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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以来，我躲在房间里看电视、睡觉、喝茶，对着窗外的江水发呆，但实际上想想也知道，如果心能够平静，反倒怪了。
张凡双早我两天回到本市。在j市的时候，我们在病房曾见过面，是我去看的她。她的外伤较我相比还要轻些，但心理上的创伤一定比我严重得多。李舒然从泥潭里拉出她之后，就把她蒙上眼绑在树上，在此之前，她知道我对李舒然就是嫌疑人的猜测。
试想一下，一个年轻女子被绑在漆黑的丛林中，该是怎样的恐惧？她除了无助地呼唤我的名字，别无他法。而就在半小时前，她唯一可以求得帮助的人，却失信放弃了她。这也许是张凡双一生中最黑暗的阶段。我们在病房里见面的时候，她努力装出已恢复的样子，但我知道，她对我的信任感，也许这一生都不会再建立起来了。
原本她应和我一起回来，但她的男友闻讯之后，迅速赶回了国，在这个时候，她最需要的也许是恋人的安慰，所以提前两天出院，回到我所在的城市与男友相见。一想起此刻她没准儿正躺在男友的怀里，重塑安全感，我就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
回到我所在的城市之后我没有回家，而是在海军后勤部第二招待所住了一个星期，省得听母亲唠叨。
一周后的某天清晨，我被电话叫醒，看了看时间刚过6点，电话显示是周炳国，接起来之后，他问我恢复得怎么样了，休息了一个星期，什么时候能够开始工作。
“怎么了，难道有什么新发现？”
“新发现谈不上，昨天晚上我给j市公安局负责此案的闫磊打了个电话，那小子开始支支吾吾还不肯说，后来被我缠得没办法，才透露一些有关黄玉芬的信息，黄玉芬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没多久就离婚了，没有孩子；第二次嫁给了她所在医院的同事。确切地说都不能算是同事，只是个临时工，是当时他们医院停尸房的值班管理员，叫刘定伟，后来这个刘定伟辞职下了海，干起了运输公司。”
看来他并没有放弃，就在我休息的这几天里，他一直没有闲着，这个老顽童拥有和他年龄与身份极其不符的固执，想想也不可能就此罢休。
“那现在怎么办？”我背靠在墙上，从桌子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点上。
“这事还得你去比较合适，我在他们眼里怎么说也只是个教书匠，老是去缠着人家问东问西，名不正言不顺。”
“只能说试试。”我的手有点儿颤抖，周炳国没有把话说明，但什么意思早就不言而喻了。这个信息意味着什么我还是知道的，周炳国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
李舒然在对嫌疑人的分析中，曾说过他之所以停止屠杀是因为结婚，并且有了孩子；而李舒然和周炳国最初对嫌疑人的描述中，都包括“一定程度上了解身体构造，有一辆车”之类的描述；在树林里，黄玉芬曾说过她了解他，这么多信息单独看并不说明什么，可放在一起，可供联想的余地就实在太多了。
尽管内心激动，但还是不能把话说满。现在可是个很好的机会。如果李舒然就是老王，或是黄玉芬的丈夫刘定伟，那么就会有个很令人兴奋的可能――李舒然即是当年大悬案的凶手。
这个可能令一个明显的脉络浮出水面，能让所有的疑问都得到解释：
1当年李舒然大屠杀之后，从痛恨女人到爱上了黄玉芬，与她结婚生子，停止屠杀。
2在他们的儿子病逝之后，黄玉芬成了虐杀儿童的杀手，因为儿子的死，导致李舒然痛恨黄玉芬，所以有动机要杀了她。
3他本身就是凶手，所以格外关注警方对此案的态度，因而对我的行踪了如指掌。
4李舒然对黄玉芬，还有他自己再了解不过。正如周炳国所说，对于变态杀手，除非他自己想说，否则没人能够知道他在想什么。可李舒然说的都是自己的事儿，所以能够如此诡异，讲得又头头是道。
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些，根据以上推测，事件发展的脉络是有了，可是逻辑呢？李舒然为什么要自己在网上向我们说明他自己的人格和心理特征？为什么杀黄玉芬，要绕那么大个“圈子”，带着我们一块儿去谋杀现场？杀了黄玉芬之后，他为什么不杀我和张凡双？
逻辑说得通，但疑问举不胜举，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这其中有太多令人费解的东西。“教授――”我刚要开口和他探讨心中的疑惑，没想到被他打断。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想问的所有问题，我也一概不知道，”周炳国几乎用无赖的方式来回答我的这个问题，“但不管怎么说，直觉告诉我，那起大悬案，李舒然一伙儿还有黄玉芬，他们被一条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线索缠绕在了一起。至于这条线索究竟是什么，就要靠我们查了！”
尽管护士并不是紧俏炙手的行业，但作为女性，在婚姻天平的一端，这个职业还是能够增加砝码的，即使嫁得不理想，但也不至于委身于一个看尸体的临时工吧？这是我在去办公室的路上反复思考的问题。我接着前面的思路往下想。
我回忆着在树林子里，黄玉芬说了解李舒然的语气，没有一个女人对离婚的丈夫有那种错综复杂的感情。现在我已经不是一线警察了，不可能采取假设一种可能再通过细致的调查，来佐证这种假设成立与否的侦察模式。我只能想象，想象这种“可能”成立的话，李舒然会是怎样一种诡异的心理逻辑。
一个女人嫁给一个变“好”的变态杀手，然后自己就成为了变态杀手？这其中的概率有多大？我的脑子有点儿不够用了。在心理学的范畴有没有这样的研究结论？难道黄玉芬在潜意识里就有杀手的情愫，正是这些难以名状的气质才让她和李舒然彼此相互吸引？
如果黄玉芬自己不自首，不知道要过多久，警方才能发现这起深埋多年的案子。而李舒然做到了，他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除却以上，还有一个更要命的是，按照时髦的话来说，李舒然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有了同伙，起码多了一男两女，为数不少。那这些人又是谁？
第四章 变态者
8点15分，我到了办公室。一切和我走的时候没啥太大区别。从图书馆借回来的有关犯罪心理学的书已摞成了一摞。我用单位的电话，拨了j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电话，那边始终无人接听。
