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雷上的乳牛
我来到已经不是边境的边境。
山丘绵延，正是秋色浓艳的时候。一群大雁正引颈南飞，掠过枫红的山头。可是边境在哪里？
高耸的监视塔仍旧醒目地矗立在山头，只是墙漆剥落了，梁架断了，玻璃窗破得粉碎。这一地的玻璃碎片、断瓦残砖，像古战场上不死的鬼火，还挟着杀戮的阴惨。其实才只两年的时间，两年前的今天，在围城中被锁了廿八年的东德人把围墙给推倒丁。
探照灯还在，但是灯架脚下露出一团一团剪断的电线。
钢筋水泥墙看不见了，可是山坡上有那么一道看似新翻过的泥土，青草还没来得及长出来；你心里明白：再过半年吧！蔓草、爬藤、野花，很快就会覆盖了这道土痕。
似乎铁丝网还残留一段，就在那森林的边缘。走近瞧瞧，网也没有了，铁柱在那儿平白站着，一根一根的，显得突兀。
"从前，"卡斯纳说，把手插进大衣口袋，"离这关口还有几里路，心情就开始紧张，有生死未卜那种想呕吐又吐不出来的感觉。"
头发早白的卡斯纳，弯下腰，用手把一个石块上的泥土抹掉，石块上的刻字裸现出来："民主德国"，那个已经灭亡的国家。
"离开民主德国的时候，"我问正在发呆的卡斯纳，"你几岁？"
"廿一。"他回答，一只脚踏在石块上，"前脚才碰到西德的土地，后脚跟上围墙就竖起来了。不过，三十年来，我每年一度地回去看父母——每年经过这个关卡"
一辆汽车在我们附近停下来，钻出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他一边咬着手里的三明治，一边放眼眺望；看看远处的森林，踩踩脚下的泥土，一徘徊，一张望，最后视线留在山坡上那道新翻的土痕。
"来凭吊的人显然不少。"我说。
卡斯纳趋前和男人打招呼，聊了一会，然后两人一齐向我踱过来。
"你问他，"卡斯纳露出淘气的笑容，"你问他从前是干什么的？"
戴眼镜的男人叫费雪；费雪对这儿的山陵熟悉极了，两年前，他是这个边境关口的驻防。
"您看，平原上有块密林，"费雪指着不远处像岛屿似的一簇森林，"我的部队就驻扎在那里头，外边的人看不见的。"
我们站在高岗上远眺，深色的森林和浅色的平原构成一片温柔静谧的田野风景。
"管关卡的大多是年轻小伙子，我们是监视关卡守卫的人，不让他们逃走。我们这些人嘛，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有房子家眷，政府算准了我们是不会逃亡的人。"
"您看见那边的松树林吗？"费雪把手掌遮在眉心，指着黑色的松林，"沿着松林就是地雷区，边境部队自己都不敢靠近呢。"我看见什么？
在地雷区上，有一只花白乳牛，低着头，大概在吃草。
"听说你们在边境守卫之间都有奸细埋伏？"卡斯纳说。
"那不止了！"费雪又记起了手里的三明治，咬了一口，说，"边境守卫不知道的是，不只我们这边有人监视他们，就是对面——西德那边的边境部队里都有我们的间谍，这种间谍我们称为v零号。如果我们东德这边的军人偷偷跟西边的守卫说上几句话，那边的奸细马上就有报告过来。"
卡斯纳不住地点头，喃喃自语："我早就这么说，早就这么说的"
"躲不掉的，"费雪意犹末尽，"民主德国是个大监狱。那边，您看，还有个监视塔——"
在平原和森林吻合的地方，有一个黑幢幢的东西。
"那个塔有个地下室，很小，水泥地、水泥墙，就是专门刑囚拷打的小监狱；您现在去看，说不定地上还有血迹："
"费雪先生，您说——"我在小心地斟酌字眼，"您说，围墙的守卫在改朝换代之后受审判，公不公平？"
他睁大眼睛，毫不犹疑地说，"当然公平。"
"为什么当然公平？"
"我不是自愿入伍的，我是被征去的，不当兵就得坐牢哇！那些年轻力壮的边境守卫可都是忠党爱国的狂热分子，自己争取要去的。当然，是总理命令他们开枪的没错，可是没人命令他们一定得射中呀！"
"哦！"我深深看他一眼。
"开枪可以说是奉命，不由自己，可射中，就是蓄意杀人嘛！"
"那么总理昂纳克呢？他也该受审吗？"
费雪的脸冻得红红的，点头说："那当然。"
"请问您母亲多大年纪了？"卡斯纳突然说。
费雪有点摸不着头脑，还是礼貌地回答了："八十岁。"
"好啦！"卡斯纳急急地接着说，"如果您八十岁的老母在百货店里偷东西被逮着了——对不住，这只是打个比方——咱们的法庭不会把她怎么样，因为她年纪太大了，对不对？"
费雪点点头。
"咦，那为什么昂纳克要特别倒霉？他也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子了，处罚他有什么意义？"卡斯纳振振有辞。
费雪好脾气的，慢吞吞地说：
"先生，您看他现在是个可怜的糟老头，可您想想，如果两年前的柏林围墙没被翻倒的话，这糟老头到今天可还神气活现地压制着我们呢！您说是不是？"
我们往车子走去。六度的气温，把人的手脚都冻僵了。
"人民军解散了，您现在做什么？从前部队里的同僚都到哪去了？"
"我本来就是搞汽车修护的，九年以后，到西德宾士厂去实习了一年，今年回到自己家乡，自己开了个小小的修护厂，其他人嘛——"
费雪想了一会，在车门边站住，"失业的很多，五十来岁的人了嘛，从头来起，辛苦是当然啦！"
费雪打开车门，车里头露出一张盈盈笑脸，原来费雪太大一直坐在车里等着。
"费雪太大，"卡斯纳弯下身往车里说，"您觉得统一怎么样啊——我这位中国朋友想知道"
费雪太大有一张富态的圆脸，化妆得很匀整。她倾过身子，愉快地对车外大声地说："简直就太好啦！"
他们的车子慢慢驶上公路，轮胎经过从前安置电动铁门的轨迹，车身还跳动了一下。
空口袋街
从"边境"过来，一路都是建筑工程。修路的修路，补桥的补桥。中断了四十年的火车铁轨重新接上，生了锈的换上发亮的新铁；荒烟蔓草淹没了的老径铺上又浓又黑的柏油。残破不堪的工厂挂出了即将动工的招牌，废弃颓倒的老屋围上了层层叠叠的鹰架，整修蓝图醒目地悬在屋前。
这条往小冷镇的路线，"我闭着眼睛都能走。"卡斯纳说。这是他三十年来每年一度的返乡路程。
"右边那栋大楼，你看，本来是公安警察的办公大楼。"
车子经过这灰色大楼的正面，我瞥见正门上一个崭新的铜牌："德意志银行。"
就是这个银行的总裁，两年前让极左的赤军给谋杀了，作为抗议社会主义破产的挑衅手势。
