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着，是为了自己，为了爱人，为了朋友还是为了家人？我想应该都有吧！
回国后我并没有从事所读科系相关的工作，也没有继续往音乐发展，在马来西亚如果要搞艺术，除非要有敏德过人的才华，不然可能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这对普通人来说不是明智的选择。
回国后我开了一家早餐店，开始过着规律的生活，早上五点起床准备，六点开始备菜和调食材，七点正式开门做生意，四点就收档了，接下来的时间我都会专注在个人的兴趣上，弹弹琴唱唱歌，有时也会拿起画笔作画，再把自己得意的作品掛在店里给客人欣赏。
我喜欢一边工作时，一边播放着秦墨当时没机会发行的唱片，这会让我回想起很多在台湾生活的点滴，就算是有些不太美好的回忆，在经过时间的洗礼后也会变得不那么苦涩，甚至会觉得是不错的成长经歷，我经营的早餐店可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当地积累了一点名气，可能是因为这里只有我这一家早餐店，没有竞争对手才能撑到今天吧。
某天我的一名老顾客蒋云昌问起了秦墨的歌，他觉得这些歌曲都蛮好听的，也只能在我的店里听到，我和他说这可是外面买不到的绝版唱片，要想听的话就必须来本店消费，最后在他不断的要求下我还是把秦墨的两张专辑借给他翻录。
当时秦墨送我的那张马来黑胶唱片连个像样的封面都没有，我还自掏腰包临时设计印刷了简单的封面图，做好后才把这张唱片交给蒋云昌，不久后秦墨的歌渐渐地广为流传，不只是在我的店里能够听见，大街小巷的街坊们都爱播放他唱的歌，意外地在这里掀起了音乐革命风潮。
「你还有没有私藏向“游吟诗人”这样的专辑啊？」蒋云昌问。
「有也不会再告诉你。」我笑着回复。
自从我把唱片交给蒋云昌后他把秦墨的中文专辑翻录再发行，意外地在马来西亚的中文唱片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反响，蒋云昌自认对马来市场不太熟悉，所以他把另一张专辑交给了他的一个马来发行商好友，没想到马来听眾的反应更加热烈。
蒋云昌懊悔不已，「要是我知道那张唱片可以卖得这么火，我早就自己发行了。」
这时收音机的广播电台报导着一则关于台湾的政治新闻，「民进党在1994年将“原住民族正名与自治”列为宪改议题，并在8月1日，经过国民大会修宪后再宪法增修条文，将具有贬义的“山胞”修正为“原住民”。今年（1997年）又进一步在第四次修宪时，把“原住民”修改为具有集体权属性的“原住民族”纳入宪法，替后续恢復原住民权益做好准备。」
秦墨与族人极力争取的权益终于获得了重大的胜利，想当年我可是有份参与，对活动的宣传功不可没哦，我有时候会在想，秦墨得知这个消息后应该比我更开心吧，还有他在马来西亚缔造的奇蹟，如果秦墨知道自己变成天王巨星了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应。
可惜的是我们已经失联好久了，不像现在有line，whatsapp，微信等等的通信软件，以前一旦失去联络，就很难再获得对方的消息，就连曾在台湾合作过的团队成员们，也都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音讯全无，我真心希望不管他在哪里，都能好好地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
熟悉我的家人朋友们都很关心我的感情状况，我也知道他们是出于好意，认为没有伴侣，没有孩子的话以后老了肯定会感到寂寞，但我认为人到灯乾油尽的风烛残年时谁都无法避免这样的孤独凄凉，这与有没有伴儿，有没有子女其实没什么关係。
我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和刘敏德回国后我们确实有稳定交往一阵子，对于艺术他可说是非常纯粹，能够把整个人都投入进去，我就没办法像他这么纯粹，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我只能把作画当成兴趣。
相比对艺术的专一，他对感情却没办法秉持着一样的信念，情场浪子始终无法为一个人留下，最后我们俩没能达成共识，选择分开，我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感染了hiv病毒。
