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46章苏轼治西湖
王木木记得，前世的杭州人对于苏轼，是好评如潮。一般说来，苏粉们赞誉苏轼，说：苏轼曾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通判杭州,又于元佑四年(公元1089)知杭州,共到杭州两次。若论他做官的最大的功绩，当数整治西湖。苏轼于杭州，其功绩，在21世纪浙江省的中学课本中有一篇文章，叫：《苏轼治西湖》，全文如下：
“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
杭本近海，地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浚治，宋兴，废之，葑积为田，水无几矣。
漕河失利，取给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为民大患，六井亦几于废。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泄之限，江潮不复入市。以余力复完六井，又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者。
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遣寸草。且募人种菱湖中，葑不复生。收其利以备修湖，取救荒余钱万缗、粮万石，及请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
此古文翻译成白话文，当为：“苏轼到杭州后，遇上大旱，饥荒和瘟疫并发。苏轼向朝廷请求，免去本路上供米的三分之一，又得赐予剃度僧人的牒文，用以换取米来救济饥饿的人。第二年春天，又减价chu售常平仓的米，做了很多粥和药剂，派人带着医生到各街巷治病，救活的人很多。苏轼说：“杭州是水陆交通的要地，得疫病死的人比别处常要多些。”于是收集多余的钱二千缗，又拿出自己囊中黄金五十两，建造治病场所，渐渐积贮钱粮来防备疫病。
杭州原来近海，当地泉水咸苦，居民稀少。唐代刺史李泌首先引西湖水造了六口井，百姓用水充足。白居易又疏通西湖水流入运河，从运河流入田亩，灌溉田地达一千顷，百姓因此殷实富裕。湖水中有很多茭白根，从唐朝到吴越钱氏，每年都疏浚治理，宋朝立国后，停止了，茭白根积为田，剩下水面没有多少了。
运河的便利丧失了，靠江中的潮水供水，船在市中行驶，潮水又多淤泥，三年淘挖一次，成为百姓的大灾难，六口井也几乎荒废了。苏轼看到茅山一条河专门接受江中潮水，盐桥一条河专门接受湖水，就疏通二河来通航运。又造了坝堰闸门，用来作为积蓄和排泄湖水的枢纽，江中的潮水不再流入城市。用剩下的物力人力修复了六口井，又把茭白根堆积在湖中，筑成南北长三十里的长堤以便通行。
吴地人种菱，到春天常加拔除，不留寸草。苏轼还募人在湖中种菱，使茭白根不再生长。收取的钱准备用来修湖时使用，取来救荒剩余的钱一万缗、粮一万石，和请求得到的剃度僧人文牒一百份来招募工役。堤筑成后，又种了木芙蓉、杨柳在堤上，看上去就像图画一样，杭州人称之为‘苏公堤’。”
此文在百度百科中标注作者为“苏轼”，标注文学体裁为“诗词”，两者显属错误。百度百科还同样错误地加注了“苏轼的品格”：“《苏轼治西湖》表现出苏轼全心全意为民造福的性格特点。西湖开浚，造福万代。苏轼二十年两次莅杭治西湖，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杭州百姓把他的画像悬挂在家中，像神一样供奉着，逢时过节拜祝一番；有人还为他建了生祠，四时享祀香火。自古以来，很少有像苏轼这样在百姓心中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说明只要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人们是不会忘记他的，历史也不会忘记他。”
