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修复重建起来不久的城关巍然屹立，折字大纛在漫天黄土中烈烈抖动，给略显低矮的土黄色的关墙增加了几许摄人威势。
对于不挂李文革自家的将旗却挂折家的旗号，沈宸等军官是颇有些意见的，对此李文革一笑置之。在他看来，多方面迷惑党项人，使定难军不知道关中虚实，更加不知道折家出兵的兵力军情，这远比他个人的名声和颜面来得重要得多。敌人越是不知道芦子关的虚实，军事上就越会谨慎小心，部署上也就会越迟缓保守。自己的部队里大多是入伍还不到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时间较短，心理培养时间也过短，因此对于从此要面对定难军庞大军事压力的前营士兵来说，每多一天的训练时间就多出了一层在战场上保住性命的可能，因此无论采用什么办法，李文革都无所谓，主旨是在拓跋家骑兵杀到关口之前，能拖多久便拖多久。
高绍元的路还没有开始修，大路两边已经堆满了民夫们从各处搜集搬运来的各色石块，但是因为工具还没有到位，因此修路工程还不能正式展开。
陈哲的商队已经出关了，临出关前李文革命自延州城中请来的画师为每个出关的人都画了像，并在画像上标示了姓名。等到陈哲返回之时，这些人要一个个对号进行审查的，芦子关毕竟是个军事单位，李文革可不想让这块自己镇守的一亩三分地变成细作和探子的往来通道走廊。
自关中沙苑监购买的第一批七十匹马已经运抵芦子关，前营的核心丙队以及各队的什长伍长们每天都要进行长约一个时辰的马术训练。这种训练目前还是最基础的，并不涉及甚么高难度的马上动作。李文革也没打算把这些人最终全部训练成骑兵——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骑兵的培养第一条便是年龄限制，年龄过大的人身体器官发育都已经基本定型，勉强把马匹当作一种交通工具还行，但是要想像小伙子一样最终实现骑马射箭的梦想就比较困难了。像匈奴、突厥、契丹、党项这些游牧民族的优势便是骑射技术从娃娃抓起，每个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习惯在马背上生活了，因此在成年后其骑射技术与半路出家的汉族骑兵绝对不可同日而语。
有人说这些少数民族是天生的骑兵，其实这话也不准确，虽说这里面不乏有基因遗传的因素，但是这些少数民族的娃娃如果从生下来这一辈子便只能在地上爬，连马缰都摸不着的话，就算再天才的家伙也不可能成为优秀的骑兵。
因此细封敏达的斥候队目前的二十名士兵基本上年龄分布在十六岁到十八岁之间，虽然细封敏达认为这个年龄也有些晚，但是李文革却觉得正合适，让尚未成年的小孩子练习骑马，李文革认为是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
因为驻守芦子关是为了和党项人打仗，因此李文革曾经向细封敏达表示他不用跟来，留在丰林山练兵即可。对此细封敏达只是轻轻“哼”了一声却没有表态。结果在队伍开拔当天，大队还没有集合完毕，这个党项鹞子率领的斥候队二十名士兵便已经在寨门外背着背包行囊列队等待出发了。一路上细封敏达自己步行，却让年轻的骑兵们轮番骑着当时队中仅有的五匹马在队列前方十里范围内进行斥候警戒，并利用大队休息的时间现场说法给这些骑兵新手讲解做斥候的基础知识。
作为斥候，绝不是会骑马射箭那么简单的。一个斥候必须通晓关于侦查技巧、天气地理、文字图书、旗号金鼓等等多方面的综合知识，在掌握了这些知识之后，还要经过长时间的侦查训练和实战考验，一个没有作战经验的斥候是绝不可能有效完成任务的。
目前对于这些还略显稚嫩的前营斥候们而言，最困难的并不是如何控制马速和在马上两手撒手纯以双腿控马，而是细封敏达教习的党项话这门外语以及李文革教习的识字课。
