锄下有火 作者:孢子叶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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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能，甚至有些男人也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李贵孝虽然年纪大了些，但她也算是个勤劳肯干、品行端正的女人，如果秋云山没有被逮捕，说不定过两年桂圆会被她卖给比李贵孝还差得多的女人。甚至民兵队里也开始有些姑娘觉得，这样就能够解决问题了。
然而张兴满、李有河和另外几个民兵队员坚持不能把桂圆当作驴的替代品，并且说在这个问题是原则问题，没得商量。
其余的民兵队员要她们提出替代办法，于是李有河说道：“那还不好办，只要把秋云山家的存粮取等价的一部分，还给贵孝不就完了。”
“可是贵孝想要驴，不想要玉米。”其中一个民兵姑娘说道。
“那她也没说她想要夫郎啊。”李有河明智地说，“还给她粮食和还给她夫郎，还不一定哪个更称心意。而且粮食可以用来买别的东西，夫郎再卖出去肯定要折价。”
这个问题就算是解决了，虽然还是有一些民兵队员认为用男孩儿还驴是最好的，因为那个男孩儿本身的“价值”就比驴低一些，还出去男孩儿是最“节省”的选择。
而另外一个丫鬟是秋云山从另一户贫农家里用粮食买来的，自然也就没有这个纠纷。民兵队员们便让那个男孩子回到他亲生母父家了，使得那个男孩儿和他的老父亲对她们十分感激。
接下来，秋穆把秋云山家所有有用的东西的现有价值列了清单，又统计了秋云山抢夺乡亲们的东西都有什么。在她的帮助下，民兵队把秋云山抢夺乡亲们的物品能找到的物归原主了，找不到或是损坏的按照价值赔偿。然而秋云山家的存粮并不够赔偿所有的东西，于是她们又不得不废了更大的力气，找价值差不多的其他物品替代还上。
注释：
1按照《翻身》中的记载，张庄地区的高利贷大约为每月三分左右（即月利率3%）。按照本利相滚的模式换算成年利率，三分即年利率42.6%，七分即年利率225.2%（对比当前银行年利率，大约在4-5%左右）。
2根据《翻身》记载，遇到荒年时农民常常不得不卖儿鬻女以求生；富人买来女孩子蓄为丫鬟，等到她们长到可以嫁人的年龄，就当作新娘再卖出去（这也是普通农民得以结婚的主要方式，即买卖婚姻）。推及本文，十几岁的男孩子应当是价值较高的，既可以当作丫鬟也可以当新郎卖出去。
3技术不发达地区的小农经济非常依赖牲口，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一头驴是比一个男孩子“价值”更高的。因为驴子可以极大地帮助耕作，还可以租出去；而一个男孩子即使已经成年了，也没法像女人一样下地耕作，还需要吃饭。
☆、第十二章：分东西
还完了那些秋云山明抢来的东西，让那些从前被这个汉奸地主掠夺过的乡亲都十分高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被有权者抢去的物品第一次能归还到原主的手里。而剩下那些虽然没有被秋云山抢过东西，却被她或是她的狗腿子打过的乡亲们，却还是觉得不满足，认为他们也应当得到赔偿。
趁着中午大家回家吃饭的工夫，民兵队开了一次短会，商量出了一个对受到非物质方面的迫害的群众进行补偿的办法。
除了那些被打死打残的，秋云山打过谁很难有直接的证据，即使有伤多半儿也会痊愈。并且其实丘阳村里大部分人都挨过村警的打，都可以说是和秋云山的横行霸道有关。所以这个补偿办法把群众受到的迫害分为四个级别，第一级就是被秋云山及其伪村政府的村警打死，或是以其他方式迫害致死的，第二级是被迫害因此致残的，第三级是虽然受到迫害但没有致残的，第四级则是那些少数走运而没有受到伪村政府的严重迫害的。
民兵队规定，受到第一级迫害的人的家属可以首先从院子里那些抄出来的东西里挑一件回去，受到第二级迫害的人其次，而受到第三级迫害的人再其次，最后如果还剩下一些东西，则会分给受到第四级迫害的人1。
而根据上午群众大会的会议记录，哪个人受到过哪种级别的迫害也就一清二楚了。因此不用再进行更多调查，便可以安排群众进院子挑东西了。
秋穆也参与了这次短会，听了她们的想法，总觉得有哪里不对，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来：“等等，我觉得这还是有点儿问题的。上午群众大会的时候，肯定有些人曾经受到过迫害，但并没有公开控诉秋云山。”
