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日本不甘失败，积极游说各国政府对中国进行武器禁运，并要求中国响应华盛顿条约的意见，实行裁兵，以在军力上压制中国的发展。
张氏父子对日本人的包藏祸心看得十分明白：国家四分五裂，靠这点军队连保家卫国都不够，还要裁撤，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不过为了应对舆论，张汉卿表示：人民军不再新增陆军师，保持目前12个师的番号。但是私底下，将师下属的步兵旅全部扩充为混成旅（即各旅各增加一个炮兵团和一个骑兵团，暂无炮、马的，先以步兵充数），这样原一个师可以由3万人摇身一变扩充至4万人，成为一个军的编制。张作霖也如法炮制，另外以协助中央政府名义组建了规模较大的辽东湾海防舰队。因为出钱的是老板，这个辽东湾海防舰队从司令到士兵，清一色为奉军官兵，成为事实上的奉系海军。这可是张作霖花了大价钱组成的，计从美国购买6艘、葫芦岛港自建10艘排水量达1200吨的驱逐舰、10余艘炮舰、2艘布雷舰，编为两个编队。另管辖已建有的3个水上飞机中队，分别以天津、秦皇岛、葫芦岛为基地。
和平已成主流，统一为各方所期待，张汉卿想以武力一统中国的想法看来不切实际了。在民意的呼声下，直、奉两系就组建一个新政府开始了谈判。
吴佩孚坚持“军队国家化”。在他看来，奉系的人民党控制下的人民军一样是地方势力的体现，与一个政府的原则不符。所以组建新政府的条件是各方交出军队，然后以党派竞争的民主方式选出国家总统，组建政府，统一军令、政令。这一说法得到了许多受英美熏陶开明人士的鼓吹。他着意鼓吹民主，只是因为目前的形势，直奉两军的力量对比差距太大了。奉军从北方，人民军自西北、南方已经对直系成包围之势，从军事上来说，直系已经不是奉军对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军队国家化”。大家将手头军队交给国家，再一起竞争国家元首，凭着自己在京经营多年的力量，至少在政治上不逊于张作霖。他打得如意算盘是估计着张作霖一定不同意这样，则道义上的优势便落到他这边来了。
在奉系占有天时、地利的庞大势力下，忽然要交出兵权，去参加什么没有把握的“总统选举”，奉系军政高层对此非常不满，张作霖等亦然，连孙烈臣、张作相等老成的奉军元老都表示很难认同。奉军内部分别有两种想法：一种想法是“打”：奉军与人民军已占有兵力上的绝对优势，打垮直系已胜券在握，奉军直接控制北京政府、张作霖亲自组阁成为主流。部分军政高级官员甚至产生了坐天下的念头，怂恿张作霖以武力统一中国。这部分人为东北老系将领，以吴俊升、马龙潭、于珍、邢士廉等为首。
另一种想法是“拖”：以不战而屈人之兵，随着奉直双方实力彼消此长，假以时日，一定可以以大优势拖垮直系。至于孙中山，因为其地盘已丧失，基本上不把他作为政治对手加以考虑。这是一种不流血的不失和平的也比较稳重的办法，在奉系人中赞成数量较多，主要有张作相、姜登癣汲金纯、张景惠、李景林等人。这样一来，大总统职位非张作霖莫属，掌握中国政局的，仍是奉系的人马。这是大多数奉人心中的建国模式。
非常幸运和明智的是张作霖依然选择了询问张汉卿的态度。在他心中，这个长子不仅是未来的接班人，更是他心中的“诸葛”。经过多年带兵施政的经验，张汉卿具有非凡的战略观，把握大局的能力很强。在正史上，直奉两系可是为此打得不亦乐乎，也有了奉系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的失利。