那个铜牌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光。
公路边有个个体户小摊，卖烤香肠和面包。
五十多岁的老板娘满面笑容地招呼着停下车来的客人。面包是冷的，香肠可是烫的，还在大树下那个炭火架上吱吱作响，肉香像一缕青烟，在空气里游走。
"统一呀？"老板娘在我的纸盘上挤出一点黄色的芥茉，"当然好哇！不但行动自由，讲话也放心了。从前见人只说二分话，知人知面不知心，现在不怕了。"
趁着没有客人的空档，她抹抹手，走过来和我们在板凳上坐下。
"报仇没什么意思，我说，"她摇摇头，"昂纳克受的痛苦也已经够了，让他去吧！何必呢！我们要向前看。"
"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一头白发的老板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们身后，手里挥舞着烤香肠的火钳，"咱们该让昂纳克住在一个一房一厅的小公寓里头，就和咱小老百姓一样；每个月给他几百块钱退休金过活，让他每花一块钱都要烦恼半天，就跟咱小老百姓一样。我说这才是最公平的惩罚，怎么样？"
"哎呀——"老板娘笑着说，"四十年的烂摊子，也不尽是他一个人搞的"
老板娘斜睨着男人的样子，很有女性的妩媚。
"女人的处境有什么不同吗？"我问。
她偏头思索了一会，边说边想地说："没啥不同，女人永远是输家。您看嘛，在东德时代，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外出全天工作，但是男人可并不分担家事，女人就是头牛，得作双份工。现在嘛，您只要看看新的领导阶层，从省政府、市政府、到乡镇公所，哪有几个女人？反正，作决定的全是男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一样！"
老板已经回到炭火边，用火钳敲着烤架大声说："你们别信她的！在我家，只有听她的份，她是我的领导！"
路的尽头，有一片萧瑟的山林，叶子落尽，山空了，没入天的灰色。山脚下，有一撮村落。
小冷到了。
是个冷冷的小镇，一万八千个人口，四百年前，有个叫马丁路德的人曾在这儿住过，躲避教廷对他的迫害。
一进入市街，就觉得空气坏透了，一股冲鼻的煤烟味。家家户户的烟囱吐着长长的白雾，笼罩着深秋铁灰的天空。家家户户院子里都堆着黑漆漆、脏兮兮的煤。人行道上也散着煤屑。泥土、煤屑、湿烂的腐叶，挟着雨水，把街道弄得泥泞。
我穿着高统皮靴。东来之前，我就知道一个定律：一个国家开发的程度，可以由它街道上的泥泞量来测量。
人行道上立着漂亮的电话亭，崭新的西方格式。门锁着，透过玻璃往里头看看，啊，电话亭里没有电话，电话机还封在硬纸箱里，等着安装。
走在灰黯的街景中。煤，混着雨水，把所有建筑的墙壁都蚀出一种肮脏的阴暗颜色，长年不经粉刷，阴暗之外又有一层破败的斑驳。每条街上都有这么一两栋残败不堪的老房子，鬼屋般地耸立。多数的"鬼屋"，已经搭上了鹰架，蓝图上描绘着光辉的远景。'
错落在灰黯的老屋之间，却是一间一间亮眼而摩登的小店。玻璃橱窗里装着特别设计的、具有现代风味的聚光小灯，灯光照着柏林和巴黎最流行的产品：时髦服饰、电视、微波炉、丹麦组合玩具、滑雪器材
如果小冷镇有个李伯，在昏迷了两年之后突然醒来，站在小冷街心，就在我现在站的地方，靴上沾着泥土，他会以为，小冷镇挖到了什么金矿。
我们的车，停在"德苏友谊街"。徒步转个弯，就到了"空口袋街"。
"名字奇怪吗？"新店刚刚开张的老板，边擦窗子边说，"几百年来咱们这街一直是小冷镇的风化街、绿灯户。凡是从这条街'办完事'走出去的人，哈，口袋都是空的。"
他放下抹布，慢条斯理地点起一根烟，对着街心徐徐喷出一口白雾，"民主德国时代，咱们彼此之间都喊这条街叫'共和国街'，意思嘛，是说，这共和国和绿灯户一样，搞得人口袋空空！"
他掏出两边裤袋，空空的，然后开心地对着空街大笑起来。
山坡上的房子
十一月的小冷镇是挺冷的，裹在靴子里的脚趾都冻麻了。找家咖啡馆暖暖吧！
灰黯的街道上有一扇陈旧的木门，门上"咖啡"两个字，好像是上一个世纪写的。
"这竟然还是个咖啡馆？"卡斯纳失声叫了出来。
里头也只有寥寥几个客人，无所事事抽着烟的老头和壮得像树睁着眼睛看人的女人。屋顶很高，壁上没有画，整个房间显得寂寥、落寞。
"三十年前，我们在这房间里跳舞，就在这地板上"卡斯纳不可置信地望着天花板中间悬挂着的一个玻璃旋转球，布满灰尘，"这个球竟然还在——"
卡斯纳搔着白头，带着恍然如梦的神情看着冒热气的咖啡，对自己说：
"时间在这房间里停顿了"
厕所，在楼上。门把是坏的，不能上锁。热水笼头卡住不动；地板，不知哪年泡过水，翘起一角。
这是个三十年没修过的厕所。
小冷镇自然也有个特务总部，是栋很大的二楼洋房。现在洋房上挂着个牌子："小冷职校"。
铁门前竖着一个简陋的石碑，走近一点就可以读清碑上的字：
"我们纪念八九年十二月在此地发生的群众和平抗暴运动。"
蓄着小胡子的汤玛士把两手插进牛仔裤袋里，平淡地说，"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什么样的事？"我固执地问。
"嗯——我想想，"汤玛士开始回忆，"好像是十二月一号吧，那天晚上——您记得，十一月九号柏林围墙才打开——那天晚上，特务还在这房子里工作，灯火通明，小冷镇的人不约而同地拥来这里，把这房子围得密密的。后来，群众情绪越来越高，有些年轻人想冲进去把特务揪出来。我们后来知道，那晚特务在里头销毁文件。有一个年轻人爬了铁门过去，然后大家跟着喊打，就在快要出事的时候，镇里头的牧师到了。他在中间周旋，把群众情绪安抚下来，所以，我们小冷镇算是没有流过血的"
汤玛士显得骄傲起来。
他走了。卡斯纳看着堂弟渐去的背影，说：
"他故事没说完。"
"什么？"
"那个牧师。"卡斯纳打开车门让我进去。
"后来小冷镇开始满天流言，说那个牧师自己是特务的线民。没多久，牧师就上吊死在教堂里。留下两个很小的小孩。"
啊！冷冽的空气使我颤抖。
山坡上有栋大房子，四周围着菜田。深秋的菜田，不过是带着霜意的泥土，可是在夏天，这山坡上的房子想必是个瓜棚浓绿、桑麻丰饶的家园。
