，下雨了，洗刷着大地的脏污，表达出张汉卿此刻的心境。中国一统就在眼前，由大乱到大治，自己现在可是在重大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华民族至少五十年的衰退，堪比历史任何一位帝王将相。记得自己最佩服的另一位伟大人物曹操在北征乌恒胜利返回时，就是站在这里“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他面向无边的渤海，不顾倾盆大雨就在头顶，一首妙词油然而生，成为绝唱，这就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