此时的孙中山避祸入沪，使南方国民政府在事实上已不存在。在历史上要到明年孙中山才会在桂系等势力的帮助下杀回来，但是张汉卿已提前将广东平服，从根本上断绝了孙中山东山再起的可能。
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张汉卿不失时机地提出：利用这次契机，倡言南北和议，建立一个由直、奉、皖及西南各系军阀连同孙中山为一体的联合政府，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中国的统一，而后各凭实力，角逐中央各职----本来是北方政府一头热的事情因为这次事件变得可行起来。
接到少帅的意见，转而支持张汉卿的只有孙烈臣和郭松龄。
张汉卿凭着他对历史的了解，加上自己这几年的身体力行，已然对大势了然于胸。他于8日、9日10日连续发出密电表达意见：“当初袁世凯的势力如日中天，连孙逸仙先生也得甘拜下风。可是呢，他走错了一步棋，他忽视或者说小看了一件事，于是兴也勃焉，亡也忽焉。这件事就是民望。
中国自民国建立，欧美文明思潮汹涌而入，民主之风日盛，舆论之力大到有史以来的最高位，而且这仅仅只是开端。这种民势，如同洪水，只可疏导利诱，而不可逆世而为。‘五四运动’彻底地表明工人学生的影响力之巨大。而只有孙先生看到了这种趋势，所以他能够发动群众，以手无寸铁之身，创建国民党，并获得民众源源不断的支持。目前的局面是孙中山国民党、直系、奉系三足鼎立，我们得天时、与直系共得地利，孙中山得人和。
不久前孙逸仙先生被迫去职退往上海，正是我们加以利用的好时机。只要树起孙逸仙这杆大旗，有东北这块厚重的根基，打败直系、入主北京不是难事。孙先生虽然目前无兵无钱无权，却是各方争相拉拢的对象。人民军、人民党以‘三民主义’为口号，短短年余便平服了西北、华中、华南的大片地方和各方归附，就表明他举的旗帜，得军心，得民心。
直系虽然暂处于弱势，但并非不堪一击。直、豫两省各有三千万民众，兵力动员后劲充足。曹苦心经营多年，吴佩孚更是一大枭雄，生死搏斗之间，难免杀敌一万，自损七千。人民军刚刚平息南方局势，百业待兴，要想完全拥有，尚需东北大力在资金、技术、设备上极力支持。此外又要防备日本人的突然袭击，实不宜在此时起大的战端。
为今之计，当力邀孙先生北上，商讨‘和平统一’之策。父亲首义，必然先得民心，谅直系人马无法拒绝。孙先生到了北京，自然不甘受制于人，所能依靠的，只有咱们奉系。到了国会选举之际，以孙先生之名望，中华民国总统是名至实归，当选应无悬念，而父亲无疑是内阁总理的最佳人选，只有如此才能平衡朝野实力。而如果直系不甘失败，以武力抗拒，当失信于天下人，咱们正好师出有名。
至于奉天诸人担心孙中山会与直系握手言和，此为杞人忧天。孙先生心系天下，必不愿再起纷争，自损国家元气。而且中央财政近年来向由奉系支撑，奉军财政均为地方支出，即使孙先生想抓军权，没有钱还是动不了这许多的军队。”
张汉卿说的是实话，这两年中央财政主要依靠奉系才能够运转下去。自1920年奉系入主北京起，中央财政的40%以上由奉系省份负担，到1921年占55%，1922年财政危机后竟占了80%，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也被奉系控股近1/2。若是离开奉系支持，任谁上台也无法无视奉系势力的存在，无怪乎靳内阁被时人称之为奉系“影子内阁”。
截止到1922年末，作为工业先行的钢铁业，在包头钢铁公司和马鞍山钢铁公司的加盟下，生铁产量突破300万吨大关，达到创纪录的303万吨，钢产量达到64。9万吨。仅钢产量一项，比正史上中华民国在大陆历年的全部钢产量还要多。
