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星在研究中国的现代化的时候，曾经非常关注苏联的工业化。他认为苏联的工业化可定对中国的现代化有借鉴意义。既然有机会来俄罗斯，他就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于是，他和一些俄罗斯学着进行了交流。经过交流，他得到了很多有益的知识和启示。
俄罗斯学着介绍了苏联工业化的背景：十月革命前，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产品只占国家全部产品的l/3，农业产品则占国家全部产品的2/3。1914年沙俄的工业产品只占世界工业产量的2.46%。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当时俄国的工业产品产量和落后的西班牙不相上下。俄国不仅在经济技术上要依赖于工业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要从国外输入大量的机械设备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接踵而来的外国武装干涉及国内反革命叛乱，使已属落后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给苏维埃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失，总数达390亿金卢布，超过战前整个国家财富的1/4。1920年，工业产品只有战前的14%，农业状况更加严重，其产量只及战前的60%。
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工厂停产和粮食奇缺，引起了失业和饥荒。1920—1921年，全国就约有3300万人面临饥饿和死亡。
显而易见，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被粉碎后，苏维埃俄国党和政府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被破坏了的国民经济。
然而恢复国民经济，只意味着要达到1913年的水平，达到一个仍然是落后国家的水平。要使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彻底“摆脱资本桎梏的整个解放事业的成功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
列宁曾指出：“要挽救俄国，单靠农民经济收成丰盛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情况兴旺也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根本不能维持我们成为独立国家的地位……”。要挽救俄国”就要“挽救”和“恢复”重工业，这是列宁从分析苏俄的国情，分析苏俄所处的历史条件所得出的结论。
有些中国学者总是对苏联的工业化持有片面的看法。有的甚至认为这是不管农民的死活的做法。龙星则认为：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国情，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条件。如果离开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开始时的国情，离开苏联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来谈这个问题，就不能正确评价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
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未能发展起来的落后的农业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非常落后。1928年重工业只及轻工业一半的比重，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然大于工业。按照列宁的“要挽救俄国”就要“挽救重工业”否则“就根本不能维持我们成为独立国家的地位”的思想，重工业的发展显然是不适应要求的。况且，恢复起来的工业，基础薄弱，经济技术落后，它阻碍着轻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当然更谈不到能使小生产占优势的农业得到改造和进一步发展。只有迅速地在国民经济中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才能使苏维埃国家从落后的状态中，走上工业现代化的轨道。而重工业，就是这种基础的实质。没有它，要想对整个国民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可能的，没有它，要想把落后的俄国国民经济部门装备起来也是不可能的。同时，只有把重工业优先发展起来，在经济上才不至于依赖外国，才能够保持苏维埃国家政治上的独立性，捍卫住苏维埃制度。否则就会带来相反的后果，因为经济上的依赖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依赖。“资本主义国家既供给了我们装备和机器，那它们就能向我们提出放弃苏维埃制度基本柱石”的要求。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还是和它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密切关系的。
当时的苏维埃国家是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在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后，资本主义世界在对待苏维埃国家的态度上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主张继续实行公开的武装干涉政策，“不认承”苏维埃国家；另一种主张同苏维埃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但是，不论前者或后者，它们的目的都是一个，那就是颠覆苏维埃政权。
事实上，帝国主义大国首脑和垄断巨头们，每时每刻都在打苏维埃国家的算盘。在用外交和经济手段向苏维埃国家进攻的同时，随时都准备着用战争的手段来搞垮它。只要他们认为有了这种机会和可能，就会不顾一切地扑向与其势不两立的苏维埃国家。只有迅速地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只有苏联自己拥有极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才能够击败帝国主义外交和经济上的进攻，才能够随时击败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才能够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主的发展，才能把国防力量增强到足以捍卫伟大革命成果的水平。正如列宁所说的：“……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向前，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列宁在《论粮食税》这一著作和他的合作社计划中，在阐明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时，都强调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1921年6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谈到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和俄罗斯电气化计划时，一开头就指出，“社会主义的唯一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一并要求“必须把这一原理具体化”应用到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但是，国内战争结束后，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并不是从工业化开始的，而是从农业开始的。因为在当时，苏联尚不具备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备条件，即在已被战争破坏的百孔千疮的俄国，还没有广大的国内市场；在农业上还没有较为发达的原料生产；在农村尚不能分出必要数量的农产品来供给工业和工人。