在后世，对于苏轼，都说苏轼在杭州的故事太多，就其大体的史实，也足以显示其不朽的功绩。比如：
1、他修井：苏轼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时，恰逢供给市民饮水的六井年久失修，不能供水了，苏轼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与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使百姓重饮六井水。
2、他赈灾：苏轼第二次刚到杭州，就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冬春水涝，之后又遇大旱。苏轼决定把用来修葺官舍的钱，先买米赈济饥，又反复上疏，奏请朝廷减轻本路赋税，免除积欠，加大常平仓米的购入，以备饥荒。由于苏轼的反复请求，朝廷决定拨本路上供米二十万石赈饥，宽减上供米三分之一，并赐度牒三百道以助赈饥。结果米价渐落，元佑5年春没有人饿死。但是，一些地方官吏无意恤民，专事献媚，看到元佑5年春没有死人，就立即报告朝廷，声称本年丰收，别无流民，要求收回度牒钱粮。苏轼反驳道：“去岁灾伤之甚，行路备知，便使今年秋谷大稔，犹恐未补疮痍；而况三夏之交，稻禾未了，未委(不知道)逐路提转(提刑转运官)如何见得今年秋熟，便申丰稔”五六月间，浙西数郡果然大雨不止，太湖泛滥，庄稼淹没，六七月份米价再次上涨，“灾伤之势，恐甚于去年”。因为去年之灾，如人初病；今年之灾，如病再发。即第0746章苏轼治西湖
使病情差不多，但因元气早伤，便难支持。加之这年春夏之交，风调雨顺，家家典卖负债以事田作，想夺一个大丰收。现在淫雨风涛，把将熟的农作物摧折殆尽，“民之穷苦，实倍去岁”。即使这样，一些地方官仍忌讳言灾。秀州嘉兴县的官吏，因不受灾伤词状，以致踩死四十余人。苏轼却接连多次向朝廷报告灾情，要求宽减本路上供米，并高价收购常平米，以备来年出粜救饥。应苏轼之请，朝廷拨上贡米二十万石赈饥，置饭舍以待饥者；设药局，置病坊以治病者。元佑四五年的灾情，比熙宁八年的灾荒还要严重，但因苏轼救灾得力，使饥者得食，病者得医，米价未能暴涨，后果要轻得多，而赈灾费用也少得多。
3、他治病：元佑四五年灾荒之际，瘟疫流行，杭州是水陆交会的地方，疫疾死亡率比别处都高。苏轼派人作稀粥、药剂，救活了很多人。考虑到杭州重镇，苏轼捐了五十两黄金，加上公费，合起来办了一个病坊，叫做安乐坊，收纳贫困病人，为其治病。苏轼亲率医生分坊治病，得医而愈者千余人。在古代官方慈善医疗事业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4、他浚湖：苏轼元佑四年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时，西湖的沼泽化已经十分惊人了。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而西湖起着为百姓和农田提供水源的作用，“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直接影响着杭州的存亡。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后人称为苏公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后来演变成“三潭印月”。呵呵，东坡肉的故事就是因浚湖而发生，有人已经讲了，我就不多嘴啦。
5、他开河：杭州中贯运河，舟行市中。但长期以来，地方官贪图方便，引引潮水入河，海潮每至，泥沙淤积，漕河失利，舟行困难，不得不三年一淘，劳民伤财。苏轼亲自视察杭之水系后，带领人民疏浚茅山、盐桥二河各十余里，水皆深八尺以上，是几十年来浚河从未达到的深度。又根据精通水利的苏坚的建议，在两河间筑堤闸，控制河水与潮水。自后潮不入市，河道不淤，舟楫常行。