我有闫磊的手机号，但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了。为什么这样做，说出来其实挺矫情的。正如周炳国的顾虑一样，未经邀请，即使我也是警察，可莫名其妙地去插手别人的案子，总有越俎代庖之嫌。我不想显得过于急迫，所以一再忍住，等等吧，等他们回到办公室之后，再打电话聊聊。
我坐在电脑前百无聊赖。突然想到离案发过去已经有几天了，不知道网上会出现些什么新闻。我在百度上搜索，输入j市的名字，前三页跳出来的都是龙舟赛的新闻，一直到了第四页，才零零碎碎跳出些那个案子的消息。而且透露的信息很少，只有短短的几句话，说j市警方破获了一起深埋数年的杀人案，据调查疑与本市近年来多起婴幼儿失踪案有关，目前凶手已被击毙，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之中。
这些信息少得就像只是个陈述性的标题，对于我来说毫无用处。我关掉页面。
msn跳出了闪烁的人头，我在网监支队时候的同事小金子在找我说话，他问我在哪里。我说我已经回到了办公室。
“人没事儿吧？”
想必他已经知道我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事传起来很快，我不想过多地探讨这个话题，回复说：“你还说，要不是你，我用得着无家可归吗？”
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羞涩的卡通笑脸，打出这么一句话：“我同学马上就回国了，正好不巧，他一回来我就催着他办交易。”
我说了声好，然后没再回他。
9点之后，刑警大队办公室有个小姑娘接了电话，之后，我几乎每隔45分钟都要问一下闫磊有没有出现场回来。
“你直接打他手机吧！”小姑娘不耐烦的语气，让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最终还是拨了闫磊的手机。听声音他是在大街上，背景里传来了汽车的鸣笛和隐隐约约的小贩的叫卖声。
“黄玉芬的丈夫确实做过停尸房的看守员，也开过长途车，”在得知我的意图之后，闫磊大方地把调查结果告诉了我，并接着说道，“我已经听说了，你们那儿有个叫周炳国的人给我打过电话，我们也谈过，说是通过心理分析是吧？”
“对对，有这个可能。”我听着。
“我们去查了，不可能的，黄玉芬的前夫刘定伟出车祸在两年前就已经残废了，和你提供的素描画像不是同一个人，他现在正躺在一个福利院里，而且最重要的是，指纹比对不符合。”
“啊？！”我在电话里愣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这个消息就像一盆冷水突然浇灭了我的热情，“会不会你们调查得不仔细？”这个答案等于宣布我们所有的猜想都不成立。
“什么？”闫磊的口气有些不悦。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把黄玉芬丈夫的情况发份传真给我？”我还是不死心。
“这个不方便！”闫磊的语气突然生硬，我后悔自己脱口而出的话否定了他们的工作，可一时之间又不知道怎么挽回。
“我觉得还是应该再调查调查！”我仍然做着最后的努力。
这回轮到他愣住了，闫磊可能没想到我会锲而不舍，他强忍火气喷了一句：“为什么？”
“因为――”我一下子语塞，突然对着电话大喊起来，“杀黄玉芬只是个开始！”
电话那头沉默了。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突然冒出这样的结论。我承认有些意气用事。这个有点儿赌气而草率的结论，其实一点儿依据也没有。只是种感觉，突然一下被打击后的应激反应。
我跟周炳国通报了闫磊那边的情况，说到一半他就打断了我：“先别管李舒然是不是悬案凶手，我们之前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
因为出了我这档子事儿，周炳国这几天又仔细看了案宗，按照他的推理，有个先前没注意到的问题被他发现了。其实不能算是发现，事实在那儿摆着，一直没有人朝那方面去想。
凶手在最初杀人的过程中侮辱女人尸体，之后开始肢解，一直到那个8岁女童案子，然后就再没出现过侮辱肢解尸体的行为，这其中其实也是有问题的。
我不太了解他的意思，嘟囔着说：“这不是说明他变态嘛！”
“不仅仅是变态的问题，”周炳国解释道，“我又重新研究了案宗，结合那个叫什么李舒然的发给你的分析，你还记得他说什么来着，最初的动机？”
“嗯，”我当然记得，“李舒然说最初的动机是因为愤怒，他的意思是屠杀让他消除了这种愤怒感。”
“没错，那他为什么要恨女性呢？”
“他的童年有个让他憎恨的女人，又是个性无能，然后迁怒于人。”我脱口而出。
“这只是本质，总有诱因让他爆发出来。”
“都说了他是性无能，怎么能够爱上一个女人呢？”我突然领悟过来，嫌疑人一系列屠杀行为，前后的变化是后来有了强奸行为。“他在自己给自己治疗性无能。”我差点儿没叫出来。
“没错。他之所以开始肢解尸体，是因为他用带回来的那些器官治疗自己的性无能。我想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因为愤怒，他杀害了第一名女性，杀人后发现了自己从来没有过的性冲动，所以导致他接连杀戮下去的动力，一直到那个8岁的小女孩。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幼女性侵犯的特征吗？”
我当然记得，除却少部分寻求刺激的，大部分幼女性侵害者其实都是老人或者性功能障碍者，因为他们在正常的女性面前提不起自信。
周炳国这么一提醒，我觉得这事绝对靠谱。“到小女孩那次，他已经自己治疗得快成功了。”周炳国下了结论。
没错，之后的两次凶手恢复了性功能，也恢复了信心，所以就没有肢解侮辱尸体的心理动机。这孙子在拿女人做实验。
这样来分析，李舒然的逻辑在于，一个男人恢复性功能，恢复了信心，所以就迫不及待地去实现男人的应有身份――丈夫，所以他结婚了，彻底恢复性功能后，也就停止了杀人。
我捋清了当中的脉络，这还真是出人意料，他把那些器官带回去做什么用呢，难道是做人体模型？
“我不知道。”周炳国也想不出究竟细节是什么。
“接下来怎么办？”我问。
“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得让闫磊去医院的男性病科室去问问，既然他有恢复性能力的欲望，没有理由不怀疑他曾经去医院就过诊。”周炳国说。
可信任或不信任往往都是从点点滴滴中建立起来的。这个道理说起来谁都明白，但是真正做起来，有时候并不完全取决于态度。犯罪心理画像是个主观性很强的技术工作，所有的推测――坦率地说――在最后被证实准确与否之前，谁也不可能保证其命中率有多高。况且j市的狼狈之行，加上“李舒然即是刘定伟”的判断错误，这两个“致命伤”已经不是细枝末节的小问题了，就是换成我，也会对这些建议的重视程度越来越打折扣。