“对，而且肯定有些人会觉得，即使他们不说话秋云山的罪行也足够枪毙了，于是就没说话。”民兵队里另外一个姑娘也说道，“他们肯定觉得，既然说话有风险，不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倒不如不说。”
“要不，咱们再统计一次乡亲们受迫害的情况？”张兴满问道。
“不行、不行。”队里一个小个子的姑娘很快便说道，“群众大会上统计的时候，大家还不知道要按照受害程度分东西，而现在如果再统计，大家肯定都会往更严重的方向说，没有的也要说成有。这样就不真实了，而且如果出现了更多的第一、二、三级，东西也不够分。”
“那……可是原先的记录也不算是真实的啊。”另一个姑娘说道，“应该做一次更接近真实的统计。”
还有人要提出别的办法，力图使得统计更加接近真实，然而多数办法怎么听都怎么觉得不靠谱。而那些少数听上去还挺有道理的办法却大多过于复杂，操作起来实在太困难了。民兵队无论要做什么事儿，想要群众配合都只能靠劝导而不能强迫，自然没有从前伪村政府强制命令群众来得效率更高。
最终李有河说道：“咱们还是就按照群众大会上的记录来。”
她解释了这么做的原因：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声讨秋云山是需要勇气的，敢在别人面前说出反对秋云山、反对封建统治和伪军的话的，都是比较有革命意识的，他们理应得到鼓励。而那些受了迫害却不敢说的人，因为他们自己的胆怯而蒙受一些损失，也是情理之中的。不能让积极革命的人和不积极革命的人都得到相同的结果，否则谁还愿意积极参与革命呢？
这个理由算是比较让民兵队员们信服的。于是，等到乡亲们大多吃完午饭而重新在秋云山家门口聚集起来，民兵队便宣布了这个分东西的规则，并且安排受到不同级别迫害的乡亲们一批一批地进入院子去挑拣东西。
叫到第二批的时候，负责念人名的那个民兵队员叫了秋穆的名字。
秋穆觉得奇怪，过去问道：“我怎么会在第二批里？我应该算是第三级吧？”
她挨过秋云山不少打，但却没有致残，的确应该算是第三级。
然而民兵队长走过来，对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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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能，甚至有些男人也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李贵孝虽然年纪大了些，但她也算是个勤劳肯干、品行端正的女人，如果秋云山没有被逮捕，说不定过两年桂圆会被她卖给比李贵孝还差得多的女人。甚至民兵队里也开始有些姑娘觉得，这样就能够解决问题了。
然而张兴满、李有河和另外几个民兵队员坚持不能把桂圆当作驴的替代品，并且说在这个问题是原则问题，没得商量。
其余的民兵队员要她们提出替代办法，于是李有河说道：“那还不好办，只要把秋云山家的存粮取等价的一部分，还给贵孝不就完了。”
“可是贵孝想要驴，不想要玉米。”其中一个民兵姑娘说道。
“那她也没说她想要夫郎啊。”李有河明智地说，“还给她粮食和还给她夫郎，还不一定哪个更称心意。而且粮食可以用来买别的东西，夫郎再卖出去肯定要折价。”
这个问题就算是解决了，虽然还是有一些民兵队员认为用男孩儿还驴是最好的，因为那个男孩儿本身的“价值”就比驴低一些，还出去男孩儿是最“节省”的选择。
而另外一个丫鬟是秋云山从另一户贫农家里用粮食买来的，自然也就没有这个纠纷。民兵队员们便让那个男孩子回到他亲生母父家了，使得那个男孩儿和他的老父亲对她们十分感激。
接下来，秋穆把秋云山家所有有用的东西的现有价值列了清单，又统计了秋云山抢夺乡亲们的东西都有什么。在她的帮助下，民兵队把秋云山抢夺乡亲们的物品能找到的物归原主了，找不到或是损坏的按照价值赔偿。然而秋云山家的存粮并不够赔偿所有的东西，于是她们又不得不废了更大的力气，找价值差不多的其他物品替代还上。
注释：
1按照《翻身》中的记载，张庄地区的高利贷大约为每月三分左右（即月利率3%）。按照本利相滚的模式换算成年利率，三分即年利率42.6%，七分即年利率225.2%（对比当前银行年利率，大约在4-5%左右）。
2根据《翻身》记载，遇到荒年时农民常常不得不卖儿鬻女以求生；富人买来女孩子蓄为丫鬟，等到她们长到可以嫁人的年龄，就当作新娘再卖出去（这也是普通农民得以结婚的主要方式，即买卖婚姻）。推及本文，十几岁的男孩子应当是价值较高的，既可以当作丫鬟也可以当新郎卖出去。
