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月刊》在《人间词话》精才绝艳的开篇后,引起不小的轰动,许多学人闻风响应,以为幸事。大家摩拳擦掌,铺纸挥毫,准备与同行们切磋一番。与此同时,张斯工作也正式开始,彻底为月刊立稳脚步。
    一部著作,悄然登载。最先是引论,文字简短,语义明晰,并不十分费解,却掀起不小的风潮。专家与学生,诵之再三,击节赞赏。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前世曾流传过一句话,许多读者知晓: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
    这两人能否并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此处不作分析。高阳是台湾一位著名的历史小说作家,存有几千万的文字,在华人界名声极大。单看他与金庸并提,便知小说的流传广度,确实有过人处。
    高阳先生被问及何以写历史小说时,曾言是要“唤起民众对历史的温情”,这样“民族才有办法”,可以一直走下去。
    “温情”的说法,大概就源于上面引论。
    《明朝那些事儿》原作者当年明月,提及自己的“史学偶像”,作过比较,说自己“差距很大,他是着重于历史本质的东西,虽然我的书里也有这样的内容,但跟他还是相差很远……我希望我的书能流传很久,但是我认为可能性不大。
    我的书卖得很好,但是我一直认为钱穆的书虽然可能一年卖不到一百本,但是一百年以后,他的书还是有它的价值和意义,还是会被翻出来重新出版。”
    引论的作者,正是史学大家钱穆!而这部著作,则是那部大名鼎鼎的《史学大纲》。甫一出现,果然震惊天下,学界哗然。激动之余,也引起了绝大议论,众说纷纭,一时之间,难辨清是什么声音。
    而那对历史“温情与敬意”的说法,已在各大高校流传开,更成为历史系师生谈论的重点。仿佛为大家推开一扇新门,走进一看,豁然开朗,难以自己。
    作品继续登载,内容缓缓展开,众人不禁为它的娓娓道来所吸引,也为那许多神奇的发现感到惊讶莫名。这样一部著作,支持的人极多,反对的人也不在少数。学界的反响最为热烈,纷飞的文章,第一时间见诸报端。
    “此书首重政治制度,次为学术思想,又次为社会经济。
    社会经济为最下层的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的结构,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的干柱。在具体阐述时,并不是刻板、机械地、作教条主义的图解,而是在客观中求实证,抓住各个历史时期突出的变化,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
    张斯似乎创建一种新的体例,在华夏史学著作中尚属首次。单是以此而言,也是一份不小的贡献。至于其中内容,更是引人入胜,读之忘时。初次见那引论,不禁被激的心潮澎湃,热血涌起。
    国人著史,读史,所谓何来?
    以往的时节,民众误会丛生,最易评判华夏历史。这在翻书之前,已带了有色眼镜,很难得出真正的好处。既是华夏的国民,确实要有相当的‘温情与敬意’,如此才能体会古人的种种,得出发展的轨迹……”
    “这又是一部杰作,难能可贵。
    张先生讲史出身,对于史学有了解,这是世人皆知的事。但有这般功底,却出人意料。无论《品三国》,或是《明朝》,都是演义成份居多,实际说来,并无多少学术价值。《大纲》则一改风格,笔力厚重,令人心折。
    于古代政治制度,思想变革,下了极细腻的功夫,论证其起源流结局。诸多创建性的说法,令人耳目一新,对错暂且不论,却实实在在为大家提供了另一种思路。这样成熟连贯的著作,在近来是绝无仅有的……”
    “有这样的作品,张斯已迈入史学大家的行列。
    建国以来,华夏的通史,倒是出了几部。也是洋洋洒洒,结构恢弘,取得过一定的成就。但受教条的限制,思想硬化,颇多粗陋错误的观点。民众受其影响,也产生同样的想法,实在是件可痛恨的事。
    《大纲》走的是另一种路,全不受套路束缚,写的极为自由客观。这大概便是‘野狐禅’的好处吧,不必接受那些莫名其妙的教条。在我看来,《大纲》是华夏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通史,应该作教科书使用……”
