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是能泄露秘密的。譬如说，在人口八千万的德国有两千一百零九家出版社（包括前东德的一百三十七家）。中国大陆有五百六十四家，台湾登记着五千多家，其中一年出版十本书以上的其实是五百六十五家。
1996年，德国出版了新书共七万种，相近于中国大陆的六万三千种和台湾的两万种。
德国有四千六百七十家书店，1996年总营业额是九十六亿美元，相近于中国大陆的七十亿美元和台湾的三十二亿美元。
把小说和诗制成录音带或cd的有声书，德国人放在汽车里，一开车就听一段。每年有三千万美元的有声书售出。
一家四口的家庭平均每月净得工资是三千美元，其中三十七元花在书报上。男性中有47％的人在过去的一年中买过书，女性却有56％。在工资较高的西德，一百个人中有二十二个人愿意买一本价值超过二十美元的书，在东德，却只有十三个人愿意付这样的高价。
德国的作家和台湾作家一样，靠写作是不能谋生的。诗人出版诗集一般只印个五百册、一千册。散文和小说初版通常是五千册；能卖到一万册的书，就可以称得上是“畅销”书了。
数字勾勒出一个轮廓，但是无法表现一个社会的实质。我的朋友克劳斯花了三年的时间写成了一部托玛斯曼传记。在最后定稿之前，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和他“闭关”到一个旅馆中，七天七夜地重新阅稿。编辑本身是个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对作者的内容取舍、文字风格、章节编排等等提出全面批评，与作者推敲讨论，最后才算定稿。
克劳斯的书总共有一万多个注解。出版社派另一位编辑，负责将这一万多个注解逐条检验：不只是检查其中是否有漏失或误植，还要翻找出每一条的出处，证明注解的翔实确切。编辑代表着出版社的信誉和品质，他必须保证这一万多条注解不是作者有意杜撰或无心滥植的。
这家出版社还不是一个学术机构，只是一个面对大众的出版社。克劳斯的托玛斯曼传记也不是专业的学术著作，而是一本作家的主题书，两千页，面对一般读者。
两千家或者五百家出版社，只是数量罢了。出版社拥有什么程度的编辑、如何对待它的作者、如何制作它的成品，是质量的问题，从数字里可看不出来。
对自己要求严格而且时时在检验自己的德国人这几年又开始忧心文学的前途了。畅销小说全是美国作家的天下。德国作家是不是“严肃”过度、与读者脱了节？评论家不断在质问。而数字，又告诉人们文学的领域越来越小：
1963年，纯文学书籍占总书目的20。4％。平装本占总数的6。7％。平装本中73％是纯文学书。
1993年，纯文学书籍占总书目的13。8％。平装本占总数的16。5％。平装本中44。9％是纯文学书。
也就是说，在三十年中，纯文学在整体比例中缩减了大约30％，幅度不可谓不小，难怪文化评论者痛心疾首：纯文学不再有大众，只有小众、分众了。
可是数字有扑朔迷离的面貌。纯文学比例降低了，然而总数却仍是增加的。1963年德国出版的纯文学书是5243种，1993年却是9303种，人口当然还是那么多。乐观者可以说，虽然电视电影光碟电脑攫取了人们大量的时间与注意力，德国人阅读的文学书竟然还较三十年前多了一倍，异哉。
我倒不惊讶；在这么一个喜欢安静、崇尚深沉的国度里，文学啊，绝对死不了。德国人性格里的认真，在我看来，简直就像豹皮上金黄的斑点，走到哪儿亮到哪儿；是摆脱不掉的胎记。深秋的一个夜晚，我去法兰克福听一场作品朗读。晚上的节目嘛，不管是音乐会、电影或演讲，两个小时也就结束了吧。可是这场文学作品朗读会，使我终生难忘。在一个小小的画廊里，来了大约三十个观众，其中有几个婴儿像袋鼠一样趴在年轻母亲的胸上。该朗读的作家、作家的翻译者、作家的评论者，再加上主持人，可能还超过三十人。
朗读从6点开始。8点，我觉得脖子酸了。9点，腿坐麻了。10点，吸收能力开始下降，听得不知所云——但是我坚持着；我要看看这德国的文学爱好者，能耗到什么时候！
11点，我的头不时垂下来，快要睡着了。12点，教堂的钟声隐隐传来，一个作家正在用他低沉单调的声音念一段小说；我两眼发直，头昏脑涨。
清晨1点，我逃离现场，心里充满恐怖感：爱文学可以爱到这种地步，饶了我吧！
他们究竟是几点钟散的，我当然不知道。
我住在一个一万七千人口的小镇上；这个小镇有一个图书馆、三家书店、三个画廊，还有一个表演厅。图书馆的书架是开放式的，随人进出，免费借书。三家书店规模都不大，但是由于德国书商的电脑联线系统，任何在书店当场找不到的书都可以在第二天快递到书店；再小的书店，再远的村子，再冷僻的书，二十四小时之内都可以买到手。目前有七十三万种书可以购买，书名全在书店里的电脑荧幕上。
在小镇中心的表演厅每周节目不断：话剧、舞蹈、音乐会。作家朗诵更是不可少的活动。在这个崇智的社会里，作家依旧有他特殊的光环。小镇居民在买菜的路上看见作家的海报，于是折进书店买一本他的书——买不到就订一本，明天再去取。那天晚上到了，他带着那本书，在讲厅前排坐下，专心地聆听作者朗诵书里的句子。他完全可以在家里床上自己看那本书，但是他一定要来这里看见作家的容貌、听见他的声音。最后，他也排到队伍里去，等作家在他的书页上签下名字。这本书，对他，似乎就有了特别的意义。
