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接连发生几起偷盗大案没有破案,又凭空出来一个马队,给了松本俊好大的压力。特别是那个马队,造成皇军十几个人的伤亡,无疑是抗日分子,却在皇军的眼皮子底下逃脱了,让宫崎康仁大骂松本俊无能,松本俊急的有点上蹿下跳。
    最先发现马队的是徐甸子村,那马队是从哪里来的?松本俊有三个推断:一个是来自省城,能出城门,就是和守城门的伪军有串通,马队通过徐甸子那个时间点是开城门后一个小时左右,夜班的刚换岗。松本俊下令把夜班和早上刚换班的两个班的伪军全抓了起来。一个一个的审,反复轮换的审,极力想挖出抗日分子。可这些守城门的伪军哪见过马队,被打的死去活来,也说不出个马队来。
    第二个是太白楼的菜园子。这里的马车出城又进城了,本来就是饭店运菜的,进出城门是常事。据守城门的交代,出城进城都搜查了,菜园子也搜了几遍了,没有发现马队的任何蛛丝马迹。按理说菜园子只有马车,马队不是菜园子的,可松本俊还是怀疑,咬住不放,反正这个马队要有出处,他怀疑的都不能放过。他很想把菜园子的人和进出马车的人全抓了,就像审伪军一样审,可他只是怀疑,没有确凿的证据,一旦把菜园子的人和进出马车的人全抓了,太白楼饭店就开不成了,宫崎康禾肯定要找他的麻烦,到时候宫崎康仁不支持他,他恐怕就有麻烦了,所以,他没敢动。
    第三个是东门外十五里河镇,十五里河镇可绕道经碾子镇往西走,从十五里河镇到徐甸子村经过五个村子。经调查,这五个村的人都没见过马队,这样可以排除十五里河镇。可是经过这五个村庄都是黎明到天亮这段时间,人还没起床,自然没有人发现,到徐甸子天亮了,人都起来活动了,发现了。所以,十五里河镇也不能排除怀疑,可十五里河镇没有具体的怀疑对象,就把从东门进出的三驾马车的车主和赶车人都抓了。
    经过几天审问,抓的这些人对马队都不知情,说不出有用的信息,都不是松本俊要找的人,松本俊非常气恼,便把抓的人扔到牢里不管了,都被打得死去活来的,也算在牢里养伤。
    这天一个特务对松本俊说:“太白楼的账房很可疑。”
    松本俊听到的可疑太多了,都有些头疼了,疑惑的问:“怎么可疑?”
    特务说:“她是自己跑到饭店找工作的。账房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随便来个外人就能用吗?”
    松本俊一想也对,这的确是个漏洞。可还没让他兴奋一下,再一想,太白楼饭店的人除了李梅,不都是刚找的外人,账房就不能找外人吗?这显然站不住脚。可目前他没别的线索。要是别的,他一旦怀疑,首先把人抓了再说,可太白楼饭店特殊,没证据时他不敢抓人,于是说:“继续调查。”
    两天后,特务调查到账房孙吉英的家及丈夫张建斌,监视了两天,共发现到这里来的有二十一个人,都是剃了头出来的,没发现什么具体的可疑线索,但松本俊还是下令秘密逮捕张建斌。
    于是下午三点多,张建斌正给一个人剃头,十多个特务闯进来,不由分说,把他五花大绑的带走了。接着特务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孩子在屋里吓得大哭,只哭的累的自己睡着了。特务搜了一个多小时,没发现什么抗日的证据,只好作罢。
    张建斌也是一头雾水,事情来的太突然,苏阳的行动他也不知道,不知哪里出了问题,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被敌人抓了。不过他心里倒没慌,因为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心里就有了面对这一天的准备。
