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走后，嘉靖一个人开始思考此事，聂豹徐阶所言，当然有私心，但是狼土兵的军纪确是是个问题，东南乃是大明的财赋重地，轻易放这帮虎狼进去绝非好事。
至于让士绅助守城池，嘉靖倒没有严嵩那么谨慎，用士绅们的家丁民壮守卫城池，嘉靖觉得没什么不妥的，这些士绅们豢养的家丁打手，这个时候不为国家出力，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至于他们掌握军队，嘉靖倒是觉得有办法，不准他们有甲胄、长兵和火器就行了。
只要朝廷不允许他们兴办团练，些许家丁是济不得什么事的，至于什么训练新军，还不是变相增加地方留存，减少向朝廷转运的钱财。
真正让嘉靖担心的事情，还是张经和胡宗宪、唐顺之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张经和胡宗宪之间，现在的矛盾已经非常明显了，朝廷不能不干预了，但是张经毕竟是老臣，而且老于兵事，而胡宗宪从未领兵，尽管他是严嵩的门下，但是浙江一省，托付于他，嘉靖还是有些不放心了。
嘉靖想了想叫过黄锦，将张经等人都奏疏都交给黄锦，让他问问朱载坖怎么看此事。
黄锦赶到裕王府的时候，朱载坖正和汪道昆、李开先赏鉴李开先的宝剑记，黄锦来了之后，朱载坖连忙把黄锦请到自己的书房，黄锦将张经等人的奏疏交给朱载坖，并且传达了嘉靖的旨意。
现在张经的权力不可谓不大，嘉靖给张经的授权是：相度贼势缓急调发本地官民兵及今遣去山东民兵长枪手，随贼向往，分布截杀。巡抚、操江都御史、副总兵、三司军卫、有司官完全听从节制。一应钱粮，除部议给发外。听邻近府州县，随宜区处接济供应。临阵不用命者，武官都指挥以下，文官五品以下，许以军法从事。一应战守事宜，悉听尔便宜处置。
嘉靖给了张经这么大的权力，当然要求回报的。嘉靖的态度的明确，对待倭寇的态度—急剿，即在短时间内迅速剿灭倭寇，一举荡平。
而阁老中最关心东南的是徐阶和吕本，徐阶本人就是松江人，以乡郡被惨闻见其真。他对倭寇的侵扰必然十分关注。从他同王忬、张经、屠大山、周琉、俞大酞等人的书信来往中可以看出他忧心忡忡。每闻贼势猖撅为国家及为公忧惧，况江南实朝廷财富所出，仆先世坟墓所托。他还为抗倭将帅们出谋划策，在他的回信中多有建议：如对征调之兵，他认为各处调募之兵四集，合置一处恐互相观望及或争功，竟能酿成他患。请使各诣一处，自为战守，以消前所忧，而因以分贼之势。
徐阶认为，俞大猷素称将才，望公诸凡与谋，信而任之。他对迅速剿灭倭寇充满信心，并认为寇不足平也，并盼望此贼旦夕歼平。
吕本乃是浙江余姚人。他致书巡按赵炳然，声称敝省久无兵灾之警，一旦海贼残劫，近海，郡邑人人自危。他认为若不大加剿杀，绝其党类，东南之民绝无安枕之日。他希望抚按大胆任用将领，如此则一二年贼亦不足减矣。因此他对于军事剿倭也持乐观的急剿态度。
阁诸臣尽管思考的角度不同，但在急剿上还是达成了相对一致的默契。严嵩因善于揣摩嘉靖皇帝的意图，所以主张急剿。徐阶、吕本则因家乡遭到倭寇的残酷劫掠，迫切要求急速剿灭倭寇。从嘉靖到内阁诸臣，急剿成为朝廷这一时期剿倭的基本方针。
张经身为前线统帅，当然知道现在的倭寇哪里是能够急剿的，他希望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击倭以收全功，仓促一战只会遭到败绩。
他上疏称：倭寇持重养威使在我之势己张，计出万全乃图大举，一鼓成擒可坐算而见效”。倘若轻于一战，实同儿戏。儿戏顽弄伤官损众，屡坏屡甚，东南大事从此不可复望矣。