我给闫磊拨打了电话，并按下免提，电话背景的杂音喧嚣得很。“待会儿打给你，我在外面抓人。”然后他不由分说挂了电话。
闫磊刑警的作风，让这次拒绝显得干脆、生硬。我的嘴刚张到一半，望着“嘟嘟”作响的手机，甚至还没来得及打完招呼，就被撂了电话。这种“热脸孔贴冷屁股”的尴尬，着实让人难堪。
“他们真是忙！”周炳国没话找话地说着。
“是啊是啊！”我赶忙说。当头一盆冷水，反而让我们突然冷静下来，也不像先前那样兴奋了。我说道：“您先回去吧，我在这儿盯着。”我说话的口气尽量让这个理由显得合理。
他看看我，意思是说，我们在这瞎起劲儿是没有用的，那边的警察压根儿没把我们当回事儿。他微微叹了口气，然后站起身来说道：“好吧。”
我把周炳国送下楼，马路上的车多了起来，临近上班时间，我站在路边让周炳国坐在门卫室里，拦了好一会儿，才有一辆空的士滑到我的面前。我把周炳国送上车，然后付了车钱，看着出租车拐出我的视线。送走周炳国之后，我每过五分钟就会下意识瞅一眼手机，看有没有错过的电话，闫磊一直没打过来。
最近我在出售自己的房子，一套老式公房的两室一厅，原来是要结婚用的。但自从一年前未婚妻林慕去世之后，不仅没结成婚，而且在那屋子里我很难有踏实的睡眠。这也是我为什么宁愿花钱住在宾馆也不回家的原因。
我在网监支队时那个同事小金子，他同学看中了我这套房子。小金子的同学被公司委派去日本做三个月的项目，出国之前，一再保证回国之后立马交钱办手续。都是熟人，我自然不能爽约。
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我一直东一枪西一枪地打着“野宿”，在父母和朋友家来回游窜。我单身而且做着警察，这是允许我“野”在外面绝佳的掩护，既不用报告行程，也不会受到指责，任何人询问起来我只要说“在工作”就能打发。
唯一需要考验的倒是我自己，屈指算来，先前的女朋友林慕离开我已经446天了。这其中的感觉，就像脚底下的一个蚊子包，不挠，它痒，挠它更痒。好在我身边并没有那种“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朋友。所有人都保持着缄默，仿佛那件事从来没发生过一样，任由我的伤口自动结痂剥落，然后再长出新鲜的皮肉。
趁着这段时间空闲，我提前把房屋买卖需要办的手续全都办齐全了，省得要用的时候抓瞎。另一方面，也给自己找点事儿做。
等待闫磊的消息是漫长的。我给他发过一条短信，把我们的推理发了过去，措辞谦逊，并希望能够得到他的证实。口气一旦好了，闫磊也客气起来，回了“会尽量办案”之类的话。但此后数天，一直没有消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用心去查，也不好过多逼问，只能坐等消息，偶尔上上网，看看那边案子的进展。
意想不到的是，关于案子进展的报道，并不是循序渐进进行的，而是某天突然呈井喷态势，而且还不是案子有了眉目，恰恰相反，是我们在林子里被李舒然耍得团团转的细节被公布到了网上，而且还都是一些官方媒体的报道。除此之外，我们去往j市的目的也有所谈及，于是差不多已经淡出人们视野的当年的那起大悬案再次曝光。
这显然不合常理，当年的凶手如果还留在j市，一定能够得知我们重新调查他的信息，这只会让他藏匿得更深。
我想起来张凡双有个同学在《新报》工作，会不会是她无意中透露了消息？后来证明是我想多了，是j市公安局那边自己出了问题。想想也是，如此详细的报道，没有相关部门肯定，单凭一个地方报刊的主编，是万万做不了主擅自发的。
这事儿说起来有点儿复杂，概括起来，j市的警方起初想尝试利用媒体的力量，来协助侦破此案，但没有作好规划，这一松口，到了基层就被民警认为可以向公众宣布一些细节。事情总是一步步变糟的，由于没有统一口径，加之记者编辑总有这样那样的门道，或公或私套着知情者嘴里的话，于是事态就越演越糟，简直可以用失控来形容这次媒体事故。
闫磊一定处于风口浪尖中，我中间忍不住和他通过几次电话，自然没什么消息。按他的说法，查过了，但是没什么收获，言外之意我们的判断并不正确。他说这话的时候有些敷衍，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他们仍然并不希望我们介入。
我等着有更好的消息传来，但都落空了，只是每天百无聊赖地过着。其间却发生了另一件奇怪的事情。
那天中午我到单位门口的超市买面包，在冷柜的前面拿着我想要的物品，就是那个声音让我心潮澎湃。
“能不能给我换五个硬币？”
没错，这是个女声，却是和林慕的声音如此相似。我竖着耳朵仔细分辨。
“麻烦了！”她又说道。
我立即从一排货架中快步跑了出来。
这个女孩，身材、身高还有背影我是如此的熟悉，她穿着白色t恤、黑色牛仔裤，梳了个马尾辫，没有染色，头顶有个淡灰色的小发卡，这身打扮，竟然和林慕生前的习惯一模一样。我愣在那里，一度以为是自己的幻觉。
等我缓过神来，追出门去的时候，那个女孩已经消失得无影了。
“喂――”售货员狐疑看着拿着东西未付账却站在店门口的我。
“对不起。”我失望地回到柜台前。
“一定是自己太紧张了，一定是的。”我对自己说，“林慕已经死了，她们只是有点儿像而已。”我安慰着自己。
没想到，就是这个瞬间消失、酷似林慕的女孩，影响了以后事情的进展，只不过当时我一无所知。
这样平淡无奇地又过了许久，当我一切已经渐渐恢复正常的时候，事情却突如其来。我回到本市的半年之后，接到了闫磊的电话。
闫磊在电话里说：“上面希望你们能够来一趟。”
半年来我一直在琢磨着李舒然的动机和身份，巴不得能够再次和他对峙一回。所以接到闫磊电话的时候，我甚至有些兴奋，心想这回可不能再让那孙子从容地从我手里跑掉了。
可当我听完电话，居然是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不是李舒然，反倒是当年的大悬案凶手再次露出了踪迹。
我和周炳国、张凡双赶上了最后一班飞机飞往省城，以求最快的速度抵达j市。时隔半年，当我们再次来到j市，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j市公安局的车直接到了省城机场等着，这次不用再小心翼翼，闫磊亲自来接我们。闫磊我见过几次，不存在认错的可能。他40岁左右，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些，今天没有穿警服，黑色的夹克便衣，牛仔裤，依然板寸头，中等个子，国字脸，大致符合电视中正面形象的描述。