还在得到绥远后的第二个月，张汉卿就计划在白云鄂博建设钢铁公司，以便就近生产作为铺设张垣到归绥的铁路铁轨用钢材和兰州军械厂制造兵器的军用钢之用。本来奉系工业界人士还在为原材料的来源焦虑，张汉卿斩钉截铁地指出白云鄂博就是一个大矿藏，结果就真在蒙古语称之为“白云博格都”、意为“富饶的圣山”下“发现”了丰富的铁、稀土、铌等多种金属共生矿。
本来白云鄂博铁矿在1925年才由地质学家丁道衡发现。1934年，著名地质学家、岩石矿物学家何作霖研究发现了白云鄂博矿的两种稀土元素新矿物，取名为白云矿与鄂博矿。至此，白云鄂博矿为世人所瞩目。张汉卿有着无比的“远见卓识”，提前5年“找”到了该矿。
依托包头充盈的铁矿石资源，绥远省政府在东北自治政府的资助下在包头建立了包头钢铁公司。因为目前缺少关于稀土冶炼方面的人才，张汉卿怕破坏后史上世界最大的白云鄂博稀土矿，不敢大搞，在形成30万吨钢铁年产量后明智地拒绝了扩大生产的呼声。
华东地区铁矿产区主要是自安徽省芜湖至江苏南京一带的凹山，南山、姑山、桃冲、梅山、凤凰山等矿山，张汉卿在平定安徽后即在马鞍山建立了钢铁公司，当年建设，当年出铁20万吨，为1922年底中国铁产量超过300万吨的历史记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为汉冶萍煤铁公司完全为奉系控制，在唐山、兰州兴建的钢铁厂已逐渐逼迫东北的规模，所以中国铁产量的91%和钢产量的92%集中在奉系控制下的省份中。
到1922年底，奉系辖下铁路总里程约为8000公里，掌握了除京汉铁路、津浦铁路、胶济铁路外的全部铁路，而且连接南北、东西的两大主干正在分别建设中。财政上，税收已达到8。3亿元之多，是同期日本的65%。行政上，已据有奉、吉、黑、兴、蒙、热、绥、察、甘、陕、宁、青、鄂、皖、湘、赣、粤共17省，另还在名义上管着新疆、实际上占有天津两地，人口上占全国的40%多。
随着华中人民军进入山东，奉系也打开了由津浦线联通南北的通路。
张氏父子对日本人的包藏祸心看得十分明白：国家四分五裂，靠这点军队连保家卫国都不够，还要裁撤，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不过为了应对舆论，张汉卿表示：人民军不再新增陆军师，保持目前12个师的番号。但是私底下，将师下属的步兵旅全部扩充为混成旅（即各旅各增加一个炮兵团和一个骑兵团，暂无炮、马的，先以步兵充数），这样原一个师可以由3万人摇身一变扩充至4万人，成为一个军的编制。张作霖也如法炮制，另外以协助中央政府名义组建了规模较大的辽东湾海防舰队。因为出钱的是老板，这个辽东湾海防舰队从司令到士兵，清一色为奉军官兵，成为事实上的奉系海军。这可是张作霖花了大价钱组成的，计从美国购买6艘、葫芦岛港自建10艘排水量达1200吨的驱逐舰、10余艘炮舰、2艘布雷舰，编为两个编队。另管辖已建有的3个水上飞机中队，分别以天津、秦皇岛、葫芦岛为基地。
和平已成主流，统一为各方所期待，张汉卿想以武力一统中国的想法看来不切实际了。在民意的呼声下，直、奉两系就组建一个新政府开始了谈判。
吴佩孚坚持“军队国家化”。在他看来，奉系的人民党控制下的人民军一样是地方势力的体现，与一个政府的原则不符。所以组建新政府的条件是各方交出军队，然后以党派竞争的民主方式选出国家总统，组建政府，统一军令、政令。这一说法得到了许多受英美熏陶开明人士的鼓吹。他着意鼓吹民主，只是因为目前的形势，直奉两军的力量对比差距太大了。奉军从北方，人民军自西北、南方已经对直系成包围之势，从军事上来说，直系已经不是奉军对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军队国家化”。大家将手头军队交给国家，再一起竞争国家元首，凭着自己在京经营多年的力量，至少在政治上不逊于张作霖。他打得如意算盘是估计着张作霖一定不同意这样，则道义上的优势便落到他这边来了。