"那，就是我出生的房子，"卡斯纳停了车，望着山坡，树影中仿佛有只黑色的山羊在蠢动，"现在住的人叫维拿。"
维拿长着浓密而长的眉毛，像少林寺的长老，一派慈眉善目，很热络地引我们入座。维拿的太大，带着眯眯的笑眼，端出咖啡和饼干来。
水晶吊灯照亮了黄色的壁纸和厚实的地毯，房间透着温暖。卡斯纳和维拿好几年没见了，聊着天。维拿是小冷镇公所营建组的主任，从前是，现在也是。玛格在卫生组。
"三十七年了！"玛格说，一边张罗着让大家吃巧克力夹心饼。
"你要我说实话的话，老卡，"维拿喝着啤酒，一双手搁在肚子上，"我得说，统一对我没啥太大好处。我以前月入一千六百东马克，现在收进一千三百西马克。好，汽车是便宜了，洗衣机、冰箱、微波炉都买得起了，可是，相对的，牛奶贵了、面包贵了——"
"肉贵了！"玛格插进来。
"结果，"维拿点点头，"就差不多，扯平了。"
"还有呢，"玛格眯眯的眼睛，总似在笑，"现在失业严重啦，警察没以前可怕啦，民主嘛！现在治安可坏透了——"
"上星期六，"维拿抢过话锋，"一个晚上就有三起盗窃案——在小冷这地方，您想想看！"
玛格直摇头，表示对人心不古的不惯，想想又说："以前半夜我都敢上街，现在天一黑呀，我就留在家里打毛线。"
她拎起脚边的针线篓，拿出一卷茸茸的毛线，"我说呀，民主带来开放，开放带来乱，乱就造成社会不安"
"玛格，"我说，"共产党垮台之后，你们地方政府里人事淘汰的比例怎么样？"
"哦，"玛格不假思索地说，"换了起码百分之七十。老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
那又"红"又"专"的人，当然就被清掉了。那么像维拿和玛格这样属于那百分之三十的人，又是凭什么条件留下来呢？
我正要张口问个彻底，看见卡斯纳在向我使眼色。
天已经黑了。我们踩着山坡上的小石阶，摸索着下去。在小径上，卡斯纳问：
"你弄懂了维拿是干什么的吗？"
我在黑暗中点头，"在镇公所搞营建呀！"
"对！"卡斯纳似乎在笑，"他同时也是小冷镇大号特务！"
我停下脚步。在黑暗中，山丘上空的满天星斗亮得令人晕眩。
"你看得出维拿日子过得不错，为什么？别人可都穷哈哈的。因为他是特务，他有办法搞到种种利益。譬如说吧——"
山谷里传来狗吠声。
"好几年前了，我回来探亲，维拿私下问我是不是能帮他弄一副西方的汽车安全带；那种东西，东德根本就买不到。你要知道，他可是职业共产党干部哇，伸手要资本主义的物质，这罪可不小。"
我们总算走到了车子旁边，回身看看维拿的房子，温暖的灯光亮着，窗帘里有晃动的人影。
"我帮他带了一套来。然后，他悄悄跟我说：嘿，小心一点，你跟你父母在匈牙利偷偷会面的事，公安局有记录呢！我吓一跳。所以，维拿和我是有过一次'交易'的。我们彼此心知肚明。"
车子发动了。星光、狗吠、山林的冷意，都被挡在车窗外。"我相信，"卡斯纳幽幽地说，"维拿是那种杀人不眨眼的政治动物。从前小冷镇有多少人落在他手里，我是不知道而且这种人，永远属于那百分之三十的幸运者。"
车子弯过山路，山坡上的房子，就被森林遮住了，灯光也在苍茫中隐没。
争吵
在黯淡的街道绕了许久，总算找到了我们的旅馆。没有招牌，没有霓虹灯，没有广告，只是这么一栋大宅，立在黑暗的街头。
按铃。
来开门的女主人，笑靥迎人。五十多岁的肥满身躯，穿着细细的高跟鞋，很让人担心地在前引路。楼梯的扶手上还遮着施工用的塑胶布，整个房子弥漫着新漆的气味。室内装潢以黑白为基调，配上诡谲的隐藏式灯光设计，一派后现代风格——这是晦暗颓倒的小冷吗？
小房间里头的布置，像任何最讲究的柏林、巴黎、伦敦或纽约的旅馆，可是，女主人抱歉地说，这一间的浴室抽风机还没装上，因为供货来不及。那一间，什么都齐了，唉，就是没有门。门板嘛，就搁在走廊上，还没装上去，您不知道呀，小冷镇到处都在施工，工人赶场似的一天奔跑好几个工地，今天下午，这门还没装上，工人就被人抢走了。
我的房间很好，有门，浴室里有抽风机，墙上贴着美丽的粉红色壁纸，床头小柜上搁着两颗包装精巧的糖。
躺下来之后，发现天花板上缺了好大一块。
女主人打开一瓶香槟酒，殷勤地斟在我的酒杯里。
"这栋房子，是我家祖产。共产党来了，而且看样子不走了，我们全家就逃了，逃到西德。"
一个女人伸头进厨房里来，"克莉斯汀，三号房间的枕头套颜色不配呀，红色的都到哪去了？"
女主人想了想，说："大概在楼下洗衣间，你去看看。"
"我妹妹！"克莉斯汀回头解释，"我们一块儿经营这个。"
"这个房子，就变成了警察宿舍，上上下下住了好几户人家。做梦也没想到，过了四十年，有这么统一的一天！"
我们举杯相碰，水晶杯声音像高音阶的钢琴响。
"我就从柏林回到小冷，向镇公所要回祖产。"
门铃响，克莉斯汀的妹妹带进来一个客人。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面容憔悴，但是眼睛透着精干，一股不服输的神情。
"一块儿坐坐吧！"女主人取出另一只酒杯，"考夫曼太太！四十年前我们一起读中学的，现在是邻居。"
考夫曼太太对我点头微笑。克莉斯汀好整以暇地坐下来，继续说：
"在自己的老家建设投资，当然有些感情因素在，可是累呀！所有的材料都要从西方来，因为这里什么都没有。然后整个德东都在动工，所有材料供不应求，缺三缺四的幸好工人都还很合作，我特别拜托他们：广告已经作出去了，客人就要上门了，他们是满打拼的，倒是那些雇主，哇，神气得很，对工人颐指气使的，工人也都不敢说话，有时候，雇主的要求简直就没道理，工人也不吭声。我觉得，东德人对自己的权益还没什么概念，不敢争取自己应有的"
考夫曼太大直摇头："不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在镇公所上班我知道。克莉斯汀，现在德东所有的雇主对他们的员工都是这么呼来使去的，可原因不是什么民主不民主、权益不权益"
"克莉斯汀，"考夫曼身体前倾，急促地说，"这里的雇主明白，工人也明白，每一个工作缺位大概有五百个人在门外挤破头等着要。谁不听使唤谁就走路。我问你，你敢不听话吗？"
"好嘛，我承认失业严重使业主嚣张，"克莉斯汀摆摆手，然后另辟战场，"可我还是觉得东边人比较——比较缺独立判断能力，因为他们有四十年的集体教育。"
克莉斯汀看看考夫曼，考夫曼抿着嘴不吭气。