为了实现情报讯息的相对保密，李文革没有请人来教习军官这个年代的通用文字，而是开始在军官团队中普及自己那个时代的简化字，在李文革看来，这些学生识字的时间太晚了些，过于复杂的繁体字不要说对他们，就是对自己这个现代人都显得过于难学了。李文革目前的繁体字水平还仅仅停留在阅读水准上，让他写保证一塌糊涂，就这点底子还是他当年苦读那些古人的碑文石刻时打下的。相对于繁体字，简化字的笔画相对较少，更容易接受一些，而这些似是而非的文字即使落在最有学问的饱学鸿儒手中要想完全对上号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另外，李文革果断地在部队文化课中引入了阿拉伯数字的概念，并规定日后所有的军情文书当中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这样即使情报文书被敌人截获，谅这个时代的少数民族或者军方人士也弄不明白这些鬼画符的玩意究竟代表什么含义。
由于情报人才的缺乏，李文革在前营中设置的情治参军一职暂时由他自己兼任，他在军中建立起了一套极为简单的密码文字体系，按照天干地支进行跳字排列阅读，每份情报均用两个阿拉伯数字确定天干地支所跳字数，而后根据规则进行编译。这种密码一旦有己方情治军官被俘就会失效，不过李文革认为，以党项人目前的文化水平以及不喜欢留俘虏的坏习惯，这套体系失效不会是眼前的事情；以后他会发展更加严密的密码体系，如果可能，李文革甚至想在未来培养一批英语人才……
不管他这个想法是否切实际，这都不是目前要操心的事情，目前能够让眼前的这些受培训人员将识字率提高到两百以上便已经是个奇迹了，李文革估计这个进程至少需要一年，在这期间他所有的军情传递还必须依赖于口口相传的固有模式。
修缮芦子关花费了十多天时间，李文革知道自己的时间很紧张，党项人不可能眼看着他将城关修成铜墙铁壁，因此半扇被毁掉的城关几乎是用一堆大致整齐的石块堆砌起来的，最后用泥土和水封好之后，表面上暂时还算过得去，不过这种关墙是万万抵不住攻城槌之类的重武器打击的，哪怕是吨位稍高一点抛车都能对其造成严重威胁。
李文革猜测，党项人游牧惯了，习惯骑兵野外作战，基本上没打过什么攻城战，这些重武器即便有也大概从来没有使用过。不过为了防备万一，他还是在修缮城关时做了些预防措施。
土石结构的关墙上被挖出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孔洞，这些孔洞有的平直有的自上向下自内向外倾斜，分为喇叭形孔和直孔两种，直孔内侧平时是用石块封死，其粗细宽度内外基本相同，是为了向外投掷石块火球威慑摧毁敌军抵近城关部队的攻击所用，而喇叭孔则内窄外宽，主要适用于军官观测城外敌军动向所用。
李文革虽然也保留了城墙垛口，但是他并不准备让自己的士兵从这些垛口向下俯视攻击敌军，对于骑射功夫一流的党项人而言，将头部或者身体伸出垛口的守军是很好的靶子，李文革的兵力有限，他不想让自己的守卫力量在这种远距攻击中被消耗掉。
对于习惯传统守城战的沈宸而言，李文革的很多防御布置都颇为怪异。
比如说李文革将关墙上的地面挖出了一横十二纵的沟壑，深约多半个人的身长，宽度大约能够并排站开三名士兵，这些沟壑的边缘一律被挖成了斜坡状。站在沟壑中的士兵站起身的话，其胸部恰好与关墙垛口的位置齐平。
在这些沟壑挖好之后，李文革的针对性刺杀训练令沈宸逐渐看出了些门道。
一个队的士兵以伍为单位部署在每一个垛口后面的沟壑里，其中伍长担任指挥，剩余的士兵两人一组被分为甲乙两组，当伍长发出“隐蔽”口令时，所有士兵均抱膝坐在沟壑里，当伍长发出“预备”口令时，甲组士兵立即跃起冲上斜坡，而乙组士兵则起身沿着纵向沟壑来到相对应的垛口前，两组士兵均双手持枪做出待刺姿式。直到伍长喊出“甲组，杀——”或“乙组，杀——”的口令之后便一正一斜地刺出手中木枪。
同组士兵手中的木枪所刺方向不同，其中一名士兵刺击的是正面，而另外一个士兵刺击的却是左下角部位，而且刺击方向倾斜。