闫磊的声音嘶哑，说话时不停咽着唾沫，就像嗓子已经干涸，急需要滋润；他的身上充满了烟味，老远就能闻到一股疲惫焦灼的气息。我走上前去和他握手，他手上的力道紧了一下，然后迅速松弛下去，只是“点到为止”地向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仿佛要储存起为数不多的体力似的。
“局长说了，一定要把你们接到。”闫磊低沉着嗓音说道。这句话是关怀，可我听起来总不是滋味，不知道是热情，还是对我们不放心。
他身边的助手抢着要帮我们拿行李，张凡双率先谢绝了。
我原先以为张凡双会拒绝这次出行，没料到，接到电话之后她几乎想都没想就答应一同前往。
“几点的飞机？”这是她第一句问的话。
“行，我先洗个澡，我们11点机场见。”
总共两句话，就那么干脆利索地决定了行程。
我们三人随着闫磊上了车，因为有警徽标志，所以从地下车库的紧急通道出来，躲过了一次小高峰。15分钟之内有两架飞机降落，取车的旅客在收费口排起了队。
沿着机场公路上立交桥，直接可以拐上通往j市的高速公路，若不出意外，40分钟我们就能到达j市。
“死者是名女警。”在路上，闫磊向我们介绍着，“做文职的。”
“谁？”我小心翼翼地问着。
“我们宣传科的副科长，专案组专门负责媒体接洽的冯天天。”我倒吸了一口气，在车厢里沉默着。
闫磊又舒了口气，像是鼓足了很大的勇气：“就是那个人。更要命的是上面催得紧，你知道的，龙舟赛快要开始了。现在是倒计时，上面限令开赛前一定要破案，满打满算还有7天的时间，所以就把你们找来了。”
闫磊在作案现场提取到一枚指纹，把它输入电脑库，很“不幸”：正与当年凶手的指纹相符。虽说飞机上已经让我消化掉了部分这些突兀的事件，可我还是心情沉重。当年大悬案的凶手不会无缘无故地重出江湖，加之就在这个时间点上，有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如果不是我们重新调查此案，没有“媒体事故”打草惊蛇，凶手是否会继续销声匿迹，一直到永远呢？
这是一个两难的现状，没有人会出面指责我们不遗余力去深挖出十多年前的这桩大悬案；但也没有办法阻止别人有另外的想法，如果不是我多事，也许依然会太平如初。
车里依然保持着沉默，周炳国和张凡双自始至终没开口说过话，我瞥了他们一眼，周炳国蹙着眉头，张凡双把头靠在窗上，望着窗外。
40分钟后车进入j市。j市果然小，高速的闸口和上次我们从火车站走的那条线路不一样，可没走几公里，我就认出了上次也经过的八一广场，雕像还在，倒计时的牌子也在，只是上面的数字，现在改成了个位数，大大的“7”字旁，是倒数的时刻表，我看了看手表，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了。
到了市公安局，才发现会议室里挤满了专案组的民警和相关人等，闫磊说得没错，他们的压力显然不小。公安局局长就在会议室门口迎接我们。
“本来是应该让你们休息休息的，但案情实在是复杂，而且时间紧迫，几位受累了。小刘――”局长转过头对着走廊尽头吼着，一个年轻的脑袋露出来，“帮我把桌上的那条软中华拿来！”
“没事儿，应该的，都是为了工作。”周炳国得体地回答道。
直奔主题，我大致数了数，围在会议桌周围一共有20多个人，其中三分之一上次来的时候我已经见过了，每个人的面前都放着茶缸和烟，会议桌旁的垃圾桶里，方便面的盒子堆满而且已经溢出。
局长简要地介绍了我们三人，然后指了指对面的一位中年女性，说：“这是我们的法医杨静静，让她先谈谈情况。”她站起来向我们微笑，然后投入了案情介绍。
“死者死于本月8日，也就是前天凌晨，确切的时间在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杨静静的介绍把我的思路拉回到现场，“尸表特征主要有面呈青紫肿胀，有暗紫红色尸斑；眼球突出；解剖结果发现血液呈暗红色流动状；肺、右心和静脉系统高度淤血；浆膜和黏膜下点状出血；所以我们基本判定，死因是机械性窒息死……”
杨静静像宣读教科书一样，宣布着冯天天的死因。屏幕上的幻灯片亮了，杨静静摆弄着桌上的投影仪，边上有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小伙儿立马站起身弯腰帮助杨静静插电源连线。
我看见杨静静对他笑了笑，以示谢意。
“除此之外，还有局部暴力作用的征象，”她趁着照片还没有打开之前，接着说道，“前额左边3厘米处发现有瓣状创口，头骨凹陷性骨折，边缘无密集平行的骨裂缝，创口处有树皮残物。我们请教了植物专家，按其纹理初步判定是梧桐树干的残留；口鼻周围有苍白区，且歪斜扁平……”
这些术语我一知半解，我努力想要从其他的字面上去理解，在冯天天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通俗点儿说――”
就在杨静静说这话的当口，幕布上“吱嘎吱嘎”地闪了两下，然后一张现场的照片赫然出现在眼前。
尽管我作好了心理准备，但突然看见还是吓了一跳，胃部像被人突然捶打了一拳似的翻滚起来，我听见张凡双在我的身边不自禁地轻呀了一声。
很难分辨得出来，照片里的那个就是冯天天。她穿着粉红色棉睡衣，光着脚，手脚都被电线捆住了，最要命的是她的头上被缠绕着厚厚的一层黄色的东西，让她看起来就像顶着一个硕大的南瓜。她以一种很奇怪的姿势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看得出来是凶手刻意摆放的造型。
此时，照片切换到了另一张，是一张尸检后的人脸，口鼻等脸部凸起器官，已被挤压得不成样子，眼睛肿成一条缝，脸颊和额头皮肤已经不见了，露出模糊的血肉。我强抑着自己的厌恶情绪，张凡双已经把脸转向了别处。
“通俗点儿说，”杨静静继续解释道，“凶手进入房间之后，先用木棍击晕了受害者，然后捆住四肢，用60厘米黄色强力胶带紧紧绕在她头上，一共绕了9层，直接把她闷死的，我们尸检在撕下这些胶带时，发现它们已经和皮肤粘连在了一起，所以导致脸颊和额头总共约有20厘米的表皮被撕下。”
说完这些，所有人都沉默了下来，良久没有人开口说话，隔了一会儿局长率先起了个头：“大家各抒己见。”
所有人都不说话，可我能够感觉到所有人都在等着我们发言，确切地说，我和张凡双只是陪衬，大伙儿在等着周炳国的意见。周炳国把身子往前探了探，大家都屏住了呼吸。
“过度残杀。”周炳国慢条斯理地说。
大家沉默，等着他接着往下讲，结果周炳国咳嗽了两声，什么都没解释，继续说道：“我们现在去现场看看。”
紧张的气氛中，有人长长舒了口气。
凌晨3点45分，我们驱车赶往案发现场。车在黑暗中疾行，车上依然沉默，周炳国用手电筒阅读勘察报告。
小区大门对面的一排早点摊，早起的摊主已经生火、和面，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当我们的警车驶过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上的活计，像行注目礼似的看着我们从他们的眼前驶过。事发之后，警察对当地群
