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杨啸的判断真没错，李广文还真是一位中共的地下党，早在1929年，当李广文还是南开的学生时，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而他这次回天津，表面上看是回母校当老师，实际上却是身负重任。
说起来，他的重任跟共产党在天津的血泪史有关。
共产党在天津的历史，确实是一部血泪史。
早在1920年，因为学生运动，这里就诞生了以南开学生***等人为首的觉悟社，紧接着，全国第二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也在天津成立，除此之外，还有新生社、曙光社等，这些都是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同年9月，天津这边也成立了共产党支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共产党在天津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并在这里领导了一系列的学生和群众运动，
1924年9月，因天津的党发展壮大，经上级批准，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天津地委）在此成立，共产党开始正式亮相天津的政治舞台。
在之后的时间里，天津地位在此领导和参与了一系列富有影响力的运动，比如1925年五卅运动中的天津学生大游行、社会各界大请愿、工人大罢工等，1926年天津“大沽口事件”中的抗议游行、请愿活动等。
1926年，共产党在天津遭受了第一次重大打击。
时年3月24日，直鲁联军占据天津。
随后，直隶当局针对天津地委等革命团体开展了一系列针对性的行动，很多团体的机关被查封，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被逮捕，其中，就包括时任天津地高官。
不久之后，这些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被旧军阀所残杀。
这只不过是共产党天津血泪史的开始。
1927年8月1日，领导北方地方工作的中共顺直省委在津成立，同时，天津地委改为天津市委，可没过几天，包括天津市委组织部长粟泽、顺直省委宣传部长兼天津市高官李季达在内的多名共产党员就相继被捕，并很快又被奉系军阀杀害。
1927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成立了中央政府，并在同年进驻天津，中国进入了正式由国民党主政的时代，可这对被视为死敌的共产党来说，并非是一件好事。
国民政府针对共产党开始了一系列重大打击：
1929年6月，顺直省委及天津市委又遭严重破坏，多达20余名党员、干部被捕；
1930年4月，天津市委又遭严重破坏，多达30多名党员、干部被捕入狱；
1931年4月，由顺直省委改名的中共河北省委又遭破坏，包括省高官在内的13人被捕，省委机关也不得不由天津迁往北平……
也就是在这一年，刚从南开毕业的李广文也不得不离开天津避难，被迫踏上了留学之路。
这还不是最惨的。
1933年至1934年间，因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内外夹击，天津市委、河北省委被严重破坏，无数共产党员、干部被捕，党组织几乎遭连根拔起……
由此，天津进入了短暂的无正式党组织时代，这里的工作只能由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和组织，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数月，直到现在。
正因为如此，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共产党把李广文派来了天津，名义上是来南开当老师，实际上是为重新建立这里的党组织打前站。
可以说，现在的李广文是在孤军作战，这里就算还残存着不少共产党员，可这些共产党员基本上和组织失去了联系。
而且，在没有进行甄别的情况下，李广文也不敢轻易和他们联系，以免即将成立的天津党组织再遭毁灭性打击。
孤军作战是寂寞的，但作为一名资深共产党员，李广文不仅不害怕寂寞，反而充满了斗志。
组织的重建工作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首先就得有人。
而人的来源，除了原有党员的甄别回归组织以外，还得不断地发展新人。
共产党组织之所以一次次被毁灭性地破坏，还能一次次再重生，并逐步发展壮大，原因就在于不断地发展新人。
因此，发展新人也是李广文的工作重点之一。
其次，李广文得想办法建立有效的情报收集渠道。
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不仅天津的地下党组织遭受了无数次毁灭性的打击，整个中共也都处于煎熬当中。
从1930年12月起至1933年3月，国民党先后对中共以及其所统率的工农红军发起了四次“大围剿”。
1933 年，当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时，国民党政府却还是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
在蒋介石的指示下，1933年9月，国民党又调集了约50 万兵力，开始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第五次“大围剿”。
因某些原因，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不得不被迫撤出根据地，率领红军主力开始了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直至今天，第五次“大围剿”都还没结束，好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在经过艰苦的斗争之后，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彻底反围剿成功。
也正因为如此，来天津孤军奋战的李广文暂时无法从中共中央那里得到任何支持，一切反日本、反国民党的斗争，都得由他自己去创造条件。
这也正是李广文瞄上杨啸和深田喜子的原因。
到天津还不久的他，不管是在人手方面，还是情报渠道方面，都处于奇缺的状态，因此当他在书店偶然碰上杨啸和深田喜子这种一中一日的奇怪组合时，立即就留了个心眼。
他当时就想，当中共中央结束第五次反围剿后，工作的重心必定会转移到全力反日本侵略上面，此时他如果能接近一些日本人，说不定就是一个很好的情报渠道，如果再能发展一两个人正、心正的有志青年成为自己的同志的话，那就是一举两得。
正因为如此，他便热情地多管起闲事来，还趁机主动邀请这两人喝茶，以获得更好的了解和交往机会。
经过初步的了解，李广文发现，杨啸应该是一个人正、心正的有志青年，正好符合他的发展要求，因此，他决定进一步了解和试探，看看有没有机会逐步将其发展成自己人。
“家中出了变故？能方便说说是什么变故吗？我看你似乎有难言之隐。”
李广文顺着杨啸的话题问了起来。