6、他引水：上次修好的六井和沈公井再度废堙，杭州人饮水非常不便，一斛水甚至卖到八钱。苏轼决心彻底永久解决百姓用水问题，亲谒茅庐拜求前次参与治井现已年过七十的老僧。苏轼采纳了老僧的建议，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以瓦筒把六井水直接引至千家万户，并扩大了供水范围。从此，“西湖井水，殆遍全城”。苏堤三潭印月就是他的杰作。
这里的六条伟迹，与《苏轼治西湖》相合，而现在的王木木放眼看来，觉得事实并非如此，其中奥妙无穷：
1、他修井事，前文说这是苏轼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时作为，其时知州是陈襄，若论功绩，职通判的苏轼最多是个协从有方。苏轼现在第二次到杭州，如其《乞开西湖状》所言，需重修六井。那，井是井事，湖是湖事，为乞开西湖从中央批得的钱财、粮食、度牒应用于湖事，专款专用，懂不？混为一谈，说轻了，是不懂财会，说深了，涉嫌混水摸鱼。
其实，在那个年代，通判，是一个很得罪上司的职位，因为通判的职能就是和知府操事，并向朝廷打小报告，对地方领导起到监督和制约作用。所以每地的领导对通判都是很烦心的，曾有一个姓钱的爱吃螃蟹的知州就明确要求朝廷把自己派到一个“有蟹无通判”的地方去任职，可见知州对通判厌恶之深。
苏轼在通判杭州期间并没有任何政绩，陈襄来杭后，把杭州城里的六口老井挨个掏了一次，出水多了点。苏轼马上写了一篇《钱塘六井记》。结果，被后世粉苏者吹成“因法以便民”。
时，六井事，非大事。其时，凡大事均需上报朝廷，而苏轼好吹，掏井事，被吹成了一利国利民的大工程，说六口老井修好以后，正好遇上大旱，“自江淮至浙右”，所有水井都枯竭了，结果水弄的比酒还贵。只因我们有了这六口井，结果有喝的有洗的麻事不缺。老百姓都“诵佛以祝公”。
然后苏轼就发感慨了，说“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天下大旱是不常有的，但我们往往因为不常有的事情而忽略了喝水这样紧急的事情，“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他把这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了。
2、他赈灾事，前文说这是苏轼第二次到杭州时，灾害严重，冬春水涝，之后大旱。既如此，苏轼第0746章苏轼治西湖
干吗要乞开西湖？大凡大型的水利工程和重大建设项目，均在风调雨顺日子好过时作为，哪有灾荒年还大兴土木的？这不是雪上加霜吗？
其实，历史上的记载，说，苏轼第二次到杭州时，灾害严重，冬春水涝，这都是苏轼的自说自话造成的。在这个年代，包括之后的几百年，一州之长，上书朝廷，写的是什么，普通老百姓是不知情的。后人只是依文人的记载为准，哪知当时的实情。关于现在的苏轼，所在的杭州，有没有灾，这不重要，这本就是这通讯不发达、文化不普及的年代的黑洞。苏轼为得到朝廷的钱粮，不顾与之矛盾的大搞水利疏浚的事实，说，杭州和两浙灾了。而历史上就有记载，当时的侍御史贾易、杨畏、安鼎就曾联名上书驳斥苏轼关于两浙灾荒的上书，说，情况不实，并要求朝廷重新调查核实。
纵观苏轼的一生，每到一地，就伸手向朝廷要钱要粮要政策。现在在杭州的苏轼，他是两浙路的一把手。两浙路包括后世的浙江省、江苏省的南部、还有安徽省和江西省。这里，有“苏杭”两个“天堂”；这里，有富饶的杭嘉湖平原；这里有“苏常熟,天下足”。无论如何想不通，腾挪转移，苏轼抱着金饭碗，还要向中央“乞”，这不跟后世那些包二奶、养小三、住洋房、开小车的职业乞丐一样了吗？你苏轼，身为父母官，不思发展民生，就知吃饭伸手，宋之士大夫，五谷不分，四肢不勤，可见一斑；又，其，毫无责任感，不思努力奋斗，啃爹啃中央，纨绔加无赖，还要筑牌坊，此风盛行，宋，哪能不亡？且，即使“浙西有荒”，你“苏常熟”，干吗不“腾挪”？