为了发展工业，必须创造这些条件。而要办到这一点只有先从农业着手；斯大林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要建立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要扩展工业，就必须从农业开始”。“因为整个国民经济底发展是依靠农业的”。3基于此，苏联是到了国民经济恢复的末期，到了农业已经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出了一定的条件后，才开始把重心转移到了工业方面。可见，苏维埃俄国是在农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把工业化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25年12月，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必须把国家变为经济上不依赖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国的迫切任务。他强调指出：“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第十四次党的代表大会，批准了党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方针。
苏联工业化模式，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这一方针的确定，不仅对苏联，而且对一些东欧以及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产生较深远的影响。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考虑到战争威胁的增长而在苏联东部地区大规模地扩建基地，都保证了强大的军事和经济潜力的创造。1940年，苏联的生铁已达到1500万吨，钢达到1830万吨，煤达到1亿6千万吨，石油达到3100万吨，商品谷物达到3830万吨，棉花则为270万吨。这就是伟大卫国战争前，苏联所拥有的物质基础。
在卫国战争中，如果没有工业化，如果没有重工业，怎么能够设想在希特勒突然袭击的打击下，处于极为不利地位的苏联人民，能在短时间内变失利为主动终于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呢了须知，正是由于重视了重工业的发展，有了雄厚的经济技术基础，正是苏联党和政府考虑到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增长。
苏联工业大发展实在20实际20年代至30年代，斯大林的2个5年计划大力发展重工业，形成了著名的“斯大林模式”使苏联工业一度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二战结束后，苏联工业在此得到空前的发展，利用大量从纳粹德国手中接管的技术和设备，再一次大力发展了重工业。由于与美国冷战的需要，苏联不得不集中发展军工业，但由于长期忽视其他工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苏联的经济模式畸形化，最终加快了苏联的解体。
在卫国战争中，如果没有工业化，如果没有重工业，怎么能够设想在希特勒突然袭击的打击下，处于极为不利地位的苏联人民，能在短时间内变失利为主动终于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呢了须知，正是由于重视了重工业的发展，有了雄厚的经济技术基础，正是苏联党和政府考虑到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增长，而重视和加速了对东部地区工业基地的建设(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东部地区得到国民经济中全部投资的33%，得到重工业中全部投资的37%)，苏联才能在卫国战争期间，每年制造出4万架飞机，3万辆坦克，12万门大炮和15万挺机枪。同样的道理是，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唯一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不能用一般速度来实现工业化的。“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以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9这是斯大林在《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的演说中谈到的。在这同一次演说中，斯大林在追述旧俄罗斯“常因落后而挨打”的历史时，强调决不能“延缓速度”“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斯大林的这篇演说是发表在1931年的2月。从演说发表的时间和论点，都不难看出，苏联党和政府确定高速发展工业方针的目的是明确的，是不容置疑的。
当然，在苏联实行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产生过严重错误。
由于指导思想上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在实践中就造成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比例的严重失调，对于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斯大林以及苏联党和政府是有所察觉的，并曾在实践中采取过相应的措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收到应有的成效，以至使其长期扭转不过来，在重工业内部，首先安排的，当然也是为重工业服务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未能注意和保证为轻工业，以至为农业服务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于是直接影响了轻工业以及农业的发展。从重工业开始的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是高速度并靠内部积累资金。靠广大人民群众，说到底主要是靠农民，于是农民负担过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农业发展一直很缓慢。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苏联人民特别是农民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
至于把根据苏联当时的国情和所处的历史条件制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视为一条“普遍规律”那显然更是错误的。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实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严重错误，不仅对苏联，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都产生过不良的影响，都是值得认真总结教训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因为有了这些错误就全面否定苏联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方针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性作用。至于由此而对斯大林实行这一方针的主观动机都产生怀疑，那就更是不能被接受的。
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当时，处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的苏联，在制定和实行这一方针时，是无例可循的。今天，我们回顾苏联所走过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历史的、全面的研究和探讨一下它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很有意义的。中国在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比苏联进行工业化的时候都要落后许多。所以中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也让农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的现代化显然避免了苏联曾经犯过的错误。龙星感慨：国家的危机感会加速国家的发展速度。苏联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一个人的梦想比起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来说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当很多人都怀着同样的梦想并付诸行动的话，将产生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改变世界的面貌。