这几个口令相当简单，但是练习起来却并不容易，对伍长的心态和判断力以及士兵的反应力和辨别力是个极大的考验。
一开始的时候仅仅是训练士兵的反应速度，因此倒还费得力气不大，只训练了短短五天，四个队的士兵便已经基本上能够做到在听到命令后迅即反应，从伍长发令到士兵进入战斗位置不超过喘一口气的功夫。
但是用草人进入实战阶段之后，问题就来了。
首先是口令问题，因为各伍口令基本相同，而相聚距离又过近，因此最后的刺杀命令往往相互混淆，经常是某伍的伍长喊出一声命令后几乎全队的士兵一起刺出手中的木枪，而草人出现在城头的几率却是随机的，因此一次刺杀总有大部分士兵刺空。
这其实并不是伍长们的过错，而是设计口令之人的失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李文革对此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往复地进行这种训练。
于是伍长们开始自己想办法变通，他们要求士兵们不要理会最后的刺杀口令，而是专心地盯着城头，直到草人出现再刺出长枪。
这样一来又有新的问题产生，有一些紧张的士兵往往在草人刚刚露出一个头便急急忙忙刺出了木枪，结果当然是全部便刺空。另外，由于没有口令的指挥，两名士兵无法协调动作，往往是一个士兵已经刺出，而另一个士兵还在呆呆站立。
在一次又一次枯燥的重复训练中，伍长们终于逐渐理出了一个头绪，最终经过总结归纳，所有的什长伍长级军官统一了标准和规制，要求士兵们一律在草人的腰部露出城头的那一刹那刺出长枪。同时规定，负责正面攻击的士兵为基准士兵，即组长，侧面攻击的士兵以其动作为信号刺出手中的木枪，这样虽然导致侧翼的攻击比起正面的攻击慢了一线，但却并不足以影响刺杀效果。
而伍长们的指挥水平也在逐渐提高，城外举草人的“蓝军”部队在李文革的指挥下作出的一些假动作也被这些迅速成长起来的伍长们一一识破。
沈宸后来去询问李文革，最后的刺杀口令明明是画蛇添足的，为什么不能废除，还要保留。
李文革对此的回答只有一句话：“那不是喊给自己人听的，那是喊给敌人听的……”
要让士兵们对不同的口令形成不同的习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比如说总有那么几个士兵在听到那一声声“甲组，杀——”“乙组，杀——”的口令时条件反射地做出刺杀动作，于是他们的伍长便给这些士兵加码，经过近乎无比痛苦的训练，全营官兵终于做到了对这种迷惑性口令充耳不闻。
现代军队与古代军队最大的不同就是，古代军队只要求士兵无条件服从，而现代军队却要求士兵有自己的观察和判断能力。
这并不是说现代军队可以不服从命令，现代军队注重的是素质训练，每个士兵仅仅是力气大并不能够杀死敌人，只有在适当的时候攻击适当的地方才能够成功消灭敌人，而这个“适当的”一方面需要军官对作战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归纳，一方面需要士兵的临战观察与判断，二者缺一不可。
李文革并不想培养出一支如同提线木偶一样只会做机械动作的军队，这样的军队或许在阵列战当中能够很威风，但是在绝大多数作战环境中并不占优势，不会观察不会思考不会判断的士兵脱离了指挥官就会无所适从，或许这样的士兵可以打胜仗，但是面对败局却会全线崩溃。
李文革不止一次地在训练中强调白刃战的重要意义，强调的并不仅仅是勇气。未来战场上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作为什伍一级的基层军官的阵亡或者负伤在这个时代是很频繁的，如果一切都依赖长官的指挥，那么一个伍长死掉就会导致五名士兵丧失战斗力，李文革不想让这种情况出现在自己的部队里。