王木木看了眼现下的杭州，既非荒年（荒年还在三潭印月吃三坛酒？荒年还在苏堤大吃东坡肉？），也非大丰收日。至于决定用修葺官舍的钱买米赈济饥，观苏轼的一贯言行，不可信。至于反复上疏，减赋税，免积欠，加大仓米购入，拨米赈饥，等等，均属无事生非。苏轼不想无为而治，他要在项目中获利，所以，朝廷既收到了荒情奏请，又矛盾地收到了乞开西湖状。这个年代大宋的两当家人，是两女人，是两苏粉，是不懂油盐柴米的宫中人，看不出猫腻，被他糊弄了。
说苏轼“勤政为民”，呵呵，看看吧。先看看，苏轼是怎么来到杭州的吧！苏轼第一次来杭时，外放令已下，苏不想走，“自此留京师几一载”。直赖了一年，厉害不厉害？王木木都想去吏部问一问，苏轼这一年的年薪是该在汴京领，还是该在杭州领？苏轼直至“明年夏末秋初”才扭捏着赴任。途中，还狂玩，在泗州，作《泗州僧伽塔》。又去灌酒欧阳修，而且还是花酒，在颍州西湖之上，苏轼“插花起舞为公寿”，欧阳修“醉后剧谈犹激烈”，结果把欧阳修灌得起立时摸不着船帮，险些跌进湖中，以至苏轼走了不久，欧阳修也就一病归天。呵呵，好一个“勤政”！好一个“为民”！
自知于“政”“无术”的苏轼到杭后，就是玩。玩和尚，玩小妞，玩名士。他在“春时每遇休暇”，与民同乐，“必约客湖上”，在“山水佳处”，“群妓毕集”，酒足饭饱后，“营妓皆出境而迎”，“每客一舟”，“各领数妓任其所适”，随便去何处，随便搞什么。爽完后，再“鸣锣以集”，同志们再回酒楼，吃喝到深夜，“极欢而罢”，“列烛以归”，以至“士女云集，夹道以观”，苏轼领“千骑骑过”，风头出尽，“实一时盛事也”。所以，亲民，爱民，要搞清民的概念，在宋，民有士农工商，无固定资产者，皆为从贱业之贱rén。苏轼礼不下贱rén，他亲的是“士”与“女”而已。
说苏轼“勤政为民”，有时，还不如说他好逸恶劳了。纵观苏轼，在密州，在杭州，在惠州，都向朝廷提出过减税减赋。如果能减，士农工商，哪个不会高兴？问题是你苏轼是一政府官员，如果全国各州都提出这个建议，这个国家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这个国家还能是个国家吗？
苏轼他早就宣布过，我们士大夫远离家乡出来当官，“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一是为了国家做点事情，“亦欲取乐”，玩的也要开心，“此人之至情也”，如果把当官的搞的很穷，“若凋敝太甚，厨传萧然”，就会国将不国，“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所以，苏轼的“勤政为民”，只是其“太平之盛观”的浮像。苏轼期待的生活是“万斛船中着美酒”，像陶渊明一样屁事不做，只是“与君一生长拍浮”，混日子。苏轼常抱怨：“公厨十日不生烟”，我们已经有十天没有用公款大吃大喝了，非常没有油水，红裙美女的轻歌曼舞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了，“更望红裙踏筵舞”。
苏轼在《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一诗中，说当年玩的爽，“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现在想来仍是口齿留香。他仍然希望能够百无一事的“贪看翠盖拥红妆，不觉湖边一夜霜”。但此时“回首西湖真一梦，灰心霜鬓更休论”。
其实苏轼此时才刚刚四十岁，“霜鬓”是假，“灰心”是真。他一再哀叹自己年华老去而一事无成，但又因为胸怀大志而不愿脚踏实地的在基层做事，所以精神委靡颓废，“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这种工作状态，谁能指望他为当地百姓做出什么正事来呢？还能真正的整治西湖、第0746章苏轼治西湖
大兴水利？