张凡双早我两天回到本市。在j市的时候，我们在病房曾见过面，是我去看的她。她的外伤较我相比还要轻些，但心理上的创伤一定比我严重得多。李舒然从泥潭里拉出她之后，就把她蒙上眼绑在树上，在此之前，她知道我对李舒然就是嫌疑人的猜测。
试想一下，一个年轻女子被绑在漆黑的丛林中，该是怎样的恐惧？她除了无助地呼唤我的名字，别无他法。而就在半小时前，她唯一可以求得帮助的人，却失信放弃了她。这也许是张凡双一生中最黑暗的阶段。我们在病房里见面的时候，她努力装出已恢复的样子，但我知道，她对我的信任感，也许这一生都不会再建立起来了。
原本她应和我一起回来，但她的男友闻讯之后，迅速赶回了国，在这个时候，她最需要的也许是恋人的安慰，所以提前两天出院，回到我所在的城市与男友相见。一想起此刻她没准儿正躺在男友的怀里，重塑安全感，我就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
回到我所在的城市之后我没有回家，而是在海军后勤部第二招待所住了一个星期，省得听母亲唠叨。
一周后的某天清晨，我被电话叫醒，看了看时间刚过6点，电话显示是周炳国，接起来之后，他问我恢复得怎么样了，休息了一个星期，什么时候能够开始工作。
“怎么了，难道有什么新发现？”
“新发现谈不上，昨天晚上我给j市公安局负责此案的闫磊打了个电话，那小子开始支支吾吾还不肯说，后来被我缠得没办法，才透露一些有关黄玉芬的信息，黄玉芬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没多久就离婚了，没有孩子；第二次嫁给了她所在医院的同事。确切地说都不能算是同事，只是个临时工，是当时他们医院停尸房的值班管理员，叫刘定伟，后来这个刘定伟辞职下了海，干起了运输公司。”
看来他并没有放弃，就在我休息的这几天里，他一直没有闲着，这个老顽童拥有和他年龄与身份极其不符的固执，想想也不可能就此罢休。
“那现在怎么办？”我背靠在墙上，从桌子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点上。
“这事还得你去比较合适，我在他们眼里怎么说也只是个教书匠，老是去缠着人家问东问西，名不正言不顺。”
“只能说试试。”我的手有点儿颤抖，周炳国没有把话说明，但什么意思早就不言而喻了。这个信息意味着什么我还是知道的，周炳国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
李舒然在对嫌疑人的分析中，曾说过他之所以停止屠杀是因为结婚，并且有了孩子；而李舒然和周炳国最初对嫌疑人的描述中，都包括“一定程度上了解身体构造，有一辆车”之类的描述；在树林里，黄玉芬曾说过她了解他，这么多信息单独看并不说明什么，可放在一起，可供联想的余地就实在太多了。
尽管内心激动，但还是不能把话说满。现在可是个很好的机会。如果李舒然就是老王，或是黄玉芬的丈夫刘定伟，那么就会有个很令人兴奋的可能――李舒然即是当年大悬案的凶手。
这个可能令一个明显的脉络浮出水面，能让所有的疑问都得到解释：
1当年李舒然大屠杀之后，从痛恨女人到爱上了黄玉芬，与她结婚生子，停止屠杀。
2在他们的儿子病逝之后，黄玉芬成了虐杀儿童的杀手，因为儿子的死，导致李舒然痛恨黄玉芬，所以有动机要杀了她。
3他本身就是凶手，所以格外关注警方对此案的态度，因而对我的行踪了如指掌。
4李舒然对黄玉芬，还有他自己再了解不过。正如周炳国所说，对于变态杀手，除非他自己想说，否则没人能够知道他在想什么。可李舒然说的都是自己的事儿，所以能够如此诡异，讲得又头头是道。
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些，根据以上推测，事件发展的脉络是有了，可是逻辑呢？李舒然为什么要自己在网上向我们说明他自己的人格和心理特征？为什么杀黄玉芬，要绕那么大个“圈子”，带着我们一块儿去谋杀现场？杀了黄玉芬之后，他为什么不杀我和张凡双？
逻辑说得通，但疑问举不胜举，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这其中有太多令人费解的东西。“教授――”我刚要开口和他探讨心中的疑惑，没想到被他打断。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想问的所有问题，我也一概不知道，”周炳国几乎用无赖的方式来回答我的这个问题，“但不管怎么说，直觉告诉我，那起大悬案，李舒然一伙儿还有黄玉芬，他们被一条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线索缠绕在了一起。至于这条线索究竟是什么，就要靠我们查了！”
尽管护士并不是紧俏炙手的行业，但作为女性，在婚姻天平的一端，这个职业还是能够增加砝码的，即使嫁得不理想，但也不至于委身于一个看尸体的临时工吧？这是我在去办公室的路上反复思考的问题。我接着前面的思路往下想。
我回忆着在树林子里，黄玉芬说了解李舒然的语气，没有一个女人对离婚的丈夫有那种错综复杂的感情。现在我已经不是一线警察了，不可能采取假设一种可能再通过细致的调查，来佐证这种假设成立与否的侦察模式。我只能想象，想象这种“可能”成立的话，李舒然会是怎样一种诡异的心理逻辑。
一个女人嫁给一个变“好”的变态杀手，然后自己就成为了变态杀手？这其中的概率有多大？我的脑子有点儿不够用了。在心理学的范畴有没有这样的研究结论？难道黄玉芬在潜意识里就有杀手的情愫，正是这些难以名状的气质才让她和李舒然彼此相互吸引？
如果黄玉芬自己不自首，不知道要过多久，警方才能发现这起深埋多年的案子。而李舒然做到了，他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除却以上，还有一个更要命的是，按照时髦的话来说，李舒然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有了同伙，起码多了一男两女，为数不少。那这些人又是谁？
第四章 变态者
8点15分，我到了办公室。一切和我走的时候没啥太大区别。从图书馆借回来的有关犯罪心理学的书已摞成了一摞。我用单位的电话，拨了j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电话，那边始终无人接听。
我有闫磊的手机号，但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了。为什么这样做，说出来其实挺矫情的。正如周炳国的顾虑一样，未经邀请，即使我也是警察，可莫名其妙地去插手别人的案子，总有越俎代庖之嫌。我不想显得过于急迫，所以一再忍住，等等吧，等他们回到办公室之后，再打电话聊聊。