    敌人抓了他就迫不及待的开始审讯。他只好配合的装傻充愣,敌人主要问城里的几件盗窃案,问经过徐甸子的马队,问他属于哪个抗日组织。城里的几件盗窃案和经过徐甸子的马队他都不知道,抗日组织他知道也装作不知道。他只是装作好奇的反而问审他的敌人这些案子的详细经过,听着听着又呵呵呵的大笑,敌人问他笑什么,他说好玩,当个警察天天破案真好玩,他从小就喜欢。说起抗日组织,他还装作热切的问抗日都有哪些组织?怎么才能参加抗日组织?搞的敌人给他发火吼叫。最后说到太白楼饭店,张建斌才明白了,这还是对李梅的怀疑延伸到他这了。敌人不敢动李梅,只好给李梅边缘的人使劲。
    他一听敌人问太白楼饭店,就主动给人家叙述说:“我那个媳妇是上过高级完小的,会打算盘,看到太白楼饭店要开业的牌子,就毛遂自荐,要给人家当账房去。开始我是反对的,正经女人怎么能去那种地方。可家里太穷,拗不过她,她去了,人家掌柜的也是个女的,就要她了。关键是一个月能挣七个大洋,比我厉害多了,我给人家剃头,一般一个月也就两三个大洋。”
    敌人审不出什么来,直接给他动了刑,打的他皮开肉绽,可他始终还是那套说词,多说的就是他问审讯的人,他该怎么说既不担刑责又不用挨打,审问他的人都烦了,因为没有线索在他身上,更别说证据了,只是怀疑而已,松本俊也没耐心了,把他丢到牢房不闻不问了。
    孙吉英回到家一看,张建斌不在家,孩子自己在床上睡觉,屋里的东西乱扔一地,东屋的粮食缸都被打破了。一时间她手足无措,心头被恐惧笼罩着,只有一个想法:出事了。
    她忙到厨房,关了门,把水缸里的水都舀出来,把水缸移开,扒开有两公分厚压实的土,下面是一块和水缸一样的圆形石板,搬开石板,下面是一个缩口的大瓷缸,她低头拿开瓷缸里面盖着的布,苏阳藏在这里的钱都还在。她松了一口气,又把布盖好,把石板盖好,给上面铺了土,压实了,再把水缸放好,把水倒进水缸。她又检查了几遍,看不出什么问题,才又到屋里,坐在孩子身边想着问题。
    张建斌要守联络点,要看孩子,要给人剃头,要外出应该等孙吉英回来,突然不在家很不正常,看屋里被翻得乱的样子也不像进了小偷。可直观的判断应该是出事了,哪里出事了,孙吉英不知道,也想象不到。张建斌很可能是被抓了,该怎么办?本来按组织要求,她应该发出警示,就是把“剃头铺”的牌子摘了。可情况不明,很可能还有特务在监视,怕引起敌人注意,反而暴露了,所以,她没敢有任何动作。
    孩子醒了大哭不止,说:坏人把爸爸抓走了。她坐着抱着孩子,一晚上没有睡觉。
    她们最早隶属于军区社会部,后来又和市委建立了联系,一般都是通信员以剃头的名义,来送情报,她们也是通过通信员,及时把要传递的情报传出去。通信员经常换人,又没有固定的时间,所以,只能等上级来联系。后来来了小首长,小首长一般不管他们的事,只是住在这里,但她心里也是又亲又暖,有自己的同志在一起,真是比亲人还亲。再后来就是到太白楼做账房,一天忙的团团转,少了许多心事,知道李梅和田苗苗是自己的同志,但她们是干什么的,什么职务,她都不知道,除了工作上的事,没有和李梅她们聊过组织的事。
    第二天天一亮,孙吉英就背着女儿来到太白楼,在李梅的办公室门口的连椅上坐着等李梅。
    李梅来饭店一进大门就远远的看到孙吉英,心里就“咯噔!”一下,预感到出什么事了,于是紧走几步,到跟前和孙吉英只是眼神交流了,没说话,开了办公室的门,说:“进来说吧。”
    孙吉英抱着孩子进了办公室,孩子四岁多了,不宜听她们谈话。李梅说:“苗苗,带小朋友出去玩。”
    田苗苗哄着给小女孩去买糖吃,抱着小女孩出去了。
    李梅关了门,还没转过身来,孙吉英就说:“孙建斌不见了。”
    苏阳给李梅说过孙建斌的情况。李梅问:“什么时候的事?”
    孙吉英说:“昨儿后晌。”
    李梅问:“怎么个不见了?”
    孙吉英说:“我们孩子说她爸爸被坏人抓走了,家里被翻得乱的不成样子。”
    李梅问:“家里有什么东西?”
    孙吉英说:“就小首长放下些钱,我藏得牢靠,他们没翻着,其它没什么要紧的东西。”
    李梅又问:“那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被抓?”