"东德的女人都上班，生了小孩，才一岁就往托儿所送，早上天还没亮就送去，晚上天黑了才接回来，一天反正只要付托儿所一块半马克，作妈妈的可以生了孩子不养孩子，坐在办公室里喝咖啡聊天——"
考夫曼太太面无表情。
克莉斯汀越说越生气："那么小的孩子，那么长的时间，没有爸爸妈妈，过着军队一样的集体生活，接受共产党什么领袖主义国家乱七八糟的观念——这些孩子长大——"
"长大得很好，我觉得。"考夫曼打断了克莉斯汀的话，"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觉得孩子们在托儿所幼稚园里过团体生活，可以学习合作、容忍、谦虚种种美德，那是西德小孩没有的美德。"
女主人一个劲儿地摇头，"喏，你看那些用汽油弹攻击外国难民收容所的东德青年，他们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从小在托儿所长大，没有来自父亲母亲的呵护、温暖，集体教育只教他们服从，所以一旦自由了，没有党在指挥他们，没有警察在监视他们，他们就杀人放火了"
大概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克莉斯汀为客人又斟了一点酒，可是嘴巴不停：
"你别生气，我可是说真话。我觉得，一个一岁不到就被送到托儿所去的小孩，长大了一定头壳坏掉不正常！"
考夫曼不动新斟的酒，只是冷冷地，从鼻子里发出丝丝的声音：
"这么说的话，我们新邦一千七百万人都是头壳坏掉的怪物了！"
克莉斯汀不说话。
我愉快地保持静默。
我们就那么僵坐着。在小冷镇一个小小的厨房里。
好朋友米勒
一个身材高大、头半秃的男人背对着我们，弯着腰，正在擦车。
"就是他，"卡斯纳缓缓把车靠边，"米勒，小学同学。你看，头比我还秃！"
米勒转过身来，很爽朗地笑着，热情地伸出大手。
"这两年啊，"我们并肩走着，"两年里的建设比四十年还多哟！"
四十九岁的米勒，曾经当过小学教师；曾经坐过一年牢，因为他拒绝入伍；曾经是东德大电脑厂的一个小主管。
我们站在一户人家院子外面。冬天，叶子落尽，树篱因而空了，露出院子里一堆小山似的黑煤。煤堆旁，摆着个像防空洞那么大小的铁罐。
"这是液态瓦斯，"米勒指着大铁罐，"渐渐的，煤就要被淘汰掉，我们就可以呼吸新鲜一点的空气。"
米勒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眼袋，看起来人很疲倦。
"我还在电脑厂上班，不过只上半天。下个月，大概就要走路了。"
多少人要跟着走路？
大概有五千多人。
退休金呢？
什么退休金？每个人头给三千块，我在这厂干了十五年！人家西德人的退休金还是遣散费——我也不知道这该叫什么——比我们多好几倍。
"嘿！"卡斯纳突然插进来，手臂搭上米勒的肩膀，"老朋友，你不怪我直说。西边人退休时领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他平时一点一滴存起来的，是他流汗工作的收获。不努力的人照样没有。德东人领三千块钱当然是少，不过，你要想想，米勒，要多的话，谁来出这笔钱呢？西边人负担已经够重了！"
米勒尴尬地搔搔头，自我解嘲地，喃喃地说："是嘛是嘛，谁来出这个钱？"
一直默默走在旁边的米勒太大笑着打岔，"我看哪，昂纳克的共产党应该出这个钱。他欠咱们的。"
"哦——"我转头看她，"所以您认为昂纳克该受审判？"
米勒抢着说："那当然。他把我们害得多惨。我今年五十岁了，马上要失业，你要一个五十岁的人重新去做学徒不成？我最近常做梦"
高处一扇窗户打开，一个女人倚出窗口，奋力抖动着被子。
"梦里老在想，怎么这革命不曾早来个十年？早来十年我才四十岁，一切都还可以重新来过，现在呢？"
窗户关上，一只大胸脯的鸽子拍拍翅膀，停在窗沿，往下俯视走动的行人。
树林里有一家度假旅馆，餐厅里燃着灯；在这冰冷的下午，那灯光透着温暖。
进去坐坐吧？
米勒踌躇着。还是不要吧！这是小冷镇最豪华的度假旅馆，一向是那些特权干部和特务去的地方。时代固然变了，"总是感觉不舒服。"米勒皱着眉头。
"我们听说，"米勒太太说，"那些特务大多隐姓埋名躲到西德去了。在西边比较不容易被认出来。其实，认出来又怎么样？我们这些被欺骗、被迫害了四十年的东德人，现在只顾得及往前看，看明天的日子怎么过，前头的路怎么走，实在没有精力去追究过去的是是非非"
'可我们隔壁那一对，"先生不同意地瞟着太大，"不吵得厉害？"
"那是由于失业，以前社会主义大锅饭，男男女女都工作，现在不是男的失业就是女的失业，要不然两个都失业。每天窝在家里，谁都看谁不顺眼。我跟你说，这时候呀，要离婚的人家特多呢！"
"您问我究竟统一好不好哇？"米勒太大闪着明亮的眼睛，"当然是好。东德已经坏到底、烂到底了，真是谢天谢地统一了。现在这一切的辛苦，我觉得都只是过渡的、暂时的。只有一点我搞不懂"
她抬起脸望着丈夫，仿佛在征求他的意见，"怎么说呢？就是，不知怎么的，过去有势力的人现在还是有势力。说是改朝换代了嘛，怎么从前党部的头头什么的，现在摇身一变就成了什么有限公司总经理您说奇不奇怪？"
米勒沉默着。
我们在他擦得发亮的欧宝车前握手道别。
往小冷老街慢慢踱过去。卡斯纳扯扯我的袖子，要我回头再看看米勒的住宅。
嗯，确实是栋好房子。两层楼，占着市中心枢纽的地位。墙壁经过粉刷，在灰黯的街景中特别显得漂亮。
"你大概觉得，"卡斯纳用揶揄戏弄的眼光睨着我，"五十岁的米勒要失业了，可怜死了！？"
我以静默自卫。
"这房子，值好几十万，他可是小冷镇的资产阶级哪！我问你，这房子怎么来的？"
我们在人行道的板凳上坐下。卡斯纳慢条斯理地点起一支烟，对着他家乡的天空长长喷出一口烟，看着烟回旋缭绕。
"我从头说给你听。米勒工作的这个电脑厂，当然是国营的了，生产电脑。后来，党中央里头有人说，共产党得为小老百姓多效劳，所以下了个新命令，这电脑厂也得开始生产什么螺丝起子之类的东西。电脑厂当然做不来，就偷偷向别人买成品，拿买来的成品向上面交待。我的好朋友米勒先生嘛，当年就专门负责这秘密采买的任务。既然秘密嘛！当然账目就不必十分清楚。"
"总而言之，"卡斯纳弹掉一节烟灰，站了起来，"总而言之，他那栋价值连城的房子，就是他长年收取回扣的收获。懂了吧？"
我懂，咱们走吧，我说。