（原载1998年3月18日文汇报笔会）
1996年，德国出版了新书共七万种，相近于中国大陆的六万三千种和台湾的两万种。
德国有四千六百七十家书店，1996年总营业额是九十六亿美元，相近于中国大陆的七十亿美元和台湾的三十二亿美元。
把小说和诗制成录音带或cd的有声书，德国人放在汽车里，一开车就听一段。每年有三千万美元的有声书售出。
一家四口的家庭平均每月净得工资是三千美元，其中三十七元花在书报上。男性中有47％的人在过去的一年中买过书，女性却有56％。在工资较高的西德，一百个人中有二十二个人愿意买一本价值超过二十美元的书，在东德，却只有十三个人愿意付这样的高价。
德国的作家和台湾作家一样，靠写作是不能谋生的。诗人出版诗集一般只印个五百册、一千册。散文和小说初版通常是五千册；能卖到一万册的书，就可以称得上是“畅销”书了。
数字勾勒出一个轮廓，但是无法表现一个社会的实质。我的朋友克劳斯花了三年的时间写成了一部托玛斯曼传记。在最后定稿之前，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和他“闭关”到一个旅馆中，七天七夜地重新阅稿。编辑本身是个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对作者的内容取舍、文字风格、章节编排等等提出全面批评，与作者推敲讨论，最后才算定稿。
克劳斯的书总共有一万多个注解。出版社派另一位编辑，负责将这一万多个注解逐条检验：不只是检查其中是否有漏失或误植，还要翻找出每一条的出处，证明注解的翔实确切。编辑代表着出版社的信誉和品质，他必须保证这一万多条注解不是作者有意杜撰或无心滥植的。
这家出版社还不是一个学术机构，只是一个面对大众的出版社。克劳斯的托玛斯曼传记也不是专业的学术著作，而是一本作家的主题书，两千页，面对一般读者。
两千家或者五百家出版社，只是数量罢了。出版社拥有什么程度的编辑、如何对待它的作者、如何制作它的成品，是质量的问题，从数字里可看不出来。
对自己要求严格而且时时在检验自己的德国人这几年又开始忧心文学的前途了。畅销小说全是美国作家的天下。德国作家是不是“严肃”过度、与读者脱了节？评论家不断在质问。而数字，又告诉人们文学的领域越来越小：
1963年，纯文学书籍占总书目的20。4％。平装本占总数的6。7％。平装本中73％是纯文学书。
1993年，纯文学书籍占总书目的13。8％。平装本占总数的16。5％。平装本中44。9％是纯文学书。
也就是说，在三十年中，纯文学在整体比例中缩减了大约30％，幅度不可谓不小，难怪文化评论者痛心疾首：纯文学不再有大众，只有小众、分众了。
可是数字有扑朔迷离的面貌。纯文学比例降低了，然而总数却仍是增加的。1963年德国出版的纯文学书是5243种，1993年却是9303种，人口当然还是那么多。乐观者可以说，虽然电视电影光碟电脑攫取了人们大量的时间与注意力，德国人阅读的文学书竟然还较三十年前多了一倍，异哉。
我倒不惊讶；在这么一个喜欢安静、崇尚深沉的国度里，文学啊，绝对死不了。德国人性格里的认真，在我看来，简直就像豹皮上金黄的斑点，走到哪儿亮到哪儿；是摆脱不掉的胎记。深秋的一个夜晚，我去法兰克福听一场作品朗读。晚上的节目嘛，不管是音乐会、电影或演讲，两个小时也就结束了吧。可是这场文学作品朗读会，使我终生难忘。在一个小小的画廊里，来了大约三十个观众，其中有几个婴儿像袋鼠一样趴在年轻母亲的胸上。该朗读的作家、作家的翻译者、作家的评论者，再加上主持人，可能还超过三十人。
朗读从6点开始。8点，我觉得脖子酸了。9点，腿坐麻了。10点，吸收能力开始下降，听得不知所云——但是我坚持着；我要看看这德国的文学爱好者，能耗到什么时候！
11点，我的头不时垂下来，快要睡着了。12点，教堂的钟声隐隐传来，一个作家正在用他低沉单调的声音念一段小说；我两眼发直，头昏脑涨。
清晨1点，我逃离现场，心里充满恐怖感：爱文学可以爱到这种地步，饶了我吧！
他们究竟是几点钟散的，我当然不知道。
我住在一个一万七千人口的小镇上；这个小镇有一个图书馆、三家书店、三个画廊，还有一个表演厅。图书馆的书架是开放式的，随人进出，免费借书。三家书店规模都不大，但是由于德国书商的电脑联线系统，任何在书店当场找不到的书都可以在第二天快递到书店；再小的书店，再远的村子，再冷僻的书，二十四小时之内都可以买到手。目前有七十三万种书可以购买，书名全在书店里的电脑荧幕上。
在小镇中心的表演厅每周节目不断：话剧、舞蹈、音乐会。作家朗诵更是不可少的活动。在这个崇智的社会里，作家依旧有他特殊的光环。小镇居民在买菜的路上看见作家的海报，于是折进书店买一本他的书——买不到就订一本，明天再去取。那天晚上到了，他带着那本书，在讲厅前排坐下，专心地聆听作者朗诵书里的句子。他完全可以在家里床上自己看那本书，但是他一定要来这里看见作家的容貌、听见他的声音。最后，他也排到队伍里去，等作家在他的书页上签下名字。这本书，对他，似乎就有了特别的意义。
（原载1998年3月18日文汇报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