在奉系占有天时、地利的庞大势力下，忽然要交出兵权，去参加什么没有把握的“总统选举”，奉系军政高层对此非常不满，张作霖等亦然，连孙烈臣、张作相等老成的奉军元老都表示很难认同。奉军内部分别有两种想法：一种想法是“打”：奉军与人民军已占有兵力上的绝对优势，打垮直系已胜券在握，奉军直接控制北京政府、张作霖亲自组阁成为主流。部分军政高级官员甚至产生了坐天下的念头，怂恿张作霖以武力统一中国。这部分人为东北老系将领，以吴俊升、马龙潭、于珍、邢士廉等为首。
另一种想法是“拖”：以不战而屈人之兵，随着奉直双方实力彼消此长，假以时日，一定可以以大优势拖垮直系。至于孙中山，因为其地盘已丧失，基本上不把他作为政治对手加以考虑。这是一种不流血的不失和平的也比较稳重的办法，在奉系人中赞成数量较多，主要有张作相、姜登癣汲金纯、张景惠、李景林等人。这样一来，大总统职位非张作霖莫属，掌握中国政局的，仍是奉系的人马。这是大多数奉人心中的建国模式。
非常幸运和明智的是张作霖依然选择了询问张汉卿的态度。在他心中，这个长子不仅是未来的接班人，更是他心中的“诸葛”。经过多年带兵施政的经验，张汉卿具有非凡的战略观，把握大局的能力很强。在正史上，直奉两系可是为此打得不亦乐乎，也有了奉系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的失利。
此时的孙中山避祸入沪，使南方国民政府在事实上已不存在。在历史上要到明年孙中山才会在桂系等势力的帮助下杀回来，但是张汉卿已提前将广东平服，从根本上断绝了孙中山东山再起的可能。
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张汉卿不失时机地提出：利用这次契机，倡言南北和议，建立一个由直、奉、皖及西南各系军阀连同孙中山为一体的联合政府，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中国的统一，而后各凭实力，角逐中央各职----本来是北方政府一头热的事情因为这次事件变得可行起来。
接到少帅的意见，转而支持张汉卿的只有孙烈臣和郭松龄。
张汉卿凭着他对历史的了解，加上自己这几年的身体力行，已然对大势了然于胸。他于8日、9日10日连续发出密电表达意见：“当初袁世凯的势力如日中天，连孙逸仙先生也得甘拜下风。可是呢，他走错了一步棋，他忽视或者说小看了一件事，于是兴也勃焉，亡也忽焉。这件事就是民望。
中国自民国建立，欧美文明思潮汹涌而入，民主之风日盛，舆论之力大到有史以来的最高位，而且这仅仅只是开端。这种民势，如同洪水，只可疏导利诱，而不可逆世而为。‘五四运动’彻底地表明工人学生的影响力之巨大。而只有孙先生看到了这种趋势，所以他能够发动群众，以手无寸铁之身，创建国民党，并获得民众源源不断的支持。目前的局面是孙中山国民党、直系、奉系三足鼎立，我们得天时、与直系共得地利，孙中山得人和。
不久前孙逸仙先生被迫去职退往上海，正是我们加以利用的好时机。只要树起孙逸仙这杆大旗，有东北这块厚重的根基，打败直系、入主北京不是难事。孙先生虽然目前无兵无钱无权，却是各方争相拉拢的对象。人民军、人民党以‘三民主义’为口号，短短年余便平服了西北、华中、华南的大片地方和各方归附，就表明他举的旗帜，得军心，得民心。
直系虽然暂处于弱势，但并非不堪一击。直、豫两省各有三千万民众，兵力动员后劲充足。曹苦心经营多年，吴佩孚更是一大枭雄，生死搏斗之间，难免杀敌一万，自损七千。人民军刚刚平息南方局势，百业待兴，要想完全拥有，尚需东北大力在资金、技术、设备上极力支持。此外又要防备日本人的突然袭击，实不宜在此时起大的战端。