我来到已经不是边境的边境。
山丘绵延，正是秋色浓艳的时候。一群大雁正引颈南飞，掠过枫红的山头。可是边境在哪里？
高耸的监视塔仍旧醒目地矗立在山头，只是墙漆剥落了，梁架断了，玻璃窗破得粉碎。这一地的玻璃碎片、断瓦残砖，像古战场上不死的鬼火，还挟着杀戮的阴惨。其实才只两年的时间，两年前的今天，在围城中被锁了廿八年的东德人把围墙给推倒丁。
探照灯还在，但是灯架脚下露出一团一团剪断的电线。
钢筋水泥墙看不见了，可是山坡上有那么一道看似新翻过的泥土，青草还没来得及长出来；你心里明白：再过半年吧！蔓草、爬藤、野花，很快就会覆盖了这道土痕。
似乎铁丝网还残留一段，就在那森林的边缘。走近瞧瞧，网也没有了，铁柱在那儿平白站着，一根一根的，显得突兀。
"从前，"卡斯纳说，把手插进大衣口袋，"离这关口还有几里路，心情就开始紧张，有生死未卜那种想呕吐又吐不出来的感觉。"
头发早白的卡斯纳，弯下腰，用手把一个石块上的泥土抹掉，石块上的刻字裸现出来："民主德国"，那个已经灭亡的国家。
"离开民主德国的时候，"我问正在发呆的卡斯纳，"你几岁？"
"廿一。"他回答，一只脚踏在石块上，"前脚才碰到西德的土地，后脚跟上围墙就竖起来了。不过，三十年来，我每年一度地回去看父母——每年经过这个关卡"
一辆汽车在我们附近停下来，钻出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他一边咬着手里的三明治，一边放眼眺望；看看远处的森林，踩踩脚下的泥土，一徘徊，一张望，最后视线留在山坡上那道新翻的土痕。
"来凭吊的人显然不少。"我说。
卡斯纳趋前和男人打招呼，聊了一会，然后两人一齐向我踱过来。
"你问他，"卡斯纳露出淘气的笑容，"你问他从前是干什么的？"
戴眼镜的男人叫费雪；费雪对这儿的山陵熟悉极了，两年前，他是这个边境关口的驻防。
"您看，平原上有块密林，"费雪指着不远处像岛屿似的一簇森林，"我的部队就驻扎在那里头，外边的人看不见的。"
我们站在高岗上远眺，深色的森林和浅色的平原构成一片温柔静谧的田野风景。
"管关卡的大多是年轻小伙子，我们是监视关卡守卫的人，不让他们逃走。我们这些人嘛，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有房子家眷，政府算准了我们是不会逃亡的人。"
"您看见那边的松树林吗？"费雪把手掌遮在眉心，指着黑色的松林，"沿着松林就是地雷区，边境部队自己都不敢靠近呢。"我看见什么？
在地雷区上，有一只花白乳牛，低着头，大概在吃草。
"听说你们在边境守卫之间都有奸细埋伏？"卡斯纳说。
"那不止了！"费雪又记起了手里的三明治，咬了一口，说，"边境守卫不知道的是，不只我们这边有人监视他们，就是对面——西德那边的边境部队里都有我们的间谍，这种间谍我们称为v零号。如果我们东德这边的军人偷偷跟西边的守卫说上几句话，那边的奸细马上就有报告过来。"
卡斯纳不住地点头，喃喃自语："我早就这么说，早就这么说的"
"躲不掉的，"费雪意犹末尽，"民主德国是个大监狱。那边，您看，还有个监视塔——"
在平原和森林吻合的地方，有一个黑幢幢的东西。
"那个塔有个地下室，很小，水泥地、水泥墙，就是专门刑囚拷打的小监狱；您现在去看，说不定地上还有血迹："
"费雪先生，您说——"我在小心地斟酌字眼，"您说，围墙的守卫在改朝换代之后受审判，公不公平？"
他睁大眼睛，毫不犹疑地说，"当然公平。"
"为什么当然公平？"
"我不是自愿入伍的，我是被征去的，不当兵就得坐牢哇！那些年轻力壮的边境守卫可都是忠党爱国的狂热分子，自己争取要去的。当然，是总理命令他们开枪的没错，可是没人命令他们一定得射中呀！"
"哦！"我深深看他一眼。
"开枪可以说是奉命，不由自己，可射中，就是蓄意杀人嘛！"
"那么总理昂纳克呢？他也该受审吗？"
费雪的脸冻得红红的，点头说："那当然。"
"请问您母亲多大年纪了？"卡斯纳突然说。
费雪有点摸不着头脑，还是礼貌地回答了："八十岁。"
"好啦！"卡斯纳急急地接着说，"如果您八十岁的老母在百货店里偷东西被逮着了——对不住，这只是打个比方——咱们的法庭不会把她怎么样，因为她年纪太大了，对不对？"
费雪点点头。
"咦，那为什么昂纳克要特别倒霉？他也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子了，处罚他有什么意义？"卡斯纳振振有辞。
费雪好脾气的，慢吞吞地说：
"先生，您看他现在是个可怜的糟老头，可您想想，如果两年前的柏林围墙没被翻倒的话，这糟老头到今天可还神气活现地压制着我们呢！您说是不是？"
我们往车子走去。六度的气温，把人的手脚都冻僵了。
"人民军解散了，您现在做什么？从前部队里的同僚都到哪去了？"
"我本来就是搞汽车修护的，九年以后，到西德宾士厂去实习了一年，今年回到自己家乡，自己开了个小小的修护厂，其他人嘛——"
费雪想了一会，在车门边站住，"失业的很多，五十来岁的人了嘛，从头来起，辛苦是当然啦！"
费雪打开车门，车里头露出一张盈盈笑脸，原来费雪太大一直坐在车里等着。
"费雪太大，"卡斯纳弯下身往车里说，"您觉得统一怎么样啊——我这位中国朋友想知道"
费雪太大有一张富态的圆脸，化妆得很匀整。她倾过身子，愉快地对车外大声地说："简直就太好啦！"
他们的车子慢慢驶上公路，轮胎经过从前安置电动铁门的轨迹，车身还跳动了一下。
空口袋街
从"边境"过来，一路都是建筑工程。修路的修路，补桥的补桥。中断了四十年的火车铁轨重新接上，生了锈的换上发亮的新铁；荒烟蔓草淹没了的老径铺上又浓又黑的柏油。残破不堪的工厂挂出了即将动工的招牌，废弃颓倒的老屋围上了层层叠叠的鹰架，整修蓝图醒目地悬在屋前。
这条往小冷镇的路线，"我闭着眼睛都能走。"卡斯纳说。这是他三十年来每年一度的返乡路程。
"右边那栋大楼，你看，本来是公安警察的办公大楼。"
车子经过这灰色大楼的正面，我瞥见正门上一个崭新的铜牌："德意志银行。"
就是这个银行的总裁，两年前让极左的赤军给谋杀了，作为抗议社会主义破产的挑衅手势。
那个铜牌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光。
公路边有个个体户小摊，卖烤香肠和面包。