目前的训练还仅仅是最初步的，李文革的最终目的是将这些士兵训练成在战斗中不依靠基层军官命令便能够迅速进入状态对敌军士兵进行成建制攻击的强兵，除了严格的训练之外，这还需要血的经验和教训，芦子关，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练兵场所。
除了部署正面的防御战术之外，李文革对城关两翼的悬崖峭壁极不放心，两侧的山脉骑兵肯定是爬不上去的，但是只要下马徒步行进，党项人的弓箭手是有爬上去居高临下对城关上的守军造成远程打击威胁的。因此李文革加紧了修缮西侧小山上军寨的进程，并且严谨士兵们砍伐关外两侧山坡上的树木，那些都是掩护侧翼部队的天然屏障。
沈宸倒是认为侧翼的威胁不大，敌人的弓箭手不是猴子，城关前十余里范围内倒是也有一些低矮的丘陵可以攀爬上去，上次伏击细封敏达丙队的兵力就部署在这些丘陵上，但是城关两侧的山坡却都是又高又陡，在上面展开大兵力几乎不可能，而且即便爬上去向下进行弓箭射击也相对很困难。因为两边的坡度近乎是个直角，在山上面能够越过横生的树枝看清下面城关上的人已经很不容易了，稍不留神就会摔下来。历代延州镇守者在这里设关不是没有理由的，高耸的土门山就仿佛两扇大门，芦子关则是门闩。
然而李文革仍不放心，在他看来黄土高原上的这种所谓险地比起川中的山峦简直连土包都算不上，其某些地方的险要程度连太行山都不如，不在两翼部属一些兵力实在是不能放心。
沈宸更担心的是四周山脉中存有某些不为人知的小路，若是被党项骑兵从这些小径绕过芦子关切断了后路和补给线就很麻烦了。不过经过多日打探，沈宸发现这些小路倒不是没有，但是都是些绝对不能令马匹通行又险又窄的山路，还有一些河流溪水纵横其间，若非常年在此居住的山里人，任谁也不可能健步如飞地在这种山间小道上安心行走。
就算党项人下马绕道，从这些小道绕过芦子关出现在延州境内，没有二十天到一个月的时间是决不可能的。人马越多需要的时间越长，一百人规模的部队需要一个月的话，一千人的队伍则最少需要两个月，有这时间，早够党项骑兵在延州境内兜个***打一个来回的了。
最关键的是，这些游牧民族，是没有翻山越岭的习惯的。
加固城关和训练守城的工作按部就班地进行着，骑兵斥候小队也在紧张地训练，如今已经能够执行一些十分简单的任务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陈哲的商队自定难军地界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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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点事，晚了，还是厚颜拉票，晚上二更
对于不挂李文革自家的将旗却挂折家的旗号，沈宸等军官是颇有些意见的，对此李文革一笑置之。在他看来，多方面迷惑党项人，使定难军不知道关中虚实，更加不知道折家出兵的兵力军情，这远比他个人的名声和颜面来得重要得多。敌人越是不知道芦子关的虚实，军事上就越会谨慎小心，部署上也就会越迟缓保守。自己的部队里大多是入伍还不到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时间较短，心理培养时间也过短，因此对于从此要面对定难军庞大军事压力的前营士兵来说，每多一天的训练时间就多出了一层在战场上保住性命的可能，因此无论采用什么办法，李文革都无所谓，主旨是在拓跋家骑兵杀到关口之前，能拖多久便拖多久。
高绍元的路还没有开始修，大路两边已经堆满了民夫们从各处搜集搬运来的各色石块，但是因为工具还没有到位，因此修路工程还不能正式展开。
陈哲的商队已经出关了，临出关前李文革命自延州城中请来的画师为每个出关的人都画了像，并在画像上标示了姓名。等到陈哲返回之时，这些人要一个个对号进行审查的，芦子关毕竟是个军事单位，李文革可不想让这块自己镇守的一亩三分地变成细作和探子的往来通道走廊。
