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可司与布朗罗先生终于会面了,记述他们的谈话以及打断这次谈话的消息。
    暮色刚开始降临,布朗罗先生乘坐出租马车,在自己的家门口下了车。他轻轻叩门。房门打开了。一个虎彪彪的汉子从车厢里出来,站在踏板的侧边,与此同时,另一个坐在驭者座位上的汉子也走下来,站在另一侧。布朗罗先生做了一个手势,他俩扶着一个人走下马车,一左一右夹着他匆匆进了屋子。这个人就是孟可司。
    他们以同一种方式一言不发地登上楼梯,布朗罗先生走在前边,领着他们来到一间后房。在这个房间的门口,上楼时就显然老大不乐意的孟可司停住了。两个汉子看着朝布朗罗先生,听候指示。
    “他知道好歹,”布朗罗先生说道,“如果他犹豫不前,或者不听你们的命令随便乱来,就把他拖上街去,找警察帮忙,以我的名义告发他这个重罪犯。’”
    “你怎么敢这样说我?”孟可司问道。
    “你怎么敢逼我出此下策,年轻人?”布朗罗先生正颜厉色面对着他,反问道,“你疯了吗,还想走出这所房子?放开他。行了,先生,你可以走了,我们会跟上来的。不过,我警告你,我凭着心目中最庄严神圣的一切发誓,只要你一只脚踏上街道,我就要指控你犯有欺诈、抢劫的罪行,把你抓起来。我主意已定,说到做到。你要是真打算那么着,那你可是咎由自取。”
    “这两条狗得到谁的授权在街上绑架我,弄到这儿来?”孟可司依次打量着站在身边的两个人问道。
    “我的授权。”布朗罗先生回答,“这两个人由我负责。如果你抱怨自由被人剥夺了的话——你在来的路上就有权利和机会恢复自由,可你还是认为不吭声为妙——我重复一遍,你可以寻求法律的保护,我也可以请求法律制裁你。不过,你到了没法收场的地步时,不要来求我发慈悲,到时候,权利已经不在我手里,得由别人做主,你不要自己跳进深渊,还说是我把你推进去的。”
    孟可司显然左右为难,而且很惊慌。他犹豫起来。
    “你赶快决定吧,”布朗罗先生十分坚定,神态自若地说,“如果你希望我公开提出指控,将你交付法办——我再说一遍,这条路你并非不清楚,尽管我不难料到你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而且一想起来就打哆嗦——那我可就无能为力了。如果不是这样,你请求我网开一面,向那些你深深伤害过的人请求宽恕,就坐到那把椅子上去,一句话也别说,它恭候你已经整整两天了。”
    孟可司叽叽咕咕说了几句,谁也听不明白。他还在犹豫。
    “你抓紧时间,”布朗罗先生说道,“我只要说一句,选择的机会就将一去不返。”
    那个人依然举棋不定。
    “我不喜欢跟人讨价还价,”布朗罗先生说,“再说,我是在维护别人的切身利益,也没有权利那样做。”
    “这么说——”孟可司吞吞吐吐,“这么说——就没有折衷的办法了?”
    “没有。”
    孟可司带着焦急的目光注视着老绅士,在对方的表情中看到的唯有严厉与决心。他走进房间,耸了耸肩,坐下去。
    “从外边把门锁上,”布朗罗先生对两名随从说,“听见我摇铃再进来。”
    那两人应声退了出去,布朗罗先生和孟可司单独留下来。
    “先生,”孟可司摔掉帽子、斗篷,说,“绝妙的招待,这还是我父亲交情最深的朋友。”
    “正因为我是你父亲交情最深的朋友,年轻人,”布朗罗先生答道,“正因为我幸福的青年时代的希望与抱负都是与他联系在一起的,都是与那个和他有同胞血缘关系的可爱的人儿紧紧相连的,她年纪轻轻,就回到上帝那儿去了,丢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这里。因为在那个早晨,他和我一块儿跪在他唯一的姐姐的灵床旁边,那时候他还是个孩子,他姐姐本来就要成为我的娇妻了——可上天又有了另外的安排。因为从那时起,我这颗凋萎的心就一直拴在他身上,直到他去世,尽管他经受了种种考验,铸成了种种大错。因为我心里充满了旧日的回忆和友谊,甚而一看见你,就会勾起我对他的思念。正因为这种种缘故,直到现在——是的,爱德华·黎福特,直到现在——我还身不由主,对你这样客气,并且因为你辱没了这个姓氏而感到脸红。”
    “这跟姓氏有什么相干?”对方过了一会才问道,此前他一直默默地注视着激动不已的老绅士,同时顽梗地表示自己莫名其妙。“这个姓氏跟我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布朗罗先生回答,“和你毫不相干,但这也是她的姓氏,尽管时过境迁,我,一个老年人,只要一听到陌生人提起这个姓,我还会像当年一样面热心跳。你改名换姓了,我非常高兴——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这一切倒挺不错,”孟可司(这里姑且保留他的化名)沉默了半天才说,他绷着脸,身子满不在乎地摇来摇去,布朗罗先生用手捂着脸,坐在那儿。“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你有一个弟弟,”布朗罗先生打起精神说道,“一个弟弟,我在街上走到你背后,轻轻说了一声他的名字,几乎单凭这一招,你就会沉不住气,紧张兮兮地跟我上这儿来。”