为今之计，当力邀孙先生北上，商讨‘和平统一’之策。父亲首义，必然先得民心，谅直系人马无法拒绝。孙先生到了北京，自然不甘受制于人，所能依靠的，只有咱们奉系。到了国会选举之际，以孙先生之名望，中华民国总统是名至实归，当选应无悬念，而父亲无疑是内阁总理的最佳人选，只有如此才能平衡朝野实力。而如果直系不甘失败，以武力抗拒，当失信于天下人，咱们正好师出有名。
至于奉天诸人担心孙中山会与直系握手言和，此为杞人忧天。孙先生心系天下，必不愿再起纷争，自损国家元气。而且中央财政近年来向由奉系支撑，奉军财政均为地方支出，即使孙先生想抓军权，没有钱还是动不了这许多的军队。”
张汉卿说的是实话，这两年中央财政主要依靠奉系才能够运转下去。自1920年奉系入主北京起，中央财政的40%以上由奉系省份负担，到1921年占55%，1922年财政危机后竟占了80%，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也被奉系控股近1/2。若是离开奉系支持，任谁上台也无法无视奉系势力的存在，无怪乎靳内阁被时人称之为奉系“影子内阁”。
截止到1922年末，作为工业先行的钢铁业，在包头钢铁公司和马鞍山钢铁公司的加盟下，生铁产量突破300万吨大关，达到创纪录的303万吨，钢产量达到64。9万吨。仅钢产量一项，比正史上中华民国在大陆历年的全部钢产量还要多。
还在得到绥远后的第二个月，张汉卿就计划在白云鄂博建设钢铁公司，以便就近生产作为铺设张垣到归绥的铁路铁轨用钢材和兰州军械厂制造兵器的军用钢之用。本来奉系工业界人士还在为原材料的来源焦虑，张汉卿斩钉截铁地指出白云鄂博就是一个大矿藏，结果就真在蒙古语称之为“白云博格都”、意为“富饶的圣山”下“发现”了丰富的铁、稀土、铌等多种金属共生矿。
本来白云鄂博铁矿在1925年才由地质学家丁道衡发现。1934年，著名地质学家、岩石矿物学家何作霖研究发现了白云鄂博矿的两种稀土元素新矿物，取名为白云矿与鄂博矿。至此，白云鄂博矿为世人所瞩目。张汉卿有着无比的“远见卓识”，提前5年“找”到了该矿。
依托包头充盈的铁矿石资源，绥远省政府在东北自治政府的资助下在包头建立了包头钢铁公司。因为目前缺少关于稀土冶炼方面的人才，张汉卿怕破坏后史上世界最大的白云鄂博稀土矿，不敢大搞，在形成30万吨钢铁年产量后明智地拒绝了扩大生产的呼声。
华东地区铁矿产区主要是自安徽省芜湖至江苏南京一带的凹山，南山、姑山、桃冲、梅山、凤凰山等矿山，张汉卿在平定安徽后即在马鞍山建立了钢铁公司，当年建设，当年出铁20万吨，为1922年底中国铁产量超过300万吨的历史记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为汉冶萍煤铁公司完全为奉系控制，在唐山、兰州兴建的钢铁厂已逐渐逼迫东北的规模，所以中国铁产量的91%和钢产量的92%集中在奉系控制下的省份中。
到1922年底，奉系辖下铁路总里程约为8000公里，掌握了除京汉铁路、津浦铁路、胶济铁路外的全部铁路，而且连接南北、东西的两大主干正在分别建设中。财政上，税收已达到8。3亿元之多，是同期日本的65%。行政上，已据有奉、吉、黑、兴、蒙、热、绥、察、甘、陕、宁、青、鄂、皖、湘、赣、粤共17省，另还在名义上管着新疆、实际上占有天津两地，人口上占全国的40%多。
随着华中人民军进入山东，奉系也打开了由津浦线联通南北的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