自关中沙苑监购买的第一批七十匹马已经运抵芦子关，前营的核心丙队以及各队的什长伍长们每天都要进行长约一个时辰的马术训练。这种训练目前还是最基础的，并不涉及甚么高难度的马上动作。李文革也没打算把这些人最终全部训练成骑兵——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骑兵的培养第一条便是年龄限制，年龄过大的人身体器官发育都已经基本定型，勉强把马匹当作一种交通工具还行，但是要想像小伙子一样最终实现骑马射箭的梦想就比较困难了。像匈奴、突厥、契丹、党项这些游牧民族的优势便是骑射技术从娃娃抓起，每个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习惯在马背上生活了，因此在成年后其骑射技术与半路出家的汉族骑兵绝对不可同日而语。
有人说这些少数民族是天生的骑兵，其实这话也不准确，虽说这里面不乏有基因遗传的因素，但是这些少数民族的娃娃如果从生下来这一辈子便只能在地上爬，连马缰都摸不着的话，就算再天才的家伙也不可能成为优秀的骑兵。
因此细封敏达的斥候队目前的二十名士兵基本上年龄分布在十六岁到十八岁之间，虽然细封敏达认为这个年龄也有些晚，但是李文革却觉得正合适，让尚未成年的小孩子练习骑马，李文革认为是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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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斥候，绝不是会骑马射箭那么简单的。一个斥候必须通晓关于侦查技巧、天气地理、文字图书、旗号金鼓等等多方面的综合知识，在掌握了这些知识之后，还要经过长时间的侦查训练和实战考验，一个没有作战经验的斥候是绝不可能有效完成任务的。
目前对于这些还略显稚嫩的前营斥候们而言，最困难的并不是如何控制马速和在马上两手撒手纯以双腿控马，而是细封敏达教习的党项话这门外语以及李文革教习的识字课。
为了实现情报讯息的相对保密，李文革没有请人来教习军官这个年代的通用文字，而是开始在军官团队中普及自己那个时代的简化字，在李文革看来，这些学生识字的时间太晚了些，过于复杂的繁体字不要说对他们，就是对自己这个现代人都显得过于难学了。李文革目前的繁体字水平还仅仅停留在阅读水准上，让他写保证一塌糊涂，就这点底子还是他当年苦读那些古人的碑文石刻时打下的。相对于繁体字，简化字的笔画相对较少，更容易接受一些，而这些似是而非的文字即使落在最有学问的饱学鸿儒手中要想完全对上号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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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芦子关花费了十多天时间，李文革知道自己的时间很紧张，党项人不可能眼看着他将城关修成铜墙铁壁，因此半扇被毁掉的城关几乎是用一堆大致整齐的石块堆砌起来的，最后用泥土和水封好之后，表面上暂时还算过得去，不过这种关墙是万万抵不住攻城槌之类的重武器打击的，哪怕是吨位稍高一点抛车都能对其造成严重威胁。
李文革猜测，党项人游牧惯了，习惯骑兵野外作战，基本上没打过什么攻城战，这些重武器即便有也大概从来没有使用过。不过为了防备万一，他还是在修缮城关时做了些预防措施。
土石结构的关墙上被挖出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孔洞，这些孔洞有的平直有的自上向下自内向外倾斜，分为喇叭形孔和直孔两种，直孔内侧平时是用石块封死，其粗细宽度内外基本相同，是为了向外投掷石块火球威慑摧毁敌军抵近城关部队的攻击所用，而喇叭孔则内窄外宽，主要适用于军官观测城外敌军动向所用。