    这是一部中国通史,因用大学教科书体例写成,不得不力求简要,仅举大纳,删其琐节。内容于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社会风气,国际形势,兼有顾及,惟但求其通为一体,明其治乱盛衰之所由,闻其一贯相承之为统,以指陈华夏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
    翻阅起来,倒不是如何困难,却也受了不少指摘。
    “近来有许多人推崇《国史大纲》,令人不解。
    在我看来,这并非一部精深的著作,现今随便一个历史的博士生,都可以写出来。论述过于散漫,偏于个人化的色彩。尤其用语,依然是张斯惯用的浅白文言,到了现今的年代,却不写正规的语言,实在奇怪。
    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其中情绪化的痕迹很浓,可以很清晰看出作者的倾向。
    写历史贵在客观理性,岂能将个人的情感夹在内?单以此点论,张斯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历史作者。可能是以前讲史的坏毛病,带到了学术上来,总显得随意。我不支持大家看这样一部著作,很容易搞混是非……”
    倒是说到了几分实情,钱宾四先生写作《国史大纲》时,正值抗战,民族危亡,悬在一线。钱先生辗转各地,亲历战火,将对国家深切的感情,与抗战的勇气,化进了书中。所以其中情绪明显,很易感受到。
    有人不同意这样的指摘,发文反驳:
    “能见到《国史大纲》,就我自己而言,还是十分庆幸的。这样的著作,并不多见,至少建国以来,确实没有。
    至于它是否‘精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大好论述。通史的特点,在于宏大连贯,确实与这个词没多少相干。但若说‘随便一个博士生’都能写出,就令人难以置信了,我便是教历史的教授,不敢说自己说平如何差,但确实写不出这样的著作。
    说《大纲》的文笔,就更难令人接受了。用文言或是白话,这是各人的爱好,不必强求。在我看来,张斯的文笔,向来出众,这部也不例外。与那些枯燥的文字比起来,读来简直是一种享受。总不该因为自己写的不好看,便责怪别人的没有学术价值吧?况且,文言的历史,远比白话长的多,我实在不明白什么是‘正规的语言’。
    《大纲》的情绪,确实能感受到。
    但这没什么不好,《史记》就是一部情感浓烈,感人至深的作品。它的成就,是其它史学著作无法比拟的,所以情绪并不影响价值……”
    由于是堪堪出现,大家尽管谈论激烈,却并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持着自己的观点,相互辩驳,扯出了许多其它问题,顺带着解决了一些。而大家于《国史大纲》的真正价值,仍未能参透,这还需经过时间的磨练,才能看清。
    一位后世的学者,在文章中是如此写的:
    “因写作《国史纲目》之需,最近研究宋代社会治理秩序,阅读李涛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二十大本,读来十分有趣。
    至于今人著作,阅读了一些日本人的研究,不断地翻张斯先生的著作。
    再一次感受到《国史大纲》之高明。二十世纪早中期,华夏历史研究是学术界的大热门,出了很多通史著作。然而,大浪淘沙,当年红极一时的著作,现在没有丝毫价值。
    事实上,他们只具有负面价值,极大地扭曲了国人对于华夏历史的认知。
    当下华夏知识群体几乎已成本能的对华夏文化的负面认知,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历史叙事造成的。他们的普遍特征是,站在华夏文明之外,站在历史的终点上,用一个个所谓的普世的尺度,随意判断、裁剪中国历史。
    张斯先生的《国史大纲》则拔乎流俗,摒弃一切外在理论,以中国知识人之自主意识,深入中国文明内部,历述中国文明演进之内在理路。
    在张先生笔下,华夏文明是活生生的,不断生长的,其间经历了曲折,有过黑暗,但同时,也始终在调整,在突破,而又不失其显著的文明特质。每次阅读这本书,我总有欲罢不能的感觉,因为,读这本书仿佛就是回首自身的文化生命之成长史。张先生叙述的华夏历史其实就是每个活在当下的国人的历史。
    只有这样的华夏历史,才值得读者以温情与敬意阅读、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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