五十多岁的老板娘满面笑容地招呼着停下车来的客人。面包是冷的，香肠可是烫的，还在大树下那个炭火架上吱吱作响，肉香像一缕青烟，在空气里游走。
"统一呀？"老板娘在我的纸盘上挤出一点黄色的芥茉，"当然好哇！不但行动自由，讲话也放心了。从前见人只说二分话，知人知面不知心，现在不怕了。"
趁着没有客人的空档，她抹抹手，走过来和我们在板凳上坐下。
"报仇没什么意思，我说，"她摇摇头，"昂纳克受的痛苦也已经够了，让他去吧！何必呢！我们要向前看。"
"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一头白发的老板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们身后，手里挥舞着烤香肠的火钳，"咱们该让昂纳克住在一个一房一厅的小公寓里头，就和咱小老百姓一样；每个月给他几百块钱退休金过活，让他每花一块钱都要烦恼半天，就跟咱小老百姓一样。我说这才是最公平的惩罚，怎么样？"
"哎呀——"老板娘笑着说，"四十年的烂摊子，也不尽是他一个人搞的"
老板娘斜睨着男人的样子，很有女性的妩媚。
"女人的处境有什么不同吗？"我问。
她偏头思索了一会，边说边想地说："没啥不同，女人永远是输家。您看嘛，在东德时代，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外出全天工作，但是男人可并不分担家事，女人就是头牛，得作双份工。现在嘛，您只要看看新的领导阶层，从省政府、市政府、到乡镇公所，哪有几个女人？反正，作决定的全是男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一样！"
老板已经回到炭火边，用火钳敲着烤架大声说："你们别信她的！在我家，只有听她的份，她是我的领导！"
路的尽头，有一片萧瑟的山林，叶子落尽，山空了，没入天的灰色。山脚下，有一撮村落。
小冷到了。
是个冷冷的小镇，一万八千个人口，四百年前，有个叫马丁路德的人曾在这儿住过，躲避教廷对他的迫害。
一进入市街，就觉得空气坏透了，一股冲鼻的煤烟味。家家户户的烟囱吐着长长的白雾，笼罩着深秋铁灰的天空。家家户户院子里都堆着黑漆漆、脏兮兮的煤。人行道上也散着煤屑。泥土、煤屑、湿烂的腐叶，挟着雨水，把街道弄得泥泞。
我穿着高统皮靴。东来之前，我就知道一个定律：一个国家开发的程度，可以由它街道上的泥泞量来测量。
人行道上立着漂亮的电话亭，崭新的西方格式。门锁着，透过玻璃往里头看看，啊，电话亭里没有电话，电话机还封在硬纸箱里，等着安装。
走在灰黯的街景中。煤，混着雨水，把所有建筑的墙壁都蚀出一种肮脏的阴暗颜色，长年不经粉刷，阴暗之外又有一层破败的斑驳。每条街上都有这么一两栋残败不堪的老房子，鬼屋般地耸立。多数的"鬼屋"，已经搭上了鹰架，蓝图上描绘着光辉的远景。'
错落在灰黯的老屋之间，却是一间一间亮眼而摩登的小店。玻璃橱窗里装着特别设计的、具有现代风味的聚光小灯，灯光照着柏林和巴黎最流行的产品：时髦服饰、电视、微波炉、丹麦组合玩具、滑雪器材
如果小冷镇有个李伯，在昏迷了两年之后突然醒来，站在小冷街心，就在我现在站的地方，靴上沾着泥土，他会以为，小冷镇挖到了什么金矿。
我们的车，停在"德苏友谊街"。徒步转个弯，就到了"空口袋街"。
"名字奇怪吗？"新店刚刚开张的老板，边擦窗子边说，"几百年来咱们这街一直是小冷镇的风化街、绿灯户。凡是从这条街'办完事'走出去的人，哈，口袋都是空的。"
他放下抹布，慢条斯理地点起一根烟，对着街心徐徐喷出一口白雾，"民主德国时代，咱们彼此之间都喊这条街叫'共和国街'，意思嘛，是说，这共和国和绿灯户一样，搞得人口袋空空！"
他掏出两边裤袋，空空的，然后开心地对着空街大笑起来。
山坡上的房子
十一月的小冷镇是挺冷的，裹在靴子里的脚趾都冻麻了。找家咖啡馆暖暖吧！
灰黯的街道上有一扇陈旧的木门，门上"咖啡"两个字，好像是上一个世纪写的。
"这竟然还是个咖啡馆？"卡斯纳失声叫了出来。
里头也只有寥寥几个客人，无所事事抽着烟的老头和壮得像树睁着眼睛看人的女人。屋顶很高，壁上没有画，整个房间显得寂寥、落寞。
"三十年前，我们在这房间里跳舞，就在这地板上"卡斯纳不可置信地望着天花板中间悬挂着的一个玻璃旋转球，布满灰尘，"这个球竟然还在——"
卡斯纳搔着白头，带着恍然如梦的神情看着冒热气的咖啡，对自己说：
"时间在这房间里停顿了"
厕所，在楼上。门把是坏的，不能上锁。热水笼头卡住不动；地板，不知哪年泡过水，翘起一角。
这是个三十年没修过的厕所。
小冷镇自然也有个特务总部，是栋很大的二楼洋房。现在洋房上挂着个牌子："小冷职校"。
铁门前竖着一个简陋的石碑，走近一点就可以读清碑上的字：
"我们纪念八九年十二月在此地发生的群众和平抗暴运动。"
蓄着小胡子的汤玛士把两手插进牛仔裤袋里，平淡地说，"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什么样的事？"我固执地问。
"嗯——我想想，"汤玛士开始回忆，"好像是十二月一号吧，那天晚上——您记得，十一月九号柏林围墙才打开——那天晚上，特务还在这房子里工作，灯火通明，小冷镇的人不约而同地拥来这里，把这房子围得密密的。后来，群众情绪越来越高，有些年轻人想冲进去把特务揪出来。我们后来知道，那晚特务在里头销毁文件。有一个年轻人爬了铁门过去，然后大家跟着喊打，就在快要出事的时候，镇里头的牧师到了。他在中间周旋，把群众情绪安抚下来，所以，我们小冷镇算是没有流过血的"
汤玛士显得骄傲起来。
他走了。卡斯纳看着堂弟渐去的背影，说：
"他故事没说完。"
"什么？"
"那个牧师。"卡斯纳打开车门让我进去。
"后来小冷镇开始满天流言，说那个牧师自己是特务的线民。没多久，牧师就上吊死在教堂里。留下两个很小的小孩。"
啊！冷冽的空气使我颤抖。
山坡上有栋大房子，四周围着菜田。深秋的菜田，不过是带着霜意的泥土，可是在夏天，这山坡上的房子想必是个瓜棚浓绿、桑麻丰饶的家园。
"那，就是我出生的房子，"卡斯纳停了车，望着山坡，树影中仿佛有只黑色的山羊在蠢动，"现在住的人叫维拿。"