李文革虽然也保留了城墙垛口，但是他并不准备让自己的士兵从这些垛口向下俯视攻击敌军，对于骑射功夫一流的党项人而言，将头部或者身体伸出垛口的守军是很好的靶子，李文革的兵力有限，他不想让自己的守卫力量在这种远距攻击中被消耗掉。
对于习惯传统守城战的沈宸而言，李文革的很多防御布置都颇为怪异。
比如说李文革将关墙上的地面挖出了一横十二纵的沟壑，深约多半个人的身长，宽度大约能够并排站开三名士兵，这些沟壑的边缘一律被挖成了斜坡状。站在沟壑中的士兵站起身的话，其胸部恰好与关墙垛口的位置齐平。
在这些沟壑挖好之后，李文革的针对性刺杀训练令沈宸逐渐看出了些门道。
一个队的士兵以伍为单位部署在每一个垛口后面的沟壑里，其中伍长担任指挥，剩余的士兵两人一组被分为甲乙两组，当伍长发出“隐蔽”口令时，所有士兵均抱膝坐在沟壑里，当伍长发出“预备”口令时，甲组士兵立即跃起冲上斜坡，而乙组士兵则起身沿着纵向沟壑来到相对应的垛口前，两组士兵均双手持枪做出待刺姿式。直到伍长喊出“甲组，杀——”或“乙组，杀——”的口令之后便一正一斜地刺出手中木枪。
同组士兵手中的木枪所刺方向不同，其中一名士兵刺击的是正面，而另外一个士兵刺击的却是左下角部位，而且刺击方向倾斜。
这几个口令相当简单，但是练习起来却并不容易，对伍长的心态和判断力以及士兵的反应力和辨别力是个极大的考验。
一开始的时候仅仅是训练士兵的反应速度，因此倒还费得力气不大，只训练了短短五天，四个队的士兵便已经基本上能够做到在听到命令后迅即反应，从伍长发令到士兵进入战斗位置不超过喘一口气的功夫。
但是用草人进入实战阶段之后，问题就来了。
首先是口令问题，因为各伍口令基本相同，而相聚距离又过近，因此最后的刺杀命令往往相互混淆，经常是某伍的伍长喊出一声命令后几乎全队的士兵一起刺出手中的木枪，而草人出现在城头的几率却是随机的，因此一次刺杀总有大部分士兵刺空。
这其实并不是伍长们的过错，而是设计口令之人的失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李文革对此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往复地进行这种训练。
于是伍长们开始自己想办法变通，他们要求士兵们不要理会最后的刺杀口令，而是专心地盯着城头，直到草人出现再刺出长枪。
这样一来又有新的问题产生，有一些紧张的士兵往往在草人刚刚露出一个头便急急忙忙刺出了木枪，结果当然是全部便刺空。另外，由于没有口令的指挥，两名士兵无法协调动作，往往是一个士兵已经刺出，而另一个士兵还在呆呆站立。
在一次又一次枯燥的重复训练中，伍长们终于逐渐理出了一个头绪，最终经过总结归纳，所有的什长伍长级军官统一了标准和规制，要求士兵们一律在草人的腰部露出城头的那一刹那刺出长枪。同时规定，负责正面攻击的士兵为基准士兵，即组长，侧面攻击的士兵以其动作为信号刺出手中的木枪，这样虽然导致侧翼的攻击比起正面的攻击慢了一线，但却并不足以影响刺杀效果。
而伍长们的指挥水平也在逐渐提高，城外举草人的“蓝军”部队在李文革的指挥下作出的一些假动作也被这些迅速成长起来的伍长们一一识破。
沈宸后来去询问李文革，最后的刺杀口令明明是画蛇添足的，为什么不能废除，还要保留。
李文革对此的回答只有一句话：“那不是喊给自己人听的，那是喊给敌人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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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军队与古代军队最大的不同就是，古代军队只要求士兵无条件服从，而现代军队却要求士兵有自己的观察和判断能力。