苏轼爱民，爱的是那种民，苏轼的勤政，又是如何呐？对此，苏轼自已亲口承认：自己“平明坐衙不暖席，归来闭阁闲终日”。也就是说，白天偶尔到办公室转一圈，屁股还没坐热就回卧室里躺着，一躺就是一天。
嗟乎！苏大学士，你读过没读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3、他治病事，不可信！在宋，瘟疫之疾，职在医官。杭州有恙，无需知州亲临。当然，苏轼懂点医和保健，就像他诗文好就好炫耀一样，他也可能好炫耀其医道，如当年给王巩写信大谈岭南保健一样，他出现在了一些地方，装个亲民的形象，就如“学生冒雨做操、领导打伞欣赏”那样。出现出现，也是好事。至于苏轼自掏腰包捐五十金，更不可信，他如此有钱，那匹白马花钱买下就是，哪需出让自已的妾侍和出卖自已的孩子！
苏轼做不了良相就想做良医了，所以，抄了几个方子，编了几本医书，想，说不定也能像诗词那样成一大家！可惜，苏轼后来就是自作聪明自己弄药治病给吃死的。这样的医生，你想要吗？用病人练刀的医生，你遇上了，是幸？还是不幸？别到头来，尸体还让人弄去倒卖骗保，死无宁日。
4、他浚湖事，《乞开杭州西湖状》事有，苏公堤事有，三潭印月事有，东坡肉事有，但真相你有没有？苏轼自述：“作堤捍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所以，在杭州，如果苏轼整治西湖如果仅仅只是《乞开西湖状》中明述的一些理由，没有隐性的好处，他哪能积极参与？于水利，他早就“耳冷心灰百不闻”了。
5、他开河事，应有，这应该就是政府机关正常运转时的职能事，这在《乞开西湖状》中没提及，所以，应属日常工作，凡应卯者，理应出工出力。
6、他引水事，是一愚蠢事。六井水可从即将湮灭的西湖引至千家万户，那为什么不能将西湖源头的溪涧之水“殆遍全城”？至于苏堤和三潭印月说是他的杰作，不如，说是他的笑话。这两款杰作，呵呵，说光明些，“于国于家两无用”；说警觉些，涉倒涉盗皆问题；说政治些，欺上瞒下貌良士；说历史些，以狡掩德照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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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木木记得，前世的杭州人对于苏轼，是好评如潮。一般说来，苏粉们赞誉苏轼，说：苏轼曾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通判杭州,又于元佑四年(公元1089)知杭州,共到杭州两次。若论他做官的最大的功绩，当数整治西湖。苏轼于杭州，其功绩，在21世纪浙江省的中学课本中有一篇文章，叫：《苏轼治西湖》，全文如下：
“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
杭本近海，地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浚治，宋兴，废之，葑积为田，水无几矣。
漕河失利，取给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为民大患，六井亦几于废。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泄之限，江潮不复入市。以余力复完六井，又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者。
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遣寸草。且募人种菱湖中，葑不复生。收其利以备修湖，取救荒余钱万缗、粮万石，及请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