我坐在电脑前百无聊赖。突然想到离案发过去已经有几天了，不知道网上会出现些什么新闻。我在百度上搜索，输入j市的名字，前三页跳出来的都是龙舟赛的新闻，一直到了第四页，才零零碎碎跳出些那个案子的消息。而且透露的信息很少，只有短短的几句话，说j市警方破获了一起深埋数年的杀人案，据调查疑与本市近年来多起婴幼儿失踪案有关，目前凶手已被击毙，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之中。
这些信息少得就像只是个陈述性的标题，对于我来说毫无用处。我关掉页面。
msn跳出了闪烁的人头，我在网监支队时候的同事小金子在找我说话，他问我在哪里。我说我已经回到了办公室。
“人没事儿吧？”
想必他已经知道我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事传起来很快，我不想过多地探讨这个话题，回复说：“你还说，要不是你，我用得着无家可归吗？”
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羞涩的卡通笑脸，打出这么一句话：“我同学马上就回国了，正好不巧，他一回来我就催着他办交易。”
我说了声好，然后没再回他。
9点之后，刑警大队办公室有个小姑娘接了电话，之后，我几乎每隔45分钟都要问一下闫磊有没有出现场回来。
“你直接打他手机吧！”小姑娘不耐烦的语气，让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最终还是拨了闫磊的手机。听声音他是在大街上，背景里传来了汽车的鸣笛和隐隐约约的小贩的叫卖声。
“黄玉芬的丈夫确实做过停尸房的看守员，也开过长途车，”在得知我的意图之后，闫磊大方地把调查结果告诉了我，并接着说道，“我已经听说了，你们那儿有个叫周炳国的人给我打过电话，我们也谈过，说是通过心理分析是吧？”
“对对，有这个可能。”我听着。
“我们去查了，不可能的，黄玉芬的前夫刘定伟出车祸在两年前就已经残废了，和你提供的素描画像不是同一个人，他现在正躺在一个福利院里，而且最重要的是，指纹比对不符合。”
“啊？！”我在电话里愣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这个消息就像一盆冷水突然浇灭了我的热情，“会不会你们调查得不仔细？”这个答案等于宣布我们所有的猜想都不成立。
“什么？”闫磊的口气有些不悦。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把黄玉芬丈夫的情况发份传真给我？”我还是不死心。
“这个不方便！”闫磊的语气突然生硬，我后悔自己脱口而出的话否定了他们的工作，可一时之间又不知道怎么挽回。
“我觉得还是应该再调查调查！”我仍然做着最后的努力。
这回轮到他愣住了，闫磊可能没想到我会锲而不舍，他强忍火气喷了一句：“为什么？”
“因为――”我一下子语塞，突然对着电话大喊起来，“杀黄玉芬只是个开始！”
电话那头沉默了。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突然冒出这样的结论。我承认有些意气用事。这个有点儿赌气而草率的结论，其实一点儿依据也没有。只是种感觉，突然一下被打击后的应激反应。
我跟周炳国通报了闫磊那边的情况，说到一半他就打断了我：“先别管李舒然是不是悬案凶手，我们之前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
因为出了我这档子事儿，周炳国这几天又仔细看了案宗，按照他的推理，有个先前没注意到的问题被他发现了。其实不能算是发现，事实在那儿摆着，一直没有人朝那方面去想。
凶手在最初杀人的过程中侮辱女人尸体，之后开始肢解，一直到那个8岁女童案子，然后就再没出现过侮辱肢解尸体的行为，这其中其实也是有问题的。
我不太了解他的意思，嘟囔着说：“这不是说明他变态嘛！”
“不仅仅是变态的问题，”周炳国解释道，“我又重新研究了案宗，结合那个叫什么李舒然的发给你的分析，你还记得他说什么来着，最初的动机？”
“嗯，”我当然记得，“李舒然说最初的动机是因为愤怒，他的意思是屠杀让他消除了这种愤怒感。”
“没错，那他为什么要恨女性呢？”
“他的童年有个让他憎恨的女人，又是个性无能，然后迁怒于人。”我脱口而出。
“这只是本质，总有诱因让他爆发出来。”
“都说了他是性无能，怎么能够爱上一个女人呢？”我突然领悟过来，嫌疑人一系列屠杀行为，前后的变化是后来有了强奸行为。“他在自己给自己治疗性无能。”我差点儿没叫出来。
“没错。他之所以开始肢解尸体，是因为他用带回来的那些器官治疗自己的性无能。我想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因为愤怒，他杀害了第一名女性，杀人后发现了自己从来没有过的性冲动，所以导致他接连杀戮下去的动力，一直到那个8岁的小女孩。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幼女性侵犯的特征吗？”
我当然记得，除却少部分寻求刺激的，大部分幼女性侵害者其实都是老人或者性功能障碍者，因为他们在正常的女性面前提不起自信。
周炳国这么一提醒，我觉得这事绝对靠谱。“到小女孩那次，他已经自己治疗得快成功了。”周炳国下了结论。
没错，之后的两次凶手恢复了性功能，也恢复了信心，所以就没有肢解侮辱尸体的心理动机。这孙子在拿女人做实验。
这样来分析，李舒然的逻辑在于，一个男人恢复性功能，恢复了信心，所以就迫不及待地去实现男人的应有身份――丈夫，所以他结婚了，彻底恢复性功能后，也就停止了杀人。
我捋清了当中的脉络，这还真是出人意料，他把那些器官带回去做什么用呢，难道是做人体模型？
“我不知道。”周炳国也想不出究竟细节是什么。
“接下来怎么办？”我问。
“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得让闫磊去医院的男性病科室去问问，既然他有恢复性能力的欲望，没有理由不怀疑他曾经去医院就过诊。”周炳国说。
可信任或不信任往往都是从点点滴滴中建立起来的。这个道理说起来谁都明白，但是真正做起来，有时候并不完全取决于态度。犯罪心理画像是个主观性很强的技术工作，所有的推测――坦率地说――在最后被证实准确与否之前，谁也不可能保证其命中率有多高。况且j市的狼狈之行，加上“李舒然即是刘定伟”的判断错误，这两个“致命伤”已经不是细枝末节的小问题了，就是换成我，也会对这些建议的重视程度越来越打折扣。
我给闫磊拨打了电话，并按下免提，电话背景的杂音喧嚣得很。“待会儿打给你，我在外面抓人。”然后他不由分说挂了电话。
