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朝堂上，侍御史权万纪上奏言道：“在宣州、饶州二州（今安徽宣城、鄱阳县）发现一座大型银矿，臣建议工部对这银矿进行大面积开采；户部在银矿专门设立税关，一年可征收数十万贯税收。”
李世民将权万纪的奏章传阅给群臣，让群臣各抒己见。
特进萧瑀上奏：“在银矿设立银矿，这是朝廷与民争利，时间长久后必会激起宣州、饶州二州当地百姓的民变。臣建议不讲利，只讲义，不与民争利，隐富于民。”
礼部尚书王珪上奏：“我大唐每年财税收入为二千万贯，其中：租庸调收入一千万贯；占五成；地税二百二十万贯，占一成多；盐税仅一万贯，可以忽略不计；采矿税仅二十万贯，仅占百分之一。汉代理财专家桑弘羊说：“民富则不能受赏；民强则不能受刑”。因此，臣建议加大工商业商税的征收，减少租庸调与地税的收入，适当减轻农民负担。”
中书舍人马周上奏：“管仲在《管子·国蓄》认为：税收是有形的，贸然加征种类如此繁多的各项税目，必然会激起百姓的强烈不满。因此，管仲提出了“寓税于价”的间接税思想，具体的做法是“唯官山海”：即将山中的铁、海里的盐进行管制实行国家专卖制度，并对盐铁适当加价，将税负转嫁到盐铁等垄断商品的价格之中。表面上，没有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因此，臣赞同王尚书的建议，将盐铁实行专卖制度，将银矿收为国有，以增加国家税收。”
陈国公侯君集上奏：“长安北衙禁军三万人，他们每年需要消耗三十万石的口粮以及五十万匹缎布、绢绸，合计价值约为五十万贯左右；而南衙禁军二万余人，尽管他们的待遇不如北衙禁军优厚，但是每年的军费支出也高达近三十万贯钱，我大唐中央禁军一年的财政支出大约近八十万贯，中央禁军的军费支出都是由国家的租庸调制所征收的实物税收进行承担。臣建议适当减少军费开支在租庸调的占比，将商税的一部分收入用于国家的军费开支。这样才能体现大唐建国之初所倡导的休生养息国策。”
“袁爱卿，你有何建议？”李世民听罢群臣的发言，他并没有当即表态，而是把目光扫在袁天纲身上，他想听听袁天纲的想法。
袁天纲人微言轻，本混在殿中的后列不想发言，听到李世民点将到自己，只好出列奏道：“大唐目前处于建国初期，官员数量还不是很庞大，因此官员阶层的开支占财税收入的比例很低，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唐将会面临‘三冗’问题。”
“什么是‘三冗’问题？”李世民问道。
袁天纲侃侃而谈：“所谓“三冗”，就是指‘冗兵’、‘冗官’和‘冗费’：
先说‘冗兵’。大唐军队包括：中央禁军与折冲府府兵。其中：中央禁军有：北衙禁军三万人、南衙禁军二万人。全国共设十道，设置三百五十八个折冲府。一般情况是上等折冲府府兵共一千二百人，中等折冲府府兵一千人，下等折冲府府兵八百人。因此，全国十道的折冲府府兵约五十五万人，再加上中央禁军，我大唐总兵力约六十万人。
近年来，随着大唐不断用兵突厥、吐谷浑、薛延陀等国，兵力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越发膨胀。军队人数增长将直接导致军费开支增长。随着时代发展，臣预测大唐将由府兵制转向募兵制，招募来的志愿兵，都是需要付工资的。按每一位士兵光工资开支就不少，此外还有武器装备生产、维护的费用、训练的费用、四季置装费、士兵退役一次性补贴、逢年过节的例行赏赐等等。将来大唐的军费开支将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数字。
‘冗官’。我大唐初期官员数量仅六百人，虽然大唐帝国人口的膨胀，疆土不断地增加，仅仅靠为数不多官员治理这庞大的帝国是远远不够的，将来还是要通过科举制，招收一大批知识分子充实到体制内来。这样一来，大唐的官员数量就不断膨胀起来。这些人都要由国家财政发工资，将来财政压力将会呈现快速膨胀。
