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江西抚州，我们冒雨参观了王安石纪念馆。
抚州老家为其歌功颂德，建馆纪念在情理之中，给予高度评价：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熙宁年间，曾两度为相，推行新法。他的主张、改革精神、文学成就，彪炳青史！他高洁的人文品格，感召时人、后世。他是一位丰碑永存的历史人物。世人称王荆公，政绩赫然：其一，岁赋从两千万两银子飙升至一亿两银子；其二，开拓疆土，西夏和交趾归顺。
王荆公于庆历七年（1047年）出任鄞县（今属宁波市）知县，兢兢业业，求实务实，到任第二年春，青黄不接，他下令将官仓中的存粮以二分轻息贷给农民，约定秋收后偿还，很受农民欢迎，官仓的存粮也得以更换。他兴办学校，使许多青少年获得了教育的机会，建立了严格的保甲制度，改善社会治安状况，大力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他在鄞县的改革实验是成功的，规模小，可以操控。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政绩显著，百姓建祠纪念。宋王朝所面临的危局“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多年的地方官经历，王荆公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忧国忧民，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综观中国古代的变法，除了商鞅变法外，成者甚少。
王安石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历史上对其评价迥然不同。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评论中是被基本否定的。北宋时期，反对派以修史进行批评，南宋时期，再次通过修史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荆公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这是官方的定论。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是历史必然，积弱已久，国内空虚，境外强敌，怨不得王荆公，也许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责任而嫁祸于人。
历史的发展，随着改革呼声日益高涨，对王荆公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如梁启超等，梁启超王荆公传：“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王荆公。”对变法的结论是：“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荆公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马列思想的缔造者列宁称其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如此的评价，可见王荆公影响之深远。
新法规模甚大，实行上弊多利微，受到时人抨击。平心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伤害了百姓的利益，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实行，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诸法对人们百害而无一利，以至于“人情咨怨，无不言其害者”由此“民于是益困矣”在变法的十几年里，农民起义就有35次之多，新法对百姓的危害是多么巨大！
变法远未解决核心问题──支出太多，而支出太多则是因为冗官和军员。是以增加国库收入为主，如此则不能解决财困。又如军事改革，并非针对宋朝的军事死穴──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
王荆公拘泥古制，新法皆出于先王及孔子遗训，如将青苗法比之“周礼”之泉府；免役法本之于“周官”的府史胥徒，王制之庶民在官禄足以代其耕；保甲法比于先王之农为兵，市易法比于汉之平准。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合时合宜。
王荆公用人不当，主要助手吕惠卿属奸邪之徒，在变法遇到挫折时，结党陷害王荆公企图取而代之；曾布见风使舵，开始参与诸项新政制定，后来见神宗怀疑新法，即迎合之，否定市易法，引起新党内部分裂。此外，王安石“结党为援”争权夺利，对以后产生了恶劣影响。由于结党，蔡京此类大奸臣最终在王荆公的一手提拔下平步青云，以至酿成北宋末年的腐败局面；由于结党，使本为变法服务的争权成为官员牟取私利的工具，以至变法成为了争权夺利。王荆公性刚，刚愎自用，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在变法前，不但受到欧阳修、文彦博、韩琦、富弼、曾公亮等三代老臣的赞赏，而且也受到司马光、曾巩等同代人的推崇，是众望所归的变法领袖。在变法过程中，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反对新法，化友为敌。苏轼反对新法害民，新党制造“乌台诗案”几陷苏东坡于死地。