俄罗斯学着介绍了苏联工业化的背景：十月革命前，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产品只占国家全部产品的l/3，农业产品则占国家全部产品的2/3。1914年沙俄的工业产品只占世界工业产量的2.46%。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当时俄国的工业产品产量和落后的西班牙不相上下。俄国不仅在经济技术上要依赖于工业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要从国外输入大量的机械设备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接踵而来的外国武装干涉及国内反革命叛乱，使已属落后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给苏维埃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失，总数达390亿金卢布，超过战前整个国家财富的1/4。1920年，工业产品只有战前的14%，农业状况更加严重，其产量只及战前的60%。
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工厂停产和粮食奇缺，引起了失业和饥荒。1920—1921年，全国就约有3300万人面临饥饿和死亡。
显而易见，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被粉碎后，苏维埃俄国党和政府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被破坏了的国民经济。
然而恢复国民经济，只意味着要达到1913年的水平，达到一个仍然是落后国家的水平。要使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彻底“摆脱资本桎梏的整个解放事业的成功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
列宁曾指出：“要挽救俄国，单靠农民经济收成丰盛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情况兴旺也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根本不能维持我们成为独立国家的地位……”。要挽救俄国”就要“挽救”和“恢复”重工业，这是列宁从分析苏俄的国情，分析苏俄所处的历史条件所得出的结论。
有些中国学者总是对苏联的工业化持有片面的看法。有的甚至认为这是不管农民的死活的做法。龙星则认为：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国情，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条件。如果离开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开始时的国情，离开苏联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来谈这个问题，就不能正确评价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
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未能发展起来的落后的农业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非常落后。1928年重工业只及轻工业一半的比重，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然大于工业。按照列宁的“要挽救俄国”就要“挽救重工业”否则“就根本不能维持我们成为独立国家的地位”的思想，重工业的发展显然是不适应要求的。况且，恢复起来的工业，基础薄弱，经济技术落后，它阻碍着轻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当然更谈不到能使小生产占优势的农业得到改造和进一步发展。只有迅速地在国民经济中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才能使苏维埃国家从落后的状态中，走上工业现代化的轨道。而重工业，就是这种基础的实质。没有它，要想对整个国民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可能的，没有它，要想把落后的俄国国民经济部门装备起来也是不可能的。同时，只有把重工业优先发展起来，在经济上才不至于依赖外国，才能够保持苏维埃国家政治上的独立性，捍卫住苏维埃制度。否则就会带来相反的后果，因为经济上的依赖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依赖。“资本主义国家既供给了我们装备和机器，那它们就能向我们提出放弃苏维埃制度基本柱石”的要求。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还是和它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密切关系的。
当时的苏维埃国家是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在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后，资本主义世界在对待苏维埃国家的态度上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主张继续实行公开的武装干涉政策，“不认承”苏维埃国家；另一种主张同苏维埃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但是，不论前者或后者，它们的目的都是一个，那就是颠覆苏维埃政权。
事实上，帝国主义大国首脑和垄断巨头们，每时每刻都在打苏维埃国家的算盘。在用外交和经济手段向苏维埃国家进攻的同时，随时都准备着用战争的手段来搞垮它。只要他们认为有了这种机会和可能，就会不顾一切地扑向与其势不两立的苏维埃国家。只有迅速地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只有苏联自己拥有极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才能够击败帝国主义外交和经济上的进攻，才能够随时击败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才能够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主的发展，才能把国防力量增强到足以捍卫伟大革命成果的水平。正如列宁所说的：“……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向前，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列宁在《论粮食税》这一著作和他的合作社计划中，在阐明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时，都强调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1921年6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谈到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和俄罗斯电气化计划时，一开头就指出，“社会主义的唯一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一并要求“必须把这一原理具体化”应用到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但是，国内战争结束后，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并不是从工业化开始的，而是从农业开始的。因为在当时，苏联尚不具备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备条件，即在已被战争破坏的百孔千疮的俄国，还没有广大的国内市场；在农业上还没有较为发达的原料生产；在农村尚不能分出必要数量的农产品来供给工业和工人。