90年代的社会对艾滋病有着强烈的恐惧情绪，这让hiv感染者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在知道自己感染后我也曾经无法原谅敏德把病毒感染给我，感觉疾病带来的歧视剥夺了我的整个人生。
我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自爱自怜上，为了不让病毒打倒而研究了很多关于hiv的相关资讯，好在医疗科技的进步，病毒不能彻底消灭却可以与它和平共处，在坚持治疗的前提下hiv感染者都能回到健康的日常生活。
在完全接受自己是hiv携带者这个事实后我也很自然地原谅了敏德，这些年他对我一直深感愧疚，谁叫我天性善良没能对他的处境置之不理，就这样我们又继续纠缠了好多年，他对我来说既是恶魔，也是天使。
虽然我无儿无女，但有大姐为我带来了两个小天使，康乐和康丽从小就在单亲家庭长大，我就像是他们的半个父亲，为他们弥补了一点缺失的父爱，民间一直有外甥像舅舅的说法，年轻的时候我从来不相信，但康乐出生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不是毫无根据的说法。
康乐和康丽虽然是两兄妹，性格却截然不同，康丽活泼外向，善解人意又独立自主，想要做的事情就算没有任何人协助，她也能独自完成，从来不需要任何人操心。
反而康乐从小就老爱粘我，他容易害羞紧张，多愁善感，做事细心但需要被鼓励和肯定，康乐很容易对自己缺乏信心，这点也和我蛮像的，幸好他喜欢与人相处，结交了不少知心朋友。
后来我因为健康问题不能够长时间干劳碌的体力活儿，在深思熟虑后才决定把经营早餐店的生意转交给康乐，但是要把店完全给康乐打理我又有点不放心，幸好还有康丽加入才让我可以全身而退，这些年兄妹俩把早餐店搞得风生水起，还被许多美食专栏介绍过，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
看着康乐和康丽快乐地成长彷彿就好像看见了自己和大姐小时候，这让我不禁感慨他们如今生活在美好的时代，无需向我那样遭受过513事件带来的沉重打击，我希望他们未来不管遇到什么阻碍都能保持着这份赤子之心，这样即使哪一天我不在了，他们也能乐观开朗，积极向上地度过每一天。
回国后我并没有从事所读科系相关的工作，也没有继续往音乐发展，在马来西亚如果要搞艺术，除非要有敏德过人的才华，不然可能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这对普通人来说不是明智的选择。
回国后我开了一家早餐店，开始过着规律的生活，早上五点起床准备，六点开始备菜和调食材，七点正式开门做生意，四点就收档了，接下来的时间我都会专注在个人的兴趣上，弹弹琴唱唱歌，有时也会拿起画笔作画，再把自己得意的作品掛在店里给客人欣赏。
我喜欢一边工作时，一边播放着秦墨当时没机会发行的唱片，这会让我回想起很多在台湾生活的点滴，就算是有些不太美好的回忆，在经过时间的洗礼后也会变得不那么苦涩，甚至会觉得是不错的成长经歷，我经营的早餐店可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当地积累了一点名气，可能是因为这里只有我这一家早餐店，没有竞争对手才能撑到今天吧。
某天我的一名老顾客蒋云昌问起了秦墨的歌，他觉得这些歌曲都蛮好听的，也只能在我的店里听到，我和他说这可是外面买不到的绝版唱片，要想听的话就必须来本店消费，最后在他不断的要求下我还是把秦墨的两张专辑借给他翻录。
当时秦墨送我的那张马来黑胶唱片连个像样的封面都没有，我还自掏腰包临时设计印刷了简单的封面图，做好后才把这张唱片交给蒋云昌，不久后秦墨的歌渐渐地广为流传，不只是在我的店里能够听见，大街小巷的街坊们都爱播放他唱的歌，意外地在这里掀起了音乐革命风潮。
「你还有没有私藏向“游吟诗人”这样的专辑啊？」蒋云昌问。
「有也不会再告诉你。」我笑着回复。
自从我把唱片交给蒋云昌后他把秦墨的中文专辑翻录再发行，意外地在马来西亚的中文唱片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反响，蒋云昌自认对马来市场不太熟悉，所以他把另一张专辑交给了他的一个马来发行商好友，没想到马来听眾的反应更加热烈。
蒋云昌懊悔不已，「要是我知道那张唱片可以卖得这么火，我早就自己发行了。」