同时张经对于东南的官军也是极端的不信任，俞大猷任南直隶总兵，曾经上疏称：惟速修河港战船器械，召募闽广精兵二三千以当前锋，用乡兵数千以守沿海孤城，使苏松内地贼不敢犯，而浙西地方则当付之无可奈何矣。
其实俞大猷的策略还是具备可行性的，但是张经显然不同意，张经认为：目下狼兵未至，本官昔任两广，威信素孚，若欲大举夹攻，舍之无可任重。
张经的明摆着不信任东南的官军，这让东南的一众将领都极为愤怒。同时张经由于资格及老，对于各个巡抚总兵，动辄训斥若儿孙，同时还上疏将东南文武百官喷了个遍：巡海无兼理军务之责，操江无旗牌讨虏之权，备倭无参将兵符之寄，而官军无曾经战斗之卒，民兵无平日训练之人，军需刍粟无别项可挪之财。如此将无专权，兵不素练，粮饷又无着落，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所以与倭寇交战往往一败涂地。从各地征调招募之兵，对地形人事俱不熟悉，仓促应战难免致败。
张经说了这么多，其实主要目的就是两个，第一，改变朝廷的急剿策略，第二，要求朝廷调狼土兵到东南支援抗倭。
朱载坖很清楚，张经这两个目的恐怕都难以实现，嘉靖之所以给了张经这么大的权力，不是听你张经倒苦水的，而是要你张经摆平倭寇的，你要是摆不平倭寇，嘉靖就摆平你，至于调狼土兵来，恐怕现在徐阶、吕本等人绝不会答应的。
朱载坖明白，现在张经看似风光无限，实际上已经来到悬崖边上了，东南的文武百官被他得罪了个遍，阁臣也因为各种原因对他心怀疑虑。
现在对张经意见最大的不是严嵩，而是徐阶。现在有传闻谓张经家在闽，故近贼，不欲击以市恩。朝廷上下传闻纷纷，就连居于西内的嘉靖也有所耳闻，徐阶也开始怀疑张经蒙蔽因循，故意不尽力驱剿倭寇。故而一再上疏要求嘉靖派遣钦差前往东南，探的真情。
至于让士绅助守城池，嘉靖倒没有严嵩那么谨慎，用士绅们的家丁民壮守卫城池，嘉靖觉得没什么不妥的，这些士绅们豢养的家丁打手，这个时候不为国家出力，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至于他们掌握军队，嘉靖倒是觉得有办法，不准他们有甲胄、长兵和火器就行了。
只要朝廷不允许他们兴办团练，些许家丁是济不得什么事的，至于什么训练新军，还不是变相增加地方留存，减少向朝廷转运的钱财。
真正让嘉靖担心的事情，还是张经和胡宗宪、唐顺之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张经和胡宗宪之间，现在的矛盾已经非常明显了，朝廷不能不干预了，但是张经毕竟是老臣，而且老于兵事，而胡宗宪从未领兵，尽管他是严嵩的门下，但是浙江一省，托付于他，嘉靖还是有些不放心了。
嘉靖想了想叫过黄锦，将张经等人都奏疏都交给黄锦，让他问问朱载坖怎么看此事。
黄锦赶到裕王府的时候，朱载坖正和汪道昆、李开先赏鉴李开先的宝剑记，黄锦来了之后，朱载坖连忙把黄锦请到自己的书房，黄锦将张经等人的奏疏交给朱载坖，并且传达了嘉靖的旨意。
现在张经的权力不可谓不大，嘉靖给张经的授权是：相度贼势缓急调发本地官民兵及今遣去山东民兵长枪手，随贼向往，分布截杀。巡抚、操江都御史、副总兵、三司军卫、有司官完全听从节制。一应钱粮，除部议给发外。听邻近府州县，随宜区处接济供应。临阵不用命者，武官都指挥以下，文官五品以下，许以军法从事。一应战守事宜，悉听尔便宜处置。
嘉靖给了张经这么大的权力，当然要求回报的。嘉靖的态度的明确，对待倭寇的态度—急剿，即在短时间内迅速剿灭倭寇，一举荡平。