    “我没有弟弟,”孟可司回答,“你知道我是独子。你干吗跟我说起什么弟弟来了?这一点你我都清楚。”
    “你还是听听的好,有些事我很清楚,而你也许并不知道,”布朗罗先生说,“我自有办法让你产生兴趣。我知道,你那个倒霉的父亲当时还是个孩子,在门阀观念和最龌龊、最狭隘的虚荣心逼迫下结了一门不幸的婚姻,而你又是这门亲事唯一的,也是极不自然的结果。”
    “你的话很难听,可我并不计较,”孟可司嘲弄地笑了笑,插嘴说,“你知道情况,这对我也就足够了。”
    “可我还了解到,”老绅士继续说道,“那一场阴差阳错的结合带来的是灾难、慢性折磨、无休止的苦恼。我知道那不幸的一对各自套着沉重的枷锁,度日如年,过得是何等的厌倦,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有害的。我知道,冷冰冰的表面关系是如何变成公开的辱骂,冷淡如何让位于厌恶,厌恶又变成仇恨,仇恨再变成诅咒,直到最后终于把那条响当当的锁链扯断,各奔东西,彼此都带着一截可恨的链条,那一锁链只有死亡才能斩断,两个人都强装出开心得不得了的样子,想的是换一个环境,不让别人看见这个链条。你母亲大功告成,很快就忘掉了。可是过了多少年,那东西仍在你父亲心里生锈、腐烂。”
    “对了,他们分居了,”孟可司说道,“那又怎么样呢?”
    “他们分居了一个时期,”布朗罗先生回答。“你母亲在欧洲大陆纵情享乐,完全把足足小她十岁的年轻丈夫给忘了,而你父亲眼看前途无望,一直在国内徘徊不定,结交了一班新朋友。最低限度,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孟可司说着,将目光转向一边,一只脚在地上打着拍子,摆出一副概不认账的样子。“我不知道。”
    “你的态度和你的所作所为一样使我确信,你非但没有忘记这件事,而且始终耿耿于怀,”布朗罗先生回答,“我说的是十五年以前,当时你不过十一岁,而你父亲只有三十一岁——我重复一遍,他奉父命结婚的时候还是个孩子。你是要我重提那些使你父亲的名声蒙上阴影的事情呢,还是不用我说,你自己将真实情况告诉我?”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孟可司答道,“只要你愿意,只管说你的。”
    “当时,那班新朋友中,”布朗罗先生说道,“有一个是退役的海军军官,他妻子大约半年以前去世了,丢下两个孩子——在早还有几个,但幸而只有两个,都是女儿,一个如花似玉的十九岁姑娘,另一个小丫头只有三两岁。”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孟可司问。
    “他们住在乡下,”布朗罗先生仿佛没有听见这句插话,“你父亲在仿徨中也到了那一带,在那儿住下来。结果,双方很快就从相识、接近直到产生友谊。你父亲的天赋很少有人比得上,他们姐弟俩在气度和长相上都很像。老军官对他日益加深了解,也越来越喜欢他了。事情如果到此为止就好了。那个大女儿也和父亲一样越来越喜欢他。”
    老绅士顿了一下,他见孟可司咬着嘴唇,两眼盯住地板,便立即往下说道:
    “到年底,他和那个女儿订下了婚约,订下了庄严的婚约,赢得了那个纯洁无瑕的姑娘的芳心,那是她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真挚而火热的爱情。”
    “你的故事还真够长的。”孟可司烦躁地在椅子上折腾着,说道。
    “这个真实的故事充满忧伤、苦难和不幸,年轻人,”布朗罗先生回答,“这类故事通常都是如此。如果是一个单纯快乐美满的故事,那就很短。后来,你家的一个富贵亲戚过世了,当初就是为了巩固他的利益和地位,拿你父亲当了牺牲品,跟其他人经常碰到的情况一样——这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例子——为了弥补他一手造成的不幸,他给你父亲留下了他自认为能够消除一切痛苦的灵丹妙药——钱。你父亲必须即刻赶往罗马,那人本来是到罗马去养病,哪知死在那儿了,他的事情顿时一团糟。你父亲去了,在当地得了一种绝症。消息一传到巴黎,你母亲就带着你跟去了,她到的那一天,你父亲就死了,没有留下遗嘱——没有遗嘱——于是全部财产落入你们母子的手中。”(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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