变法是一个大工程，要统揽全局，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不能急功近利，仅仅依靠一腔热血是不行的，要讲究方法，方法的正确与否，是变法成功的关键。对领导者素质的要求是苛刻的，王荆公驾驭变法能力有严重缺陷。公元1069年王荆公推行新法，熙宁七年（1074年）王荆公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荆公复相后，改革没能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相，公元1086年司马光尽弃新法，公元1093年恢复祖宗旧制。王荆公变法原本于国、于民是两利之事，后来却南辕北辙，变调走样，德政变苛政，，祸害百姓，人们都是以猪狗视王荆公！当为今世，后世改革君子永鉴！
王荆公的政绩世人褒贬不一，但对其文坛地位，文学造诣众口一词，他少年即负盛名，文章见解千古奇绝，发人未见之思，文风遒劲，警辟精绝，情韵深婉，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文人之中唯一直面改革社会而闻名的诗人。
我敬佩王荆公人格的高尚，举世淫糜，独守古风。
王荆公清廉骨梗，浩然正气，政敌遍布朝野，其中不乏“洗垢求其瘢痕”的整人官宦，但在王荆公的生活问题上，绝无绯闻。王荆公当了八九年宰相，位高权重，北宋是个讲究享受的时代，官员生活奢侈，三妻四妾极为正常，而王荆公却斯守妻子吴氏一辈子，不为美色动，可见其有柳下惠之风，实乃称奇！
著名理学家邵雍和王荆公曾同朝为官，其子邵伯温著河南邵氏闻见录一书，卷十一记载：王荆公知制诰，吴夫人为买一妾。王荆公见之，曰：“何物也？”女子曰：“夫人令执事左右。”安石曰：“汝谁氏？”曰：“妾之夫为军大将，部米运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公愀然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如初，尽以钱赐之。
王荆公不纳美妾，出于自律。
西晋，贾充位极人臣，有女无儿，家业无继承人，其妻郭氏极其厉害，不准纳妾，才出现皇帝下旨把外孙当孙子的怪事。初唐，宰相房玄龄的夫人宁可违抗圣旨喝毒酒，不同意夫娶第二夫人。
清官寇准，一次赏赐给歌女的缠头就是一匹绸缎，乃至于其爱妾桃都感觉过分，当即写作逞寇公二首规劝：“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可知寇准不但有妾，而且生活奢侈。
王荆公不贪官位，冰清玉洁。
他人钻营官场，而王荆公主动请求到偏远鄞县出任县令，其后几次辞京官。在事业兴隆之时，辞相回江宁谢江墩隐居。
王荆公不贪钱财，令人赞叹！
辞相搬出相府时，官府之物寸草不带。吴夫人特别喜欢一张床，按价买之，王拒之。王荆公晚年，捐尽家产给佛门，租房栖身而终老。
站在高耸的王荆公塑像前，我等渺小，仰望王荆公，天下之大贤，不爱官、不图财、不贪色，彪炳青史，永享盛名。风雨中，耳际响起温总理背诵王荆公传世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抚州老家为其歌功颂德，建馆纪念在情理之中，给予高度评价：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熙宁年间，曾两度为相，推行新法。他的主张、改革精神、文学成就，彪炳青史！他高洁的人文品格，感召时人、后世。他是一位丰碑永存的历史人物。世人称王荆公，政绩赫然：其一，岁赋从两千万两银子飙升至一亿两银子；其二，开拓疆土，西夏和交趾归顺。
王荆公于庆历七年（1047年）出任鄞县（今属宁波市）知县，兢兢业业，求实务实，到任第二年春，青黄不接，他下令将官仓中的存粮以二分轻息贷给农民，约定秋收后偿还，很受农民欢迎，官仓的存粮也得以更换。他兴办学校，使许多青少年获得了教育的机会，建立了严格的保甲制度，改善社会治安状况，大力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他在鄞县的改革实验是成功的，规模小，可以操控。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政绩显著，百姓建祠纪念。宋王朝所面临的危局“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多年的地方官经历，王荆公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忧国忧民，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综观中国古代的变法，除了商鞅变法外，成者甚少。
王安石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历史上对其评价迥然不同。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评论中是被基本否定的。北宋时期，反对派以修史进行批评，南宋时期，再次通过修史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荆公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这是官方的定论。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是历史必然，积弱已久，国内空虚，境外强敌，怨不得王荆公，也许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责任而嫁祸于人。