除了‘冗兵’和‘冗官’，朝廷每年用于祭祀、宫廷开销和各种赏赐也是不断增加，这些费用开支和军饷、官员俸禄一起，就构成了‘冗费’。臣预测，不过数十年，大唐的财政将会到了相当恶化的地步，每年都会是入不敷出的赤字状态。”
听罢袁天纲的分析，李世民与群臣都非常震惊。李世民问道：“袁爱卿，你看如何预防“三冗”问题？”
“要想预防“三冗”问题，只能是‘开源节流’”袁天纲继续侃侃而谈。
“首先是‘节流’。臣建议重点是放在裁撤冗官与冗兵上。臣建议对全国十道的六百三十四个府县及折冲府进行裁撤。
我大唐的县根据人口数量划分为：
一是上等县，一般有六千户，人口大约在三万人左右。
二是中等县：一般有两千户，人口大约在万余人左右。
三是小等县：一般不足千户，人口大约在几千人左右。
凡是一个县人口达不到上等县、人口三万人的标准，臣建议将这些中、小等县进行撤并。相应地将这些折冲府进行撤并。这些措施如果能落实，可以直接将官员的数量裁减至一半以下；同时，本着‘强干弱枝’的原则，在中央禁军五万数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可将地方折冲府府兵的数量裁减到二十五万人，合计大唐军队人数约三十万人。这样一年能节省下巨额官员工资与军饷支出。”
李世民听罢大喜，表态道:“朕贵为天子，所缺乏的并不是财货，只恨没有嘉言以利于国家与民众。与其多得数十万贯白银，不如得到一位贤才！袁爱卿的奏言正合朕意！”
说罢，李世民赏赐袁天纲一百匹绢。
然后，李世民数落权万纪道：“你在担任侍御史期间，不曾向朕推荐一位贤才，也不曾斥退一位庸人，而是一门心思专营税银之利。从前尧、舜把璧玉抛到山中，把宝珠投到山谷，而汉桓帝、汉灵帝二帝却聚敛钱财以为私家宝藏，你是想把朕等同于汉桓帝、汉灵帝吗？”
当日，李世民罢免权万纪的官职，将其贬为齐王李佑（皇五子）的齐王府长史。
李世民将权万纪的奏章传阅给群臣，让群臣各抒己见。
特进萧瑀上奏：“在银矿设立银矿，这是朝廷与民争利，时间长久后必会激起宣州、饶州二州当地百姓的民变。臣建议不讲利，只讲义，不与民争利，隐富于民。”
礼部尚书王珪上奏：“我大唐每年财税收入为二千万贯，其中：租庸调收入一千万贯；占五成；地税二百二十万贯，占一成多；盐税仅一万贯，可以忽略不计；采矿税仅二十万贯，仅占百分之一。汉代理财专家桑弘羊说：“民富则不能受赏；民强则不能受刑”。因此，臣建议加大工商业商税的征收，减少租庸调与地税的收入，适当减轻农民负担。”
中书舍人马周上奏：“管仲在《管子·国蓄》认为：税收是有形的，贸然加征种类如此繁多的各项税目，必然会激起百姓的强烈不满。因此，管仲提出了“寓税于价”的间接税思想，具体的做法是“唯官山海”：即将山中的铁、海里的盐进行管制实行国家专卖制度，并对盐铁适当加价，将税负转嫁到盐铁等垄断商品的价格之中。表面上，没有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因此，臣赞同王尚书的建议，将盐铁实行专卖制度，将银矿收为国有，以增加国家税收。”
陈国公侯君集上奏：“长安北衙禁军三万人，他们每年需要消耗三十万石的口粮以及五十万匹缎布、绢绸，合计价值约为五十万贯左右；而南衙禁军二万余人，尽管他们的待遇不如北衙禁军优厚，但是每年的军费支出也高达近三十万贯钱，我大唐中央禁军一年的财政支出大约近八十万贯，中央禁军的军费支出都是由国家的租庸调制所征收的实物税收进行承担。臣建议适当减少军费开支在租庸调的占比，将商税的一部分收入用于国家的军费开支。这样才能体现大唐建国之初所倡导的休生养息国策。”
“袁爱卿，你有何建议？”李世民听罢群臣的发言，他并没有当即表态，而是把目光扫在袁天纲身上，他想听听袁天纲的想法。