这并不是说现代军队可以不服从命令，现代军队注重的是素质训练，每个士兵仅仅是力气大并不能够杀死敌人，只有在适当的时候攻击适当的地方才能够成功消灭敌人，而这个“适当的”一方面需要军官对作战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归纳，一方面需要士兵的临战观察与判断，二者缺一不可。
李文革并不想培养出一支如同提线木偶一样只会做机械动作的军队，这样的军队或许在阵列战当中能够很威风，但是在绝大多数作战环境中并不占优势，不会观察不会思考不会判断的士兵脱离了指挥官就会无所适从，或许这样的士兵可以打胜仗，但是面对败局却会全线崩溃。
李文革不止一次地在训练中强调白刃战的重要意义，强调的并不仅仅是勇气。未来战场上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作为什伍一级的基层军官的阵亡或者负伤在这个时代是很频繁的，如果一切都依赖长官的指挥，那么一个伍长死掉就会导致五名士兵丧失战斗力，李文革不想让这种情况出现在自己的部队里。
目前的训练还仅仅是最初步的，李文革的最终目的是将这些士兵训练成在战斗中不依靠基层军官命令便能够迅速进入状态对敌军士兵进行成建制攻击的强兵，除了严格的训练之外，这还需要血的经验和教训，芦子关，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练兵场所。
除了部署正面的防御战术之外，李文革对城关两翼的悬崖峭壁极不放心，两侧的山脉骑兵肯定是爬不上去的，但是只要下马徒步行进，党项人的弓箭手是有爬上去居高临下对城关上的守军造成远程打击威胁的。因此李文革加紧了修缮西侧小山上军寨的进程，并且严谨士兵们砍伐关外两侧山坡上的树木，那些都是掩护侧翼部队的天然屏障。
沈宸倒是认为侧翼的威胁不大，敌人的弓箭手不是猴子，城关前十余里范围内倒是也有一些低矮的丘陵可以攀爬上去，上次伏击细封敏达丙队的兵力就部署在这些丘陵上，但是城关两侧的山坡却都是又高又陡，在上面展开大兵力几乎不可能，而且即便爬上去向下进行弓箭射击也相对很困难。因为两边的坡度近乎是个直角，在山上面能够越过横生的树枝看清下面城关上的人已经很不容易了，稍不留神就会摔下来。历代延州镇守者在这里设关不是没有理由的，高耸的土门山就仿佛两扇大门，芦子关则是门闩。
然而李文革仍不放心，在他看来黄土高原上的这种所谓险地比起川中的山峦简直连土包都算不上，其某些地方的险要程度连太行山都不如，不在两翼部属一些兵力实在是不能放心。
沈宸更担心的是四周山脉中存有某些不为人知的小路，若是被党项骑兵从这些小径绕过芦子关切断了后路和补给线就很麻烦了。不过经过多日打探，沈宸发现这些小路倒不是没有，但是都是些绝对不能令马匹通行又险又窄的山路，还有一些河流溪水纵横其间，若非常年在此居住的山里人，任谁也不可能健步如飞地在这种山间小道上安心行走。
就算党项人下马绕道，从这些小道绕过芦子关出现在延州境内，没有二十天到一个月的时间是决不可能的。人马越多需要的时间越长，一百人规模的部队需要一个月的话，一千人的队伍则最少需要两个月，有这时间，早够党项骑兵在延州境内兜个***打一个来回的了。
最关键的是，这些游牧民族，是没有翻山越岭的习惯的。
加固城关和训练守城的工作按部就班地进行着，骑兵斥候小队也在紧张地训练，如今已经能够执行一些十分简单的任务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陈哲的商队自定难军地界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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