3技术不发达地区的小农经济非常依赖牲口，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一头驴是比一个男孩子“价值”更高的。因为驴子可以极大地帮助耕作，还可以租出去；而一个男孩子即使已经成年了，也没法像女人一样下地耕作，还需要吃饭。
☆、第十二章：分东西
还完了那些秋云山明抢来的东西，让那些从前被这个汉奸地主掠夺过的乡亲都十分高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被有权者抢去的物品第一次能归还到原主的手里。而剩下那些虽然没有被秋云山抢过东西，却被她或是她的狗腿子打过的乡亲们，却还是觉得不满足，认为他们也应当得到赔偿。
趁着中午大家回家吃饭的工夫，民兵队开了一次短会，商量出了一个对受到非物质方面的迫害的群众进行补偿的办法。
除了那些被打死打残的，秋云山打过谁很难有直接的证据，即使有伤多半儿也会痊愈。并且其实丘阳村里大部分人都挨过村警的打，都可以说是和秋云山的横行霸道有关。所以这个补偿办法把群众受到的迫害分为四个级别，第一级就是被秋云山及其伪村政府的村警打死，或是以其他方式迫害致死的，第二级是被迫害因此致残的，第三级是虽然受到迫害但没有致残的，第四级则是那些少数走运而没有受到伪村政府的严重迫害的。
民兵队规定，受到第一级迫害的人的家属可以首先从院子里那些抄出来的东西里挑一件回去，受到第二级迫害的人其次，而受到第三级迫害的人再其次，最后如果还剩下一些东西，则会分给受到第四级迫害的人1。
而根据上午群众大会的会议记录，哪个人受到过哪种级别的迫害也就一清二楚了。因此不用再进行更多调查，便可以安排群众进院子挑东西了。
秋穆也参与了这次短会，听了她们的想法，总觉得有哪里不对，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来：“等等，我觉得这还是有点儿问题的。上午群众大会的时候，肯定有些人曾经受到过迫害，但并没有公开控诉秋云山。”
“对，而且肯定有些人会觉得，即使他们不说话秋云山的罪行也足够枪毙了，于是就没说话。”民兵队里另外一个姑娘也说道，“他们肯定觉得，既然说话有风险，不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倒不如不说。”
“要不，咱们再统计一次乡亲们受迫害的情况？”张兴满问道。
“不行、不行。”队里一个小个子的姑娘很快便说道，“群众大会上统计的时候，大家还不知道要按照受害程度分东西，而现在如果再统计，大家肯定都会往更严重的方向说，没有的也要说成有。这样就不真实了，而且如果出现了更多的第一、二、三级，东西也不够分。”
“那……可是原先的记录也不算是真实的啊。”另一个姑娘说道，“应该做一次更接近真实的统计。”
还有人要提出别的办法，力图使得统计更加接近真实，然而多数办法怎么听都怎么觉得不靠谱。而那些少数听上去还挺有道理的办法却大多过于复杂，操作起来实在太困难了。民兵队无论要做什么事儿，想要群众配合都只能靠劝导而不能强迫，自然没有从前伪村政府强制命令群众来得效率更高。
最终李有河说道：“咱们还是就按照群众大会上的记录来。”
她解释了这么做的原因：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声讨秋云山是需要勇气的，敢在别人面前说出反对秋云山、反对封建统治和伪军的话的，都是比较有革命意识的，他们理应得到鼓励。而那些受了迫害却不敢说的人，因为他们自己的胆怯而蒙受一些损失，也是情理之中的。不能让积极革命的人和不积极革命的人都得到相同的结果，否则谁还愿意积极参与革命呢？
这个理由算是比较让民兵队员们信服的。于是，等到乡亲们大多吃完午饭而重新在秋云山家门口聚集起来，民兵队便宣布了这个分东西的规则，并且安排受到不同级别迫害的乡亲们一批一批地进入院子去挑拣东西。
叫到第二批的时候，负责念人名的那个民兵队员叫了秋穆的名字。
秋穆觉得奇怪，过去问道：“我怎么会在第二批里？我应该算是第三级吧？”
她挨过秋云山不少打，但却没有致残，的确应该算是第三级。
然而民兵队长走过来，对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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