    孙吉英摇头说:“我也不知道,他前段时间跟小首长出去了一个多月,我来太白楼上班后,小首长就让他回来了,现在一天就在家守着,这都十多天了,很少外出,不应该出事。”
    李梅思索着。孙吉英她们的关系单纯,活动又少,不应该出问题,如果是她们出问题,孙吉英恐怕就没机会到这里来了。
    不是她们的问题,那问题就来自两方面:一个是她们的上线出了问题,连累到她们,甚至是出了叛徒,出卖了他们。可如果是这样,孙吉英既是不被抓,也应该被控制,不可能还是现在的自由身,想这一方面有点牵强。
    再一个就是因为对她的怀疑,而怀疑孙吉英,企图从张建斌身上找突破口。虽然这一点从逻辑关系上看起来有点远,但敌人可能想的更远,是很有可能的。
    由于饭店的关系和她爸爸的缘故,松本俊不敢随意抓她,但不等于不调查她。这次苏阳的动静又这么大,迫使鬼子采取更极端的措施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是这样,也就是说松本俊并没有张建斌的直接线索,只是因为怀疑她而怀疑,张建斌的问题就不大,就看张建斌的随机应变能力了。如果经不住敌人诱惑,或者敌人一吓唬就害怕,抽几鞭子就怂包软蛋了,那麻烦就大了。
    她没和张建斌打过交道,甚至没见过面,不了解张建斌,可就是很了解,人的善变随时都会让人颠覆三观。也难怪她这么想,组织上出现这种情况都必许立即采取措施,预防损失扩大,必须断尾求生。可她这种情况,刚刚建立的运输通道不可能舍弃的,她绝不能撤离。她不撤离,孙吉英就不能撤离。这样,她们的命运就寄托在张建斌身上了,张建斌一旦叛变,她们就全暴露了。反过来说,张建斌本来没事,她们若撤离,张建斌立刻就暴露了,张建斌的命运也和他们紧紧相连。
    这些都想明白了,李梅问:“这种情况组织上要求你们怎么做?”
    孙吉英说:“要求示警,就是把‘剃头铺’的牌子摘了。我担心有特务监视,就没敢去摘牌子。”
    李梅说:“那你回去就把牌子摘了,有鬼子监视也别怕,张建斌不见了,还挂着牌子,耽误人家来剃头的。我们俩现在都必须坚守阵地,不能离开这里,一方面这个饭店太重要了,再者据我分析,敌人只是怀疑张建斌,并没有直接线索,张建斌没什么事,我们一撤离,他反而有事了,所以,我们不能撤。同时,张建斌被抓的事我们不能有任何反应,更不能企图去营救,一旦有营救的企图,敌人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现在你要办的事一是给组织示警。二是你对外就说,张建斌可能是倦了你家的东西跑了,你要寻找他,写寻人启事去街上张贴。三是安排好你的孩子,我们随时都可能出问题,那样会连累孩子,趁这个机会,你要上班,顾不了孩子,张建斌又跑了,所以把孩子安顿好,你没地方安顿我给你找个地方。钱不够我这里出。你走要给我写个请假条。”
    孙吉英一听,自己心里也有了主张,说:“好的,我现在就给你写请假条。”
    李梅拿出纸笔,孙吉英立刻写了请假条,抱着孩子走了。上了班,李梅在前台做开了账房。宫崎康禾的账房好奇的问:“李掌柜,孙账房哪去了,怎么你来做账房?”
    李梅把孙吉英写的请假条给她看了,说:“她家里出事了,这几天来不了了。”
    宫崎康禾的账房又问:“出什么事了?”
    李梅说:“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就听她说,她男人把家里翻了个稀乱,可能是跟上别人跑了。”
    “啊!”宫崎康禾的账房惊讶的说:“还有那样的人?”
    李梅让她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便忙活着,再没理她。
    孙吉英回到家便依李梅所说,写了二十份寻人启事:
    丈夫张建斌,今年三十五岁,于昨儿后晌把家里翻得稀乱,不知裹挟了什么家产,跟别人跑了。我们夫妻多年,希望你看在孩子的份上,能回心转意,立刻回家为盼。若有知情的路人请告诉一声,定当感谢!
    妻子 孙吉英
    写好寻人启事,孙吉英便和了半碗浆糊,带着孩子在街上贴了一上午。随后她便带孩子回老家去了。
    寻人启事很快就到了松本俊的面前,让松本俊看的既疑惑又索然无味,疑惑的是有这么蠢的人?以为是丈夫卷了家产跑了,无味的是这么蠢的人,怎么看也不是抗日分子,于是让把这个案子撤了,别浪费时间和人手了。
    宫崎康禾的账房下班后也把李梅当账房的事给宫崎康禾说了,宫崎康禾的第一感觉就是,孙账房的男人可能又是被松本俊那个蠢货给抓了。他知道松本俊天天盯着太白楼,特别是李梅,因为李梅,太白楼的所有人松本俊都怀疑。这不,孙账房的男人一个剃头的,根本无关紧要的人,就和太白楼的人有关系,就被抓了。也是没别的本事了,就知道乱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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