袁天纲人微言轻，本混在殿中的后列不想发言，听到李世民点将到自己，只好出列奏道：“大唐目前处于建国初期，官员数量还不是很庞大，因此官员阶层的开支占财税收入的比例很低，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唐将会面临‘三冗’问题。”
“什么是‘三冗’问题？”李世民问道。
袁天纲侃侃而谈：“所谓“三冗”，就是指‘冗兵’、‘冗官’和‘冗费’：
先说‘冗兵’。大唐军队包括：中央禁军与折冲府府兵。其中：中央禁军有：北衙禁军三万人、南衙禁军二万人。全国共设十道，设置三百五十八个折冲府。一般情况是上等折冲府府兵共一千二百人，中等折冲府府兵一千人，下等折冲府府兵八百人。因此，全国十道的折冲府府兵约五十五万人，再加上中央禁军，我大唐总兵力约六十万人。
近年来，随着大唐不断用兵突厥、吐谷浑、薛延陀等国，兵力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越发膨胀。军队人数增长将直接导致军费开支增长。随着时代发展，臣预测大唐将由府兵制转向募兵制，招募来的志愿兵，都是需要付工资的。按每一位士兵光工资开支就不少，此外还有武器装备生产、维护的费用、训练的费用、四季置装费、士兵退役一次性补贴、逢年过节的例行赏赐等等。将来大唐的军费开支将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数字。
‘冗官’。我大唐初期官员数量仅六百人，虽然大唐帝国人口的膨胀，疆土不断地增加，仅仅靠为数不多官员治理这庞大的帝国是远远不够的，将来还是要通过科举制，招收一大批知识分子充实到体制内来。这样一来，大唐的官员数量就不断膨胀起来。这些人都要由国家财政发工资，将来财政压力将会呈现快速膨胀。
除了‘冗兵’和‘冗官’，朝廷每年用于祭祀、宫廷开销和各种赏赐也是不断增加，这些费用开支和军饷、官员俸禄一起，就构成了‘冗费’。臣预测，不过数十年，大唐的财政将会到了相当恶化的地步，每年都会是入不敷出的赤字状态。”
听罢袁天纲的分析，李世民与群臣都非常震惊。李世民问道：“袁爱卿，你看如何预防“三冗”问题？”
“要想预防“三冗”问题，只能是‘开源节流’”袁天纲继续侃侃而谈。
“首先是‘节流’。臣建议重点是放在裁撤冗官与冗兵上。臣建议对全国十道的六百三十四个府县及折冲府进行裁撤。
我大唐的县根据人口数量划分为：
一是上等县，一般有六千户，人口大约在三万人左右。
二是中等县：一般有两千户，人口大约在万余人左右。
三是小等县：一般不足千户，人口大约在几千人左右。
凡是一个县人口达不到上等县、人口三万人的标准，臣建议将这些中、小等县进行撤并。相应地将这些折冲府进行撤并。这些措施如果能落实，可以直接将官员的数量裁减至一半以下；同时，本着‘强干弱枝’的原则，在中央禁军五万数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可将地方折冲府府兵的数量裁减到二十五万人，合计大唐军队人数约三十万人。这样一年能节省下巨额官员工资与军饷支出。”
李世民听罢大喜，表态道:“朕贵为天子，所缺乏的并不是财货，只恨没有嘉言以利于国家与民众。与其多得数十万贯白银，不如得到一位贤才！袁爱卿的奏言正合朕意！”
说罢，李世民赏赐袁天纲一百匹绢。
然后，李世民数落权万纪道：“你在担任侍御史期间，不曾向朕推荐一位贤才，也不曾斥退一位庸人，而是一门心思专营税银之利。从前尧、舜把璧玉抛到山中，把宝珠投到山谷，而汉桓帝、汉灵帝二帝却聚敛钱财以为私家宝藏，你是想把朕等同于汉桓帝、汉灵帝吗？”
当日，李世民罢免权万纪的官职，将其贬为齐王李佑（皇五子）的齐王府长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