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三月十五日,唐太宗率领着众大臣东巡洛阳,当夜住宿在显仁宫。因宫里的侍从进献的食物不够精致、不甘美而受到责罚。对此,侍中魏征向李世民进谏:
    “圣上这次到洛阳,因这里曾是与王世充征战之地,当地百姓曾遭受兵灾,圣上这次东巡洛阳的目的,是想看看洛阳百姓是否安居乐业,同时想要对洛阳百姓施以恩惠。但事到如今,洛阳百姓非但没得到恩惠,相反,显仁宫的侍从因伺候不周而还受到了很多责罚。这是因为陛下不知足、过于奢侈造成的。这样做已经违背了圣上东巡的初衷,怎么对得起洛阳百姓对圣上的期望?过去,隋炀帝命人多多进献美食,只要食物不丰盛,就会受到责罚。上之所好,下必投其所好!上行下效,从而导致隋朝灭亡。这些都不是道听途说,圣上亲眼所见。正是因为隋炀帝昏庸无道,才会由大唐取而代之。圣上当皇帝应当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今圣上渐渐地跟隋炀帝学,甚至比隋炀帝做的还过分。”
    李世民听罢,大惊道:“没有你魏征,朕听不到这样的忠言。自今以后,朕必当改过自新。”
    次日上午,李世民到洛阳宫,在积翠池中划船,对身边的大臣们有感而发:
    “这个洛阳宫是隋炀帝在位时建造的,他大肆征集大量役夫,历时多年,才建造出如此华丽的宫殿,可惜他隋文帝不能守住家业,没有让天下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他喜好到处游历,让天下百姓备受骚扰。诗经云:‘何草不黄?何日不行?……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就是指隋炀帝这种行为导致他众叛亲离,身死国灭,今日其宫殿尽为我有。隋朝灭亡,不仅仅是因昏君无道,也是因群臣碌碌无为。如宇文述、裴蕴这些人,身居高官,食君厚禄,受君重任,只知道谄媚君主,导致国家灭亡,殷鉴不远,我们不能做隋炀帝那样的君臣。”
    袁天纲奏道:“隋朝灭亡,是因为隋炀帝昏庸无道,群臣都不敢说真话,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遇事推诿甩锅,导致天下大乱,都不敢据实以报。因此,隋朝灭亡,隋炀帝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李世民听罢有所感悟,说道:“朕与你们应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只有如此,才能使大唐江山永固。”
    数日后,李世民东巡归来,在太极殿朝堂上,着作佐郎邓世隆上奏章:
    “臣建议将圣上所下的诏命汇编成册,出一部《圣德论》,让天下百姓都来研读!”
    群臣一听到邓世隆奏章,都议论纷纷,有的认为他这是拍圣上的马屁;有的则认为圣上执政十二年,实现贞观之治,彪炳千秋,应出书大力提倡宣扬圣上的功德。
    李世民就对群臣们说道:“朕观《隋炀帝文选》,文辞华丽,以为隋炀帝是尧帝和舜帝这样的圣人,而非夏桀王与商纣王那样的亡国之君,为什么会这样呢?”
    魏征进谏道:“作为帝王,应谦虚谨慎,礼贤下士,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隋炀帝自恃其有才干,骄矜自用,故其说着尧帝和舜帝的圣人之言,而做着暴君夏桀王与商纣王的事,所以导致隋朝灭亡。”
    听了魏征的回答后,李世民总结道:“前车之鉴,后车之师。朕所下的诏命,有益于天下百姓的,自然会青史留名,彪炳千秋。如果不利于天下百姓的,就是汇集成册,又有何用?隋炀帝虽然有文选发行于世,隋朝照样灭亡了!作为君王,忧患是否推行德政,而非忧患是否出版文选钓名沽誉。”
    于是,李世民在邓世隆奏章上大笔一挥:“朕不许!”
    一日,袁天纲在府中与高淑行谈论到此事,袁天纲感慨道:“圣上真不愧是千古一帝,他胸怀若谷,广开言路,历史上没有哪一位帝王能做到这一步的!”
    高淑行好奇地问道:“圣上是前无古人,但后有来者吗?”
    袁天纲肯定地说:“后世帝王也做不到像圣上如此开明的。”
    “后世的帝王是如何做的?”高淑行好奇地问道。
    袁天纲看到高淑行如此感兴趣,就继续说道:
    “在一千多年后,也有一个千古一帝,史书上被称为康熙大帝,他虽然文治武功堪比圣上,但是他可没有像圣上那样广开言路、大度开明,而是大搞文字狱。”
    “什么是文字狱?”高淑行不解地问。
    “文字狱,就是因言获罪。康熙朝有文字狱十一起,其中有一起文字狱案尤为残酷,即《明史》案。”
    “什么是《明史》案?”高淑行饶有兴趣地问道。
    “《明史》案,就是清朝时期江南道有一富户庄廷鑨,购买了前朝朱国桢未完成的《明史》,他召集各方人才,补写前朝史事。书中在叙述前朝史事时,奉前朝的年号为正朔,还刻意不用清朝年号,并提到了清朝早期一些不甚光彩的秘闻,结果被人告发酿成大狱。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凡是为此书题名的、做序的、校阅的、刻书的、卖书的,甚至买书的等等,及其家族,全部被株连,斩首人数多达二百多人,被发配边疆的近二千多人。庄廷鑨那时候已经病死了,但是死了也不放过你,他被掘墓剖棺、枭首碎骨,尸体被悬挂在城墙上示众三个月。”
    “这么残酷啊!”高淑行听得心惊胆颤。
    “等到了康熙大帝的孙子乾隆当皇帝时,他一手搞起‘禁书运动’,禁书的范围被无限扩大。但凡有‘虏’、‘戎’、‘胡’、‘夷’、‘藩’、‘伪’、‘酋’、‘贼’、‘女真’、‘满洲’等字样的书都属于禁书。一时间,京城里的书籍堆积如山,几十个焚烧炉不分昼夜的燃烧。比如前朝档案不少于一千万份,被烧得仅剩不到三千件。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只焚毁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部分书籍,与乾隆大帝的‘禁书运动’相比较,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堪称为华夏文明史上的第二次文化大浩劫。”
    “看来我们生活在大唐盛世,文明开放,万国来朝,是何其幸!”高淑行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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