为了发展工业，必须创造这些条件。而要办到这一点只有先从农业着手；斯大林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要建立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要扩展工业，就必须从农业开始”。“因为整个国民经济底发展是依靠农业的”。3基于此，苏联是到了国民经济恢复的末期，到了农业已经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出了一定的条件后，才开始把重心转移到了工业方面。可见，苏维埃俄国是在农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把工业化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25年12月，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必须把国家变为经济上不依赖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国的迫切任务。他强调指出：“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第十四次党的代表大会，批准了党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方针。
苏联工业化模式，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这一方针的确定，不仅对苏联，而且对一些东欧以及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产生较深远的影响。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考虑到战争威胁的增长而在苏联东部地区大规模地扩建基地，都保证了强大的军事和经济潜力的创造。1940年，苏联的生铁已达到1500万吨，钢达到1830万吨，煤达到1亿6千万吨，石油达到3100万吨，商品谷物达到3830万吨，棉花则为270万吨。这就是伟大卫国战争前，苏联所拥有的物质基础。
在卫国战争中，如果没有工业化，如果没有重工业，怎么能够设想在希特勒突然袭击的打击下，处于极为不利地位的苏联人民，能在短时间内变失利为主动终于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呢了须知，正是由于重视了重工业的发展，有了雄厚的经济技术基础，正是苏联党和政府考虑到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增长。
苏联工业大发展实在20实际20年代至30年代，斯大林的2个5年计划大力发展重工业，形成了著名的“斯大林模式”使苏联工业一度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二战结束后，苏联工业在此得到空前的发展，利用大量从纳粹德国手中接管的技术和设备，再一次大力发展了重工业。由于与美国冷战的需要，苏联不得不集中发展军工业，但由于长期忽视其他工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苏联的经济模式畸形化，最终加快了苏联的解体。
在卫国战争中，如果没有工业化，如果没有重工业，怎么能够设想在希特勒突然袭击的打击下，处于极为不利地位的苏联人民，能在短时间内变失利为主动终于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呢了须知，正是由于重视了重工业的发展，有了雄厚的经济技术基础，正是苏联党和政府考虑到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增长，而重视和加速了对东部地区工业基地的建设(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东部地区得到国民经济中全部投资的33%，得到重工业中全部投资的37%)，苏联才能在卫国战争期间，每年制造出4万架飞机，3万辆坦克，12万门大炮和15万挺机枪。同样的道理是，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唯一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不能用一般速度来实现工业化的。“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以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9这是斯大林在《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的演说中谈到的。在这同一次演说中，斯大林在追述旧俄罗斯“常因落后而挨打”的历史时，强调决不能“延缓速度”“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斯大林的这篇演说是发表在1931年的2月。从演说发表的时间和论点，都不难看出，苏联党和政府确定高速发展工业方针的目的是明确的，是不容置疑的。
当然，在苏联实行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产生过严重错误。
由于指导思想上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在实践中就造成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比例的严重失调，对于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斯大林以及苏联党和政府是有所察觉的，并曾在实践中采取过相应的措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收到应有的成效，以至使其长期扭转不过来，在重工业内部，首先安排的，当然也是为重工业服务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未能注意和保证为轻工业，以至为农业服务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于是直接影响了轻工业以及农业的发展。从重工业开始的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是高速度并靠内部积累资金。靠广大人民群众，说到底主要是靠农民，于是农民负担过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农业发展一直很缓慢。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苏联人民特别是农民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
至于把根据苏联当时的国情和所处的历史条件制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视为一条“普遍规律”那显然更是错误的。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实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严重错误，不仅对苏联，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都产生过不良的影响，都是值得认真总结教训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因为有了这些错误就全面否定苏联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方针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性作用。至于由此而对斯大林实行这一方针的主观动机都产生怀疑，那就更是不能被接受的。
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当时，处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的苏联，在制定和实行这一方针时，是无例可循的。今天，我们回顾苏联所走过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历史的、全面的研究和探讨一下它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很有意义的。中国在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比苏联进行工业化的时候都要落后许多。所以中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也让农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的现代化显然避免了苏联曾经犯过的错误。龙星感慨：国家的危机感会加速国家的发展速度。苏联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一个人的梦想比起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来说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当很多人都怀着同样的梦想并付诸行动的话，将产生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改变世界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