此古文翻译成白话文，当为：“苏轼到杭州后，遇上大旱，饥荒和瘟疫并发。苏轼向朝廷请求，免去本路上供米的三分之一，又得赐予剃度僧人的牒文，用以换取米来救济饥饿的人。第二年春天，又减价chu售常平仓的米，做了很多粥和药剂，派人带着医生到各街巷治病，救活的人很多。苏轼说：“杭州是水陆交通的要地，得疫病死的人比别处常要多些。”于是收集多余的钱二千缗，又拿出自己囊中黄金五十两，建造治病场所，渐渐积贮钱粮来防备疫病。
杭州原来近海，当地泉水咸苦，居民稀少。唐代刺史李泌首先引西湖水造了六口井，百姓用水充足。白居易又疏通西湖水流入运河，从运河流入田亩，灌溉田地达一千顷，百姓因此殷实富裕。湖水中有很多茭白根，从唐朝到吴越钱氏，每年都疏浚治理，宋朝立国后，停止了，茭白根积为田，剩下水面没有多少了。
运河的便利丧失了，靠江中的潮水供水，船在市中行驶，潮水又多淤泥，三年淘挖一次，成为百姓的大灾难，六口井也几乎荒废了。苏轼看到茅山一条河专门接受江中潮水，盐桥一条河专门接受湖水，就疏通二河来通航运。又造了坝堰闸门，用来作为积蓄和排泄湖水的枢纽，江中的潮水不再流入城市。用剩下的物力人力修复了六口井，又把茭白根堆积在湖中，筑成南北长三十里的长堤以便通行。
吴地人种菱，到春天常加拔除，不留寸草。苏轼还募人在湖中种菱，使茭白根不再生长。收取的钱准备用来修湖时使用，取来救荒剩余的钱一万缗、粮一万石，和请求得到的剃度僧人文牒一百份来招募工役。堤筑成后，又种了木芙蓉、杨柳在堤上，看上去就像图画一样，杭州人称之为‘苏公堤’。”
此文在百度百科中标注作者为“苏轼”，标注文学体裁为“诗词”，两者显属错误。百度百科还同样错误地加注了“苏轼的品格”：“《苏轼治西湖》表现出苏轼全心全意为民造福的性格特点。西湖开浚，造福万代。苏轼二十年两次莅杭治西湖，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杭州百姓把他的画像悬挂在家中，像神一样供奉着，逢时过节拜祝一番；有人还为他建了生祠，四时享祀香火。自古以来，很少有像苏轼这样在百姓心中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说明只要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人们是不会忘记他的，历史也不会忘记他。”
在后世，对于苏轼，都说苏轼在杭州的故事太多，就其大体的史实，也足以显示其不朽的功绩。比如：
1、他修井：苏轼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时，恰逢供给市民饮水的六井年久失修，不能供水了，苏轼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与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使百姓重饮六井水。
2、他赈灾：苏轼第二次刚到杭州，就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冬春水涝，之后又遇大旱。苏轼决定把用来修葺官舍的钱，先买米赈济饥，又反复上疏，奏请朝廷减轻本路赋税，免除积欠，加大常平仓米的购入，以备饥荒。由于苏轼的反复请求，朝廷决定拨本路上供米二十万石赈饥，宽减上供米三分之一，并赐度牒三百道以助赈饥。结果米价渐落，元佑5年春没有人饿死。但是，一些地方官吏无意恤民，专事献媚，看到元佑5年春没有死人，就立即报告朝廷，声称本年丰收，别无流民，要求收回度牒钱粮。苏轼反驳道：“去岁灾伤之甚，行路备知，便使今年秋谷大稔，犹恐未补疮痍；而况三夏之交，稻禾未了，未委(不知道)逐路提转(提刑转运官)如何见得今年秋熟，便申丰稔”五六月间，浙西数郡果然大雨不止，太湖泛滥，庄稼淹没，六七月份米价再次上涨，“灾伤之势，恐甚于去年”。因为去年之灾，如人初病；今年之灾，如病再发。即第0746章苏轼治西湖