维拿长着浓密而长的眉毛，像少林寺的长老，一派慈眉善目，很热络地引我们入座。维拿的太大，带着眯眯的笑眼，端出咖啡和饼干来。
水晶吊灯照亮了黄色的壁纸和厚实的地毯，房间透着温暖。卡斯纳和维拿好几年没见了，聊着天。维拿是小冷镇公所营建组的主任，从前是，现在也是。玛格在卫生组。
"三十七年了！"玛格说，一边张罗着让大家吃巧克力夹心饼。
"你要我说实话的话，老卡，"维拿喝着啤酒，一双手搁在肚子上，"我得说，统一对我没啥太大好处。我以前月入一千六百东马克，现在收进一千三百西马克。好，汽车是便宜了，洗衣机、冰箱、微波炉都买得起了，可是，相对的，牛奶贵了、面包贵了——"
"肉贵了！"玛格插进来。
"结果，"维拿点点头，"就差不多，扯平了。"
"还有呢，"玛格眯眯的眼睛，总似在笑，"现在失业严重啦，警察没以前可怕啦，民主嘛！现在治安可坏透了——"
"上星期六，"维拿抢过话锋，"一个晚上就有三起盗窃案——在小冷这地方，您想想看！"
玛格直摇头，表示对人心不古的不惯，想想又说："以前半夜我都敢上街，现在天一黑呀，我就留在家里打毛线。"
她拎起脚边的针线篓，拿出一卷茸茸的毛线，"我说呀，民主带来开放，开放带来乱，乱就造成社会不安"
"玛格，"我说，"共产党垮台之后，你们地方政府里人事淘汰的比例怎么样？"
"哦，"玛格不假思索地说，"换了起码百分之七十。老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
那又"红"又"专"的人，当然就被清掉了。那么像维拿和玛格这样属于那百分之三十的人，又是凭什么条件留下来呢？
我正要张口问个彻底，看见卡斯纳在向我使眼色。
天已经黑了。我们踩着山坡上的小石阶，摸索着下去。在小径上，卡斯纳问：
"你弄懂了维拿是干什么的吗？"
我在黑暗中点头，"在镇公所搞营建呀！"
"对！"卡斯纳似乎在笑，"他同时也是小冷镇大号特务！"
我停下脚步。在黑暗中，山丘上空的满天星斗亮得令人晕眩。
"你看得出维拿日子过得不错，为什么？别人可都穷哈哈的。因为他是特务，他有办法搞到种种利益。譬如说吧——"
山谷里传来狗吠声。
"好几年前了，我回来探亲，维拿私下问我是不是能帮他弄一副西方的汽车安全带；那种东西，东德根本就买不到。你要知道，他可是职业共产党干部哇，伸手要资本主义的物质，这罪可不小。"
我们总算走到了车子旁边，回身看看维拿的房子，温暖的灯光亮着，窗帘里有晃动的人影。
"我帮他带了一套来。然后，他悄悄跟我说：嘿，小心一点，你跟你父母在匈牙利偷偷会面的事，公安局有记录呢！我吓一跳。所以，维拿和我是有过一次'交易'的。我们彼此心知肚明。"
车子发动了。星光、狗吠、山林的冷意，都被挡在车窗外。"我相信，"卡斯纳幽幽地说，"维拿是那种杀人不眨眼的政治动物。从前小冷镇有多少人落在他手里，我是不知道而且这种人，永远属于那百分之三十的幸运者。"
车子弯过山路，山坡上的房子，就被森林遮住了，灯光也在苍茫中隐没。
争吵
在黯淡的街道绕了许久，总算找到了我们的旅馆。没有招牌，没有霓虹灯，没有广告，只是这么一栋大宅，立在黑暗的街头。
按铃。
来开门的女主人，笑靥迎人。五十多岁的肥满身躯，穿着细细的高跟鞋，很让人担心地在前引路。楼梯的扶手上还遮着施工用的塑胶布，整个房子弥漫着新漆的气味。室内装潢以黑白为基调，配上诡谲的隐藏式灯光设计，一派后现代风格——这是晦暗颓倒的小冷吗？
小房间里头的布置，像任何最讲究的柏林、巴黎、伦敦或纽约的旅馆，可是，女主人抱歉地说，这一间的浴室抽风机还没装上，因为供货来不及。那一间，什么都齐了，唉，就是没有门。门板嘛，就搁在走廊上，还没装上去，您不知道呀，小冷镇到处都在施工，工人赶场似的一天奔跑好几个工地，今天下午，这门还没装上，工人就被人抢走了。
我的房间很好，有门，浴室里有抽风机，墙上贴着美丽的粉红色壁纸，床头小柜上搁着两颗包装精巧的糖。
躺下来之后，发现天花板上缺了好大一块。
女主人打开一瓶香槟酒，殷勤地斟在我的酒杯里。
"这栋房子，是我家祖产。共产党来了，而且看样子不走了，我们全家就逃了，逃到西德。"
一个女人伸头进厨房里来，"克莉斯汀，三号房间的枕头套颜色不配呀，红色的都到哪去了？"
女主人想了想，说："大概在楼下洗衣间，你去看看。"
"我妹妹！"克莉斯汀回头解释，"我们一块儿经营这个。"
"这个房子，就变成了警察宿舍，上上下下住了好几户人家。做梦也没想到，过了四十年，有这么统一的一天！"
我们举杯相碰，水晶杯声音像高音阶的钢琴响。
"我就从柏林回到小冷，向镇公所要回祖产。"
门铃响，克莉斯汀的妹妹带进来一个客人。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面容憔悴，但是眼睛透着精干，一股不服输的神情。
"一块儿坐坐吧！"女主人取出另一只酒杯，"考夫曼太太！四十年前我们一起读中学的，现在是邻居。"
考夫曼太太对我点头微笑。克莉斯汀好整以暇地坐下来，继续说：
"在自己的老家建设投资，当然有些感情因素在，可是累呀！所有的材料都要从西方来，因为这里什么都没有。然后整个德东都在动工，所有材料供不应求，缺三缺四的幸好工人都还很合作，我特别拜托他们：广告已经作出去了，客人就要上门了，他们是满打拼的，倒是那些雇主，哇，神气得很，对工人颐指气使的，工人也都不敢说话，有时候，雇主的要求简直就没道理，工人也不吭声。我觉得，东德人对自己的权益还没什么概念，不敢争取自己应有的"
考夫曼太大直摇头："不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在镇公所上班我知道。克莉斯汀，现在德东所有的雇主对他们的员工都是这么呼来使去的，可原因不是什么民主不民主、权益不权益"
"克莉斯汀，"考夫曼身体前倾，急促地说，"这里的雇主明白，工人也明白，每一个工作缺位大概有五百个人在门外挤破头等着要。谁不听使唤谁就走路。我问你，你敢不听话吗？"
"好嘛，我承认失业严重使业主嚣张，"克莉斯汀摆摆手，然后另辟战场，"可我还是觉得东边人比较——比较缺独立判断能力，因为他们有四十年的集体教育。"
克莉斯汀看看考夫曼，考夫曼抿着嘴不吭气。
"东德的女人都上班，生了小孩，才一岁就往托儿所送，早上天还没亮就送去，晚上天黑了才接回来，一天反正只要付托儿所一块半马克，作妈妈的可以生了孩子不养孩子，坐在办公室里喝咖啡聊天——"