闫磊刑警的作风，让这次拒绝显得干脆、生硬。我的嘴刚张到一半，望着“嘟嘟”作响的手机，甚至还没来得及打完招呼，就被撂了电话。这种“热脸孔贴冷屁股”的尴尬，着实让人难堪。
“他们真是忙！”周炳国没话找话地说着。
“是啊是啊！”我赶忙说。当头一盆冷水，反而让我们突然冷静下来，也不像先前那样兴奋了。我说道：“您先回去吧，我在这儿盯着。”我说话的口气尽量让这个理由显得合理。
他看看我，意思是说，我们在这瞎起劲儿是没有用的，那边的警察压根儿没把我们当回事儿。他微微叹了口气，然后站起身来说道：“好吧。”
我把周炳国送下楼，马路上的车多了起来，临近上班时间，我站在路边让周炳国坐在门卫室里，拦了好一会儿，才有一辆空的士滑到我的面前。我把周炳国送上车，然后付了车钱，看着出租车拐出我的视线。送走周炳国之后，我每过五分钟就会下意识瞅一眼手机，看有没有错过的电话，闫磊一直没打过来。
最近我在出售自己的房子，一套老式公房的两室一厅，原来是要结婚用的。但自从一年前未婚妻林慕去世之后，不仅没结成婚，而且在那屋子里我很难有踏实的睡眠。这也是我为什么宁愿花钱住在宾馆也不回家的原因。
我在网监支队时那个同事小金子，他同学看中了我这套房子。小金子的同学被公司委派去日本做三个月的项目，出国之前，一再保证回国之后立马交钱办手续。都是熟人，我自然不能爽约。
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我一直东一枪西一枪地打着“野宿”，在父母和朋友家来回游窜。我单身而且做着警察，这是允许我“野”在外面绝佳的掩护，既不用报告行程，也不会受到指责，任何人询问起来我只要说“在工作”就能打发。
唯一需要考验的倒是我自己，屈指算来，先前的女朋友林慕离开我已经446天了。这其中的感觉，就像脚底下的一个蚊子包，不挠，它痒，挠它更痒。好在我身边并没有那种“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朋友。所有人都保持着缄默，仿佛那件事从来没发生过一样，任由我的伤口自动结痂剥落，然后再长出新鲜的皮肉。
趁着这段时间空闲，我提前把房屋买卖需要办的手续全都办齐全了，省得要用的时候抓瞎。另一方面，也给自己找点事儿做。
等待闫磊的消息是漫长的。我给他发过一条短信，把我们的推理发了过去，措辞谦逊，并希望能够得到他的证实。口气一旦好了，闫磊也客气起来，回了“会尽量办案”之类的话。但此后数天，一直没有消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用心去查，也不好过多逼问，只能坐等消息，偶尔上上网，看看那边案子的进展。
意想不到的是，关于案子进展的报道，并不是循序渐进进行的，而是某天突然呈井喷态势，而且还不是案子有了眉目，恰恰相反，是我们在林子里被李舒然耍得团团转的细节被公布到了网上，而且还都是一些官方媒体的报道。除此之外，我们去往j市的目的也有所谈及，于是差不多已经淡出人们视野的当年的那起大悬案再次曝光。
这显然不合常理，当年的凶手如果还留在j市，一定能够得知我们重新调查他的信息，这只会让他藏匿得更深。
我想起来张凡双有个同学在《新报》工作，会不会是她无意中透露了消息？后来证明是我想多了，是j市公安局那边自己出了问题。想想也是，如此详细的报道，没有相关部门肯定，单凭一个地方报刊的主编，是万万做不了主擅自发的。
这事儿说起来有点儿复杂，概括起来，j市的警方起初想尝试利用媒体的力量，来协助侦破此案，但没有作好规划，这一松口，到了基层就被民警认为可以向公众宣布一些细节。事情总是一步步变糟的，由于没有统一口径，加之记者编辑总有这样那样的门道，或公或私套着知情者嘴里的话，于是事态就越演越糟，简直可以用失控来形容这次媒体事故。
闫磊一定处于风口浪尖中，我中间忍不住和他通过几次电话，自然没什么消息。按他的说法，查过了，但是没什么收获，言外之意我们的判断并不正确。他说这话的时候有些敷衍，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他们仍然并不希望我们介入。
我等着有更好的消息传来，但都落空了，只是每天百无聊赖地过着。其间却发生了另一件奇怪的事情。
那天中午我到单位门口的超市买面包，在冷柜的前面拿着我想要的物品，就是那个声音让我心潮澎湃。
“能不能给我换五个硬币？”
没错，这是个女声，却是和林慕的声音如此相似。我竖着耳朵仔细分辨。
“麻烦了！”她又说道。
我立即从一排货架中快步跑了出来。
这个女孩，身材、身高还有背影我是如此的熟悉，她穿着白色t恤、黑色牛仔裤，梳了个马尾辫，没有染色，头顶有个淡灰色的小发卡，这身打扮，竟然和林慕生前的习惯一模一样。我愣在那里，一度以为是自己的幻觉。
等我缓过神来，追出门去的时候，那个女孩已经消失得无影了。
“喂――”售货员狐疑看着拿着东西未付账却站在店门口的我。
“对不起。”我失望地回到柜台前。
“一定是自己太紧张了，一定是的。”我对自己说，“林慕已经死了，她们只是有点儿像而已。”我安慰着自己。
没想到，就是这个瞬间消失、酷似林慕的女孩，影响了以后事情的进展，只不过当时我一无所知。
这样平淡无奇地又过了许久，当我一切已经渐渐恢复正常的时候，事情却突如其来。我回到本市的半年之后，接到了闫磊的电话。
闫磊在电话里说：“上面希望你们能够来一趟。”
半年来我一直在琢磨着李舒然的动机和身份，巴不得能够再次和他对峙一回。所以接到闫磊电话的时候，我甚至有些兴奋，心想这回可不能再让那孙子从容地从我手里跑掉了。
可当我听完电话，居然是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不是李舒然，反倒是当年的大悬案凶手再次露出了踪迹。
我和周炳国、张凡双赶上了最后一班飞机飞往省城，以求最快的速度抵达j市。时隔半年，当我们再次来到j市，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j市公安局的车直接到了省城机场等着，这次不用再小心翼翼，闫磊亲自来接我们。闫磊我见过几次，不存在认错的可能。他40岁左右，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些，今天没有穿警服，黑色的夹克便衣，牛仔裤，依然板寸头，中等个子，国字脸，大致符合电视中正面形象的描述。
闫磊的声音嘶哑，说话时不停咽着唾沫，就像嗓子已经干涸，急需要滋润；他的身上充满了烟味，老远就能闻到一股疲惫焦灼的气息。我走上前去和他握手，他手上的力道紧了一下，然后迅速松弛下去，只是“点到为止”地向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仿佛要储存起为数不多的体力似的。