使病情差不多，但因元气早伤，便难支持。加之这年春夏之交，风调雨顺，家家典卖负债以事田作，想夺一个大丰收。现在淫雨风涛，把将熟的农作物摧折殆尽，“民之穷苦，实倍去岁”。即使这样，一些地方官仍忌讳言灾。秀州嘉兴县的官吏，因不受灾伤词状，以致踩死四十余人。苏轼却接连多次向朝廷报告灾情，要求宽减本路上供米，并高价收购常平米，以备来年出粜救饥。应苏轼之请，朝廷拨上贡米二十万石赈饥，置饭舍以待饥者；设药局，置病坊以治病者。元佑四五年的灾情，比熙宁八年的灾荒还要严重，但因苏轼救灾得力，使饥者得食，病者得医，米价未能暴涨，后果要轻得多，而赈灾费用也少得多。
3、他治病：元佑四五年灾荒之际，瘟疫流行，杭州是水陆交会的地方，疫疾死亡率比别处都高。苏轼派人作稀粥、药剂，救活了很多人。考虑到杭州重镇，苏轼捐了五十两黄金，加上公费，合起来办了一个病坊，叫做安乐坊，收纳贫困病人，为其治病。苏轼亲率医生分坊治病，得医而愈者千余人。在古代官方慈善医疗事业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4、他浚湖：苏轼元佑四年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时，西湖的沼泽化已经十分惊人了。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而西湖起着为百姓和农田提供水源的作用，“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直接影响着杭州的存亡。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后人称为苏公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后来演变成“三潭印月”。呵呵，东坡肉的故事就是因浚湖而发生，有人已经讲了，我就不多嘴啦。
5、他开河：杭州中贯运河，舟行市中。但长期以来，地方官贪图方便，引引潮水入河，海潮每至，泥沙淤积，漕河失利，舟行困难，不得不三年一淘，劳民伤财。苏轼亲自视察杭之水系后，带领人民疏浚茅山、盐桥二河各十余里，水皆深八尺以上，是几十年来浚河从未达到的深度。又根据精通水利的苏坚的建议，在两河间筑堤闸，控制河水与潮水。自后潮不入市，河道不淤，舟楫常行。
6、他引水：上次修好的六井和沈公井再度废堙，杭州人饮水非常不便，一斛水甚至卖到八钱。苏轼决心彻底永久解决百姓用水问题，亲谒茅庐拜求前次参与治井现已年过七十的老僧。苏轼采纳了老僧的建议，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以瓦筒把六井水直接引至千家万户，并扩大了供水范围。从此，“西湖井水，殆遍全城”。苏堤三潭印月就是他的杰作。
这里的六条伟迹，与《苏轼治西湖》相合，而现在的王木木放眼看来，觉得事实并非如此，其中奥妙无穷：
1、他修井事，前文说这是苏轼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时作为，其时知州是陈襄，若论功绩，职通判的苏轼最多是个协从有方。苏轼现在第二次到杭州，如其《乞开西湖状》所言，需重修六井。那，井是井事，湖是湖事，为乞开西湖从中央批得的钱财、粮食、度牒应用于湖事，专款专用，懂不？混为一谈，说轻了，是不懂财会，说深了，涉嫌混水摸鱼。
其实，在那个年代，通判，是一个很得罪上司的职位，因为通判的职能就是和知府操事，并向朝廷打小报告，对地方领导起到监督和制约作用。所以每地的领导对通判都是很烦心的，曾有一个姓钱的爱吃螃蟹的知州就明确要求朝廷把自己派到一个“有蟹无通判”的地方去任职，可见知州对通判厌恶之深。
苏轼在通判杭州期间并没有任何政绩，陈襄来杭后，把杭州城里的六口老井挨个掏了一次，出水多了点。苏轼马上写了一篇《钱塘六井记》。结果，被后世粉苏者吹成“因法以便民”。