考夫曼太太面无表情。
克莉斯汀越说越生气："那么小的孩子，那么长的时间，没有爸爸妈妈，过着军队一样的集体生活，接受共产党什么领袖主义国家乱七八糟的观念——这些孩子长大——"
"长大得很好，我觉得。"考夫曼打断了克莉斯汀的话，"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觉得孩子们在托儿所幼稚园里过团体生活，可以学习合作、容忍、谦虚种种美德，那是西德小孩没有的美德。"
女主人一个劲儿地摇头，"喏，你看那些用汽油弹攻击外国难民收容所的东德青年，他们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从小在托儿所长大，没有来自父亲母亲的呵护、温暖，集体教育只教他们服从，所以一旦自由了，没有党在指挥他们，没有警察在监视他们，他们就杀人放火了"
大概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克莉斯汀为客人又斟了一点酒，可是嘴巴不停：
"你别生气，我可是说真话。我觉得，一个一岁不到就被送到托儿所去的小孩，长大了一定头壳坏掉不正常！"
考夫曼不动新斟的酒，只是冷冷地，从鼻子里发出丝丝的声音：
"这么说的话，我们新邦一千七百万人都是头壳坏掉的怪物了！"
克莉斯汀不说话。
我愉快地保持静默。
我们就那么僵坐着。在小冷镇一个小小的厨房里。
好朋友米勒
一个身材高大、头半秃的男人背对着我们，弯着腰，正在擦车。
"就是他，"卡斯纳缓缓把车靠边，"米勒，小学同学。你看，头比我还秃！"
米勒转过身来，很爽朗地笑着，热情地伸出大手。
"这两年啊，"我们并肩走着，"两年里的建设比四十年还多哟！"
四十九岁的米勒，曾经当过小学教师；曾经坐过一年牢，因为他拒绝入伍；曾经是东德大电脑厂的一个小主管。
我们站在一户人家院子外面。冬天，叶子落尽，树篱因而空了，露出院子里一堆小山似的黑煤。煤堆旁，摆着个像防空洞那么大小的铁罐。
"这是液态瓦斯，"米勒指着大铁罐，"渐渐的，煤就要被淘汰掉，我们就可以呼吸新鲜一点的空气。"
米勒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眼袋，看起来人很疲倦。
"我还在电脑厂上班，不过只上半天。下个月，大概就要走路了。"
多少人要跟着走路？
大概有五千多人。
退休金呢？
什么退休金？每个人头给三千块，我在这厂干了十五年！人家西德人的退休金还是遣散费——我也不知道这该叫什么——比我们多好几倍。
"嘿！"卡斯纳突然插进来，手臂搭上米勒的肩膀，"老朋友，你不怪我直说。西边人退休时领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他平时一点一滴存起来的，是他流汗工作的收获。不努力的人照样没有。德东人领三千块钱当然是少，不过，你要想想，米勒，要多的话，谁来出这笔钱呢？西边人负担已经够重了！"
米勒尴尬地搔搔头，自我解嘲地，喃喃地说："是嘛是嘛，谁来出这个钱？"
一直默默走在旁边的米勒太大笑着打岔，"我看哪，昂纳克的共产党应该出这个钱。他欠咱们的。"
"哦——"我转头看她，"所以您认为昂纳克该受审判？"
米勒抢着说："那当然。他把我们害得多惨。我今年五十岁了，马上要失业，你要一个五十岁的人重新去做学徒不成？我最近常做梦"
高处一扇窗户打开，一个女人倚出窗口，奋力抖动着被子。
"梦里老在想，怎么这革命不曾早来个十年？早来十年我才四十岁，一切都还可以重新来过，现在呢？"
窗户关上，一只大胸脯的鸽子拍拍翅膀，停在窗沿，往下俯视走动的行人。
树林里有一家度假旅馆，餐厅里燃着灯；在这冰冷的下午，那灯光透着温暖。
进去坐坐吧？
米勒踌躇着。还是不要吧！这是小冷镇最豪华的度假旅馆，一向是那些特权干部和特务去的地方。时代固然变了，"总是感觉不舒服。"米勒皱着眉头。
"我们听说，"米勒太太说，"那些特务大多隐姓埋名躲到西德去了。在西边比较不容易被认出来。其实，认出来又怎么样？我们这些被欺骗、被迫害了四十年的东德人，现在只顾得及往前看，看明天的日子怎么过，前头的路怎么走，实在没有精力去追究过去的是是非非"
'可我们隔壁那一对，"先生不同意地瞟着太大，"不吵得厉害？"
"那是由于失业，以前社会主义大锅饭，男男女女都工作，现在不是男的失业就是女的失业，要不然两个都失业。每天窝在家里，谁都看谁不顺眼。我跟你说，这时候呀，要离婚的人家特多呢！"
"您问我究竟统一好不好哇？"米勒太大闪着明亮的眼睛，"当然是好。东德已经坏到底、烂到底了，真是谢天谢地统一了。现在这一切的辛苦，我觉得都只是过渡的、暂时的。只有一点我搞不懂"
她抬起脸望着丈夫，仿佛在征求他的意见，"怎么说呢？就是，不知怎么的，过去有势力的人现在还是有势力。说是改朝换代了嘛，怎么从前党部的头头什么的，现在摇身一变就成了什么有限公司总经理您说奇不奇怪？"
米勒沉默着。
我们在他擦得发亮的欧宝车前握手道别。
往小冷老街慢慢踱过去。卡斯纳扯扯我的袖子，要我回头再看看米勒的住宅。
嗯，确实是栋好房子。两层楼，占着市中心枢纽的地位。墙壁经过粉刷，在灰黯的街景中特别显得漂亮。
"你大概觉得，"卡斯纳用揶揄戏弄的眼光睨着我，"五十岁的米勒要失业了，可怜死了！？"
我以静默自卫。
"这房子，值好几十万，他可是小冷镇的资产阶级哪！我问你，这房子怎么来的？"
我们在人行道的板凳上坐下。卡斯纳慢条斯理地点起一支烟，对着他家乡的天空长长喷出一口烟，看着烟回旋缭绕。
"我从头说给你听。米勒工作的这个电脑厂，当然是国营的了，生产电脑。后来，党中央里头有人说，共产党得为小老百姓多效劳，所以下了个新命令，这电脑厂也得开始生产什么螺丝起子之类的东西。电脑厂当然做不来，就偷偷向别人买成品，拿买来的成品向上面交待。我的好朋友米勒先生嘛，当年就专门负责这秘密采买的任务。既然秘密嘛！当然账目就不必十分清楚。"
"总而言之，"卡斯纳弹掉一节烟灰，站了起来，"总而言之，他那栋价值连城的房子，就是他长年收取回扣的收获。懂了吧？"
我懂，咱们走吧，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