他感觉自己似乎找到了杨啸迷惑的原因，如果能深挖并帮他排忧解难的话，说不定就有在思想上影响他、引导他走向一条正确道路的机会。
而他这次回天津，表面上看是回母校当老师，实际上却是身负重任。
说起来，他的重任跟共产党在天津的血泪史有关。
共产党在天津的历史，确实是一部血泪史。
早在1920年，因为学生运动，这里就诞生了以南开学生***等人为首的觉悟社，紧接着，全国第二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也在天津成立，除此之外，还有新生社、曙光社等，这些都是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同年9月，天津这边也成立了共产党支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共产党在天津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并在这里领导了一系列的学生和群众运动，
1924年9月，因天津的党发展壮大，经上级批准，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天津地委）在此成立，共产党开始正式亮相天津的政治舞台。
在之后的时间里，天津地位在此领导和参与了一系列富有影响力的运动，比如1925年五卅运动中的天津学生大游行、社会各界大请愿、工人大罢工等，1926年天津“大沽口事件”中的抗议游行、请愿活动等。
1926年，共产党在天津遭受了第一次重大打击。
时年3月24日，直鲁联军占据天津。
随后，直隶当局针对天津地委等革命团体开展了一系列针对性的行动，很多团体的机关被查封，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被逮捕，其中，就包括时任天津地高官。
不久之后，这些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被旧军阀所残杀。
这只不过是共产党天津血泪史的开始。
1927年8月1日，领导北方地方工作的中共顺直省委在津成立，同时，天津地委改为天津市委，可没过几天，包括天津市委组织部长粟泽、顺直省委宣传部长兼天津市高官李季达在内的多名共产党员就相继被捕，并很快又被奉系军阀杀害。
1927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成立了中央政府，并在同年进驻天津，中国进入了正式由国民党主政的时代，可这对被视为死敌的共产党来说，并非是一件好事。
国民政府针对共产党开始了一系列重大打击：
1929年6月，顺直省委及天津市委又遭严重破坏，多达20余名党员、干部被捕；
1930年4月，天津市委又遭严重破坏，多达30多名党员、干部被捕入狱；
1931年4月，由顺直省委改名的中共河北省委又遭破坏，包括省高官在内的13人被捕，省委机关也不得不由天津迁往北平……
也就是在这一年，刚从南开毕业的李广文也不得不离开天津避难，被迫踏上了留学之路。
这还不是最惨的。
1933年至1934年间，因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内外夹击，天津市委、河北省委被严重破坏，无数共产党员、干部被捕，党组织几乎遭连根拔起……
由此，天津进入了短暂的无正式党组织时代，这里的工作只能由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和组织，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数月，直到现在。
正因为如此，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共产党把李广文派来了天津，名义上是来南开当老师，实际上是为重新建立这里的党组织打前站。
可以说，现在的李广文是在孤军作战，这里就算还残存着不少共产党员，可这些共产党员基本上和组织失去了联系。
而且，在没有进行甄别的情况下，李广文也不敢轻易和他们联系，以免即将成立的天津党组织再遭毁灭性打击。
孤军作战是寂寞的，但作为一名资深共产党员，李广文不仅不害怕寂寞，反而充满了斗志。
组织的重建工作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首先就得有人。
而人的来源，除了原有党员的甄别回归组织以外，还得不断地发展新人。
共产党组织之所以一次次被毁灭性地破坏，还能一次次再重生，并逐步发展壮大，原因就在于不断地发展新人。
因此，发展新人也是李广文的工作重点之一。
其次，李广文得想办法建立有效的情报收集渠道。
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不仅天津的地下党组织遭受了无数次毁灭性的打击，整个中共也都处于煎熬当中。
从1930年12月起至1933年3月，国民党先后对中共以及其所统率的工农红军发起了四次“大围剿”。
1933 年，当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时，国民党政府却还是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
在蒋介石的指示下，1933年9月，国民党又调集了约50 万兵力，开始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第五次“大围剿”。
因某些原因，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不得不被迫撤出根据地，率领红军主力开始了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直至今天，第五次“大围剿”都还没结束，好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在经过艰苦的斗争之后，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彻底反围剿成功。
也正因为如此，来天津孤军奋战的李广文暂时无法从中共中央那里得到任何支持，一切反日本、反国民党的斗争，都得由他自己去创造条件。
这也正是李广文瞄上杨啸和深田喜子的原因。
到天津还不久的他，不管是在人手方面，还是情报渠道方面，都处于奇缺的状态，因此当他在书店偶然碰上杨啸和深田喜子这种一中一日的奇怪组合时，立即就留了个心眼。
他当时就想，当中共中央结束第五次反围剿后，工作的重心必定会转移到全力反日本侵略上面，此时他如果能接近一些日本人，说不定就是一个很好的情报渠道，如果再能发展一两个人正、心正的有志青年成为自己的同志的话，那就是一举两得。
正因为如此，他便热情地多管起闲事来，还趁机主动邀请这两人喝茶，以获得更好的了解和交往机会。
经过初步的了解，李广文发现，杨啸应该是一个人正、心正的有志青年，正好符合他的发展要求，因此，他决定进一步了解和试探，看看有没有机会逐步将其发展成自己人。
“家中出了变故？能方便说说是什么变故吗？我看你似乎有难言之隐。”
李广文顺着杨啸的话题问了起来。
他感觉自己似乎找到了杨啸迷惑的原因，如果能深挖并帮他排忧解难的话，说不定就有在思想上影响他、引导他走向一条正确道路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