这时收音机的广播电台报导着一则关于台湾的政治新闻，「民进党在1994年将“原住民族正名与自治”列为宪改议题，并在8月1日，经过国民大会修宪后再宪法增修条文，将具有贬义的“山胞”修正为“原住民”。今年（1997年）又进一步在第四次修宪时，把“原住民”修改为具有集体权属性的“原住民族”纳入宪法，替后续恢復原住民权益做好准备。」
秦墨与族人极力争取的权益终于获得了重大的胜利，想当年我可是有份参与，对活动的宣传功不可没哦，我有时候会在想，秦墨得知这个消息后应该比我更开心吧，还有他在马来西亚缔造的奇蹟，如果秦墨知道自己变成天王巨星了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应。
可惜的是我们已经失联好久了，不像现在有line，whatsapp，微信等等的通信软件，以前一旦失去联络，就很难再获得对方的消息，就连曾在台湾合作过的团队成员们，也都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音讯全无，我真心希望不管他在哪里，都能好好地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
熟悉我的家人朋友们都很关心我的感情状况，我也知道他们是出于好意，认为没有伴侣，没有孩子的话以后老了肯定会感到寂寞，但我认为人到灯乾油尽的风烛残年时谁都无法避免这样的孤独凄凉，这与有没有伴儿，有没有子女其实没什么关係。
我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和刘敏德回国后我们确实有稳定交往一阵子，对于艺术他可说是非常纯粹，能够把整个人都投入进去，我就没办法像他这么纯粹，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我只能把作画当成兴趣。
相比对艺术的专一，他对感情却没办法秉持着一样的信念，情场浪子始终无法为一个人留下，最后我们俩没能达成共识，选择分开，我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感染了hiv病毒。
90年代的社会对艾滋病有着强烈的恐惧情绪，这让hiv感染者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在知道自己感染后我也曾经无法原谅敏德把病毒感染给我，感觉疾病带来的歧视剥夺了我的整个人生。
我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自爱自怜上，为了不让病毒打倒而研究了很多关于hiv的相关资讯，好在医疗科技的进步，病毒不能彻底消灭却可以与它和平共处，在坚持治疗的前提下hiv感染者都能回到健康的日常生活。
在完全接受自己是hiv携带者这个事实后我也很自然地原谅了敏德，这些年他对我一直深感愧疚，谁叫我天性善良没能对他的处境置之不理，就这样我们又继续纠缠了好多年，他对我来说既是恶魔，也是天使。
虽然我无儿无女，但有大姐为我带来了两个小天使，康乐和康丽从小就在单亲家庭长大，我就像是他们的半个父亲，为他们弥补了一点缺失的父爱，民间一直有外甥像舅舅的说法，年轻的时候我从来不相信，但康乐出生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不是毫无根据的说法。
康乐和康丽虽然是两兄妹，性格却截然不同，康丽活泼外向，善解人意又独立自主，想要做的事情就算没有任何人协助，她也能独自完成，从来不需要任何人操心。
反而康乐从小就老爱粘我，他容易害羞紧张，多愁善感，做事细心但需要被鼓励和肯定，康乐很容易对自己缺乏信心，这点也和我蛮像的，幸好他喜欢与人相处，结交了不少知心朋友。
后来我因为健康问题不能够长时间干劳碌的体力活儿，在深思熟虑后才决定把经营早餐店的生意转交给康乐，但是要把店完全给康乐打理我又有点不放心，幸好还有康丽加入才让我可以全身而退，这些年兄妹俩把早餐店搞得风生水起，还被许多美食专栏介绍过，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
看着康乐和康丽快乐地成长彷彿就好像看见了自己和大姐小时候，这让我不禁感慨他们如今生活在美好的时代，无需向我那样遭受过513事件带来的沉重打击，我希望他们未来不管遇到什么阻碍都能保持着这份赤子之心，这样即使哪一天我不在了，他们也能乐观开朗，积极向上地度过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