历史的发展，随着改革呼声日益高涨，对王荆公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如梁启超等，梁启超王荆公传：“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王荆公。”对变法的结论是：“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荆公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马列思想的缔造者列宁称其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如此的评价，可见王荆公影响之深远。
新法规模甚大，实行上弊多利微，受到时人抨击。平心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伤害了百姓的利益，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实行，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诸法对人们百害而无一利，以至于“人情咨怨，无不言其害者”由此“民于是益困矣”在变法的十几年里，农民起义就有35次之多，新法对百姓的危害是多么巨大！
变法远未解决核心问题──支出太多，而支出太多则是因为冗官和军员。是以增加国库收入为主，如此则不能解决财困。又如军事改革，并非针对宋朝的军事死穴──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
王荆公拘泥古制，新法皆出于先王及孔子遗训，如将青苗法比之“周礼”之泉府；免役法本之于“周官”的府史胥徒，王制之庶民在官禄足以代其耕；保甲法比于先王之农为兵，市易法比于汉之平准。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合时合宜。
王荆公用人不当，主要助手吕惠卿属奸邪之徒，在变法遇到挫折时，结党陷害王荆公企图取而代之；曾布见风使舵，开始参与诸项新政制定，后来见神宗怀疑新法，即迎合之，否定市易法，引起新党内部分裂。此外，王安石“结党为援”争权夺利，对以后产生了恶劣影响。由于结党，蔡京此类大奸臣最终在王荆公的一手提拔下平步青云，以至酿成北宋末年的腐败局面；由于结党，使本为变法服务的争权成为官员牟取私利的工具，以至变法成为了争权夺利。王荆公性刚，刚愎自用，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在变法前，不但受到欧阳修、文彦博、韩琦、富弼、曾公亮等三代老臣的赞赏，而且也受到司马光、曾巩等同代人的推崇，是众望所归的变法领袖。在变法过程中，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反对新法，化友为敌。苏轼反对新法害民，新党制造“乌台诗案”几陷苏东坡于死地。
变法是一个大工程，要统揽全局，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不能急功近利，仅仅依靠一腔热血是不行的，要讲究方法，方法的正确与否，是变法成功的关键。对领导者素质的要求是苛刻的，王荆公驾驭变法能力有严重缺陷。公元1069年王荆公推行新法，熙宁七年（1074年）王荆公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荆公复相后，改革没能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相，公元1086年司马光尽弃新法，公元1093年恢复祖宗旧制。王荆公变法原本于国、于民是两利之事，后来却南辕北辙，变调走样，德政变苛政，，祸害百姓，人们都是以猪狗视王荆公！当为今世，后世改革君子永鉴！
王荆公的政绩世人褒贬不一，但对其文坛地位，文学造诣众口一词，他少年即负盛名，文章见解千古奇绝，发人未见之思，文风遒劲，警辟精绝，情韵深婉，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文人之中唯一直面改革社会而闻名的诗人。
我敬佩王荆公人格的高尚，举世淫糜，独守古风。
王荆公清廉骨梗，浩然正气，政敌遍布朝野，其中不乏“洗垢求其瘢痕”的整人官宦，但在王荆公的生活问题上，绝无绯闻。王荆公当了八九年宰相，位高权重，北宋是个讲究享受的时代，官员生活奢侈，三妻四妾极为正常，而王荆公却斯守妻子吴氏一辈子，不为美色动，可见其有柳下惠之风，实乃称奇！
著名理学家邵雍和王荆公曾同朝为官，其子邵伯温著河南邵氏闻见录一书，卷十一记载：王荆公知制诰，吴夫人为买一妾。王荆公见之，曰：“何物也？”女子曰：“夫人令执事左右。”安石曰：“汝谁氏？”曰：“妾之夫为军大将，部米运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公愀然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如初，尽以钱赐之。
王荆公不纳美妾，出于自律。
西晋，贾充位极人臣，有女无儿，家业无继承人，其妻郭氏极其厉害，不准纳妾，才出现皇帝下旨把外孙当孙子的怪事。初唐，宰相房玄龄的夫人宁可违抗圣旨喝毒酒，不同意夫娶第二夫人。
清官寇准，一次赏赐给歌女的缠头就是一匹绸缎，乃至于其爱妾桃都感觉过分，当即写作逞寇公二首规劝：“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可知寇准不但有妾，而且生活奢侈。
王荆公不贪官位，冰清玉洁。
他人钻营官场，而王荆公主动请求到偏远鄞县出任县令，其后几次辞京官。在事业兴隆之时，辞相回江宁谢江墩隐居。
王荆公不贪钱财，令人赞叹！
辞相搬出相府时，官府之物寸草不带。吴夫人特别喜欢一张床，按价买之，王拒之。王荆公晚年，捐尽家产给佛门，租房栖身而终老。
站在高耸的王荆公塑像前，我等渺小，仰望王荆公，天下之大贤，不爱官、不图财、不贪色，彪炳青史，永享盛名。风雨中，耳际响起温总理背诵王荆公传世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