“局长说了，一定要把你们接到。”闫磊低沉着嗓音说道。这句话是关怀，可我听起来总不是滋味，不知道是热情，还是对我们不放心。
他身边的助手抢着要帮我们拿行李，张凡双率先谢绝了。
我原先以为张凡双会拒绝这次出行，没料到，接到电话之后她几乎想都没想就答应一同前往。
“几点的飞机？”这是她第一句问的话。
“行，我先洗个澡，我们11点机场见。”
总共两句话，就那么干脆利索地决定了行程。
我们三人随着闫磊上了车，因为有警徽标志，所以从地下车库的紧急通道出来，躲过了一次小高峰。15分钟之内有两架飞机降落，取车的旅客在收费口排起了队。
沿着机场公路上立交桥，直接可以拐上通往j市的高速公路，若不出意外，40分钟我们就能到达j市。
“死者是名女警。”在路上，闫磊向我们介绍着，“做文职的。”
“谁？”我小心翼翼地问着。
“我们宣传科的副科长，专案组专门负责媒体接洽的冯天天。”我倒吸了一口气，在车厢里沉默着。
闫磊又舒了口气，像是鼓足了很大的勇气：“就是那个人。更要命的是上面催得紧，你知道的，龙舟赛快要开始了。现在是倒计时，上面限令开赛前一定要破案，满打满算还有7天的时间，所以就把你们找来了。”
闫磊在作案现场提取到一枚指纹，把它输入电脑库，很“不幸”：正与当年凶手的指纹相符。虽说飞机上已经让我消化掉了部分这些突兀的事件，可我还是心情沉重。当年大悬案的凶手不会无缘无故地重出江湖，加之就在这个时间点上，有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如果不是我们重新调查此案，没有“媒体事故”打草惊蛇，凶手是否会继续销声匿迹，一直到永远呢？
这是一个两难的现状，没有人会出面指责我们不遗余力去深挖出十多年前的这桩大悬案；但也没有办法阻止别人有另外的想法，如果不是我多事，也许依然会太平如初。
车里依然保持着沉默，周炳国和张凡双自始至终没开口说过话，我瞥了他们一眼，周炳国蹙着眉头，张凡双把头靠在窗上，望着窗外。
40分钟后车进入j市。j市果然小，高速的闸口和上次我们从火车站走的那条线路不一样，可没走几公里，我就认出了上次也经过的八一广场，雕像还在，倒计时的牌子也在，只是上面的数字，现在改成了个位数，大大的“7”字旁，是倒数的时刻表，我看了看手表，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了。
到了市公安局，才发现会议室里挤满了专案组的民警和相关人等，闫磊说得没错，他们的压力显然不小。公安局局长就在会议室门口迎接我们。
“本来是应该让你们休息休息的，但案情实在是复杂，而且时间紧迫，几位受累了。小刘――”局长转过头对着走廊尽头吼着，一个年轻的脑袋露出来，“帮我把桌上的那条软中华拿来！”
“没事儿，应该的，都是为了工作。”周炳国得体地回答道。
直奔主题，我大致数了数，围在会议桌周围一共有20多个人，其中三分之一上次来的时候我已经见过了，每个人的面前都放着茶缸和烟，会议桌旁的垃圾桶里，方便面的盒子堆满而且已经溢出。
局长简要地介绍了我们三人，然后指了指对面的一位中年女性，说：“这是我们的法医杨静静，让她先谈谈情况。”她站起来向我们微笑，然后投入了案情介绍。
“死者死于本月8日，也就是前天凌晨，确切的时间在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杨静静的介绍把我的思路拉回到现场，“尸表特征主要有面呈青紫肿胀，有暗紫红色尸斑；眼球突出；解剖结果发现血液呈暗红色流动状；肺、右心和静脉系统高度淤血；浆膜和黏膜下点状出血；所以我们基本判定，死因是机械性窒息死……”
杨静静像宣读教科书一样，宣布着冯天天的死因。屏幕上的幻灯片亮了，杨静静摆弄着桌上的投影仪，边上有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小伙儿立马站起身弯腰帮助杨静静插电源连线。
我看见杨静静对他笑了笑，以示谢意。
“除此之外，还有局部暴力作用的征象，”她趁着照片还没有打开之前，接着说道，“前额左边3厘米处发现有瓣状创口，头骨凹陷性骨折，边缘无密集平行的骨裂缝，创口处有树皮残物。我们请教了植物专家，按其纹理初步判定是梧桐树干的残留；口鼻周围有苍白区，且歪斜扁平……”
这些术语我一知半解，我努力想要从其他的字面上去理解，在冯天天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通俗点儿说――”
就在杨静静说这话的当口，幕布上“吱嘎吱嘎”地闪了两下，然后一张现场的照片赫然出现在眼前。
尽管我作好了心理准备，但突然看见还是吓了一跳，胃部像被人突然捶打了一拳似的翻滚起来，我听见张凡双在我的身边不自禁地轻呀了一声。
很难分辨得出来，照片里的那个就是冯天天。她穿着粉红色棉睡衣，光着脚，手脚都被电线捆住了，最要命的是她的头上被缠绕着厚厚的一层黄色的东西，让她看起来就像顶着一个硕大的南瓜。她以一种很奇怪的姿势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看得出来是凶手刻意摆放的造型。
此时，照片切换到了另一张，是一张尸检后的人脸，口鼻等脸部凸起器官，已被挤压得不成样子，眼睛肿成一条缝，脸颊和额头皮肤已经不见了，露出模糊的血肉。我强抑着自己的厌恶情绪，张凡双已经把脸转向了别处。
“通俗点儿说，”杨静静继续解释道，“凶手进入房间之后，先用木棍击晕了受害者，然后捆住四肢，用60厘米黄色强力胶带紧紧绕在她头上，一共绕了9层，直接把她闷死的，我们尸检在撕下这些胶带时，发现它们已经和皮肤粘连在了一起，所以导致脸颊和额头总共约有20厘米的表皮被撕下。”
说完这些，所有人都沉默了下来，良久没有人开口说话，隔了一会儿局长率先起了个头：“大家各抒己见。”
所有人都不说话，可我能够感觉到所有人都在等着我们发言，确切地说，我和张凡双只是陪衬，大伙儿在等着周炳国的意见。周炳国把身子往前探了探，大家都屏住了呼吸。
“过度残杀。”周炳国慢条斯理地说。
大家沉默，等着他接着往下讲，结果周炳国咳嗽了两声，什么都没解释，继续说道：“我们现在去现场看看。”
紧张的气氛中，有人长长舒了口气。
凌晨3点45分，我们驱车赶往案发现场。车在黑暗中疾行，车上依然沉默，周炳国用手电筒阅读勘察报告。
小区大门对面的一排早点摊，早起的摊主已经生火、和面，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当我们的警车驶过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上的活计，像行注目礼似的看着我们从他们的眼前驶过。事发之后，警察对当地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