而阁老中最关心东南的是徐阶和吕本，徐阶本人就是松江人，以乡郡被惨闻见其真。他对倭寇的侵扰必然十分关注。从他同王忬、张经、屠大山、周琉、俞大酞等人的书信来往中可以看出他忧心忡忡。每闻贼势猖撅为国家及为公忧惧，况江南实朝廷财富所出，仆先世坟墓所托。他还为抗倭将帅们出谋划策，在他的回信中多有建议：如对征调之兵，他认为各处调募之兵四集，合置一处恐互相观望及或争功，竟能酿成他患。请使各诣一处，自为战守，以消前所忧，而因以分贼之势。
徐阶认为，俞大猷素称将才，望公诸凡与谋，信而任之。他对迅速剿灭倭寇充满信心，并认为寇不足平也，并盼望此贼旦夕歼平。
吕本乃是浙江余姚人。他致书巡按赵炳然，声称敝省久无兵灾之警，一旦海贼残劫，近海，郡邑人人自危。他认为若不大加剿杀，绝其党类，东南之民绝无安枕之日。他希望抚按大胆任用将领，如此则一二年贼亦不足减矣。因此他对于军事剿倭也持乐观的急剿态度。
阁诸臣尽管思考的角度不同，但在急剿上还是达成了相对一致的默契。严嵩因善于揣摩嘉靖皇帝的意图，所以主张急剿。徐阶、吕本则因家乡遭到倭寇的残酷劫掠，迫切要求急速剿灭倭寇。从嘉靖到内阁诸臣，急剿成为朝廷这一时期剿倭的基本方针。
张经身为前线统帅，当然知道现在的倭寇哪里是能够急剿的，他希望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击倭以收全功，仓促一战只会遭到败绩。
他上疏称：倭寇持重养威使在我之势己张，计出万全乃图大举，一鼓成擒可坐算而见效”。倘若轻于一战，实同儿戏。儿戏顽弄伤官损众，屡坏屡甚，东南大事从此不可复望矣。
同时张经对于东南的官军也是极端的不信任，俞大猷任南直隶总兵，曾经上疏称：惟速修河港战船器械，召募闽广精兵二三千以当前锋，用乡兵数千以守沿海孤城，使苏松内地贼不敢犯，而浙西地方则当付之无可奈何矣。
其实俞大猷的策略还是具备可行性的，但是张经显然不同意，张经认为：目下狼兵未至，本官昔任两广，威信素孚，若欲大举夹攻，舍之无可任重。
张经的明摆着不信任东南的官军，这让东南的一众将领都极为愤怒。同时张经由于资格及老，对于各个巡抚总兵，动辄训斥若儿孙，同时还上疏将东南文武百官喷了个遍：巡海无兼理军务之责，操江无旗牌讨虏之权，备倭无参将兵符之寄，而官军无曾经战斗之卒，民兵无平日训练之人，军需刍粟无别项可挪之财。如此将无专权，兵不素练，粮饷又无着落，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所以与倭寇交战往往一败涂地。从各地征调招募之兵，对地形人事俱不熟悉，仓促应战难免致败。
张经说了这么多，其实主要目的就是两个，第一，改变朝廷的急剿策略，第二，要求朝廷调狼土兵到东南支援抗倭。
朱载坖很清楚，张经这两个目的恐怕都难以实现，嘉靖之所以给了张经这么大的权力，不是听你张经倒苦水的，而是要你张经摆平倭寇的，你要是摆不平倭寇，嘉靖就摆平你，至于调狼土兵来，恐怕现在徐阶、吕本等人绝不会答应的。
朱载坖明白，现在张经看似风光无限，实际上已经来到悬崖边上了，东南的文武百官被他得罪了个遍，阁臣也因为各种原因对他心怀疑虑。
现在对张经意见最大的不是严嵩，而是徐阶。现在有传闻谓张经家在闽，故近贼，不欲击以市恩。朝廷上下传闻纷纷，就连居于西内的嘉靖也有所耳闻，徐阶也开始怀疑张经蒙蔽因循，故意不尽力驱剿倭寇。故而一再上疏要求嘉靖派遣钦差前往东南，探的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