时，六井事，非大事。其时，凡大事均需上报朝廷，而苏轼好吹，掏井事，被吹成了一利国利民的大工程，说六口老井修好以后，正好遇上大旱，“自江淮至浙右”，所有水井都枯竭了，结果水弄的比酒还贵。只因我们有了这六口井，结果有喝的有洗的麻事不缺。老百姓都“诵佛以祝公”。
然后苏轼就发感慨了，说“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天下大旱是不常有的，但我们往往因为不常有的事情而忽略了喝水这样紧急的事情，“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他把这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了。
2、他赈灾事，前文说这是苏轼第二次到杭州时，灾害严重，冬春水涝，之后大旱。既如此，苏轼第0746章苏轼治西湖
干吗要乞开西湖？大凡大型的水利工程和重大建设项目，均在风调雨顺日子好过时作为，哪有灾荒年还大兴土木的？这不是雪上加霜吗？
其实，历史上的记载，说，苏轼第二次到杭州时，灾害严重，冬春水涝，这都是苏轼的自说自话造成的。在这个年代，包括之后的几百年，一州之长，上书朝廷，写的是什么，普通老百姓是不知情的。后人只是依文人的记载为准，哪知当时的实情。关于现在的苏轼，所在的杭州，有没有灾，这不重要，这本就是这通讯不发达、文化不普及的年代的黑洞。苏轼为得到朝廷的钱粮，不顾与之矛盾的大搞水利疏浚的事实，说，杭州和两浙灾了。而历史上就有记载，当时的侍御史贾易、杨畏、安鼎就曾联名上书驳斥苏轼关于两浙灾荒的上书，说，情况不实，并要求朝廷重新调查核实。
纵观苏轼的一生，每到一地，就伸手向朝廷要钱要粮要政策。现在在杭州的苏轼，他是两浙路的一把手。两浙路包括后世的浙江省、江苏省的南部、还有安徽省和江西省。这里，有“苏杭”两个“天堂”；这里，有富饶的杭嘉湖平原；这里有“苏常熟,天下足”。无论如何想不通，腾挪转移，苏轼抱着金饭碗，还要向中央“乞”，这不跟后世那些包二奶、养小三、住洋房、开小车的职业乞丐一样了吗？你苏轼，身为父母官，不思发展民生，就知吃饭伸手，宋之士大夫，五谷不分，四肢不勤，可见一斑；又，其，毫无责任感，不思努力奋斗，啃爹啃中央，纨绔加无赖，还要筑牌坊，此风盛行，宋，哪能不亡？且，即使“浙西有荒”，你“苏常熟”，干吗不“腾挪”？
王木木看了眼现下的杭州，既非荒年（荒年还在三潭印月吃三坛酒？荒年还在苏堤大吃东坡肉？），也非大丰收日。至于决定用修葺官舍的钱买米赈济饥，观苏轼的一贯言行，不可信。至于反复上疏，减赋税，免积欠，加大仓米购入，拨米赈饥，等等，均属无事生非。苏轼不想无为而治，他要在项目中获利，所以，朝廷既收到了荒情奏请，又矛盾地收到了乞开西湖状。这个年代大宋的两当家人，是两女人，是两苏粉，是不懂油盐柴米的宫中人，看不出猫腻，被他糊弄了。
说苏轼“勤政为民”，呵呵，看看吧。先看看，苏轼是怎么来到杭州的吧！苏轼第一次来杭时，外放令已下，苏不想走，“自此留京师几一载”。直赖了一年，厉害不厉害？王木木都想去吏部问一问，苏轼这一年的年薪是该在汴京领，还是该在杭州领？苏轼直至“明年夏末秋初”才扭捏着赴任。途中，还狂玩，在泗州，作《泗州僧伽塔》。又去灌酒欧阳修，而且还是花酒，在颍州西湖之上，苏轼“插花起舞为公寿”，欧阳修“醉后剧谈犹激烈”，结果把欧阳修灌得起立时摸不着船帮，险些跌进湖中，以至苏轼走了不久，欧阳修也就一病归天。呵呵，好一个“勤政”！好一个“为民”！
自知于“政”“无术”的苏轼到杭后，就是玩。玩和尚，玩小妞，玩名士。他在“春时每遇休暇”，与民同乐，“必约客湖上”，在“山水佳处”，“群妓毕集”，酒足饭饱后，“营妓皆出境而迎”，“每客一舟”，“各领数妓任其所适”，随便去何处，随便搞什么。爽完后，再“鸣锣以集”，同志们再回酒楼，吃喝到深夜，“极欢而罢”，“列烛以归”，以至“士女云集，夹道以观”，苏轼领“千骑骑过”，风头出尽，“实一时盛事也”。所以，亲民，爱民，要搞清民的概念，在宋，民有士农工商，无固定资产者，皆为从贱业之贱rén。苏轼礼不下贱rén，他亲的是“士”与“女”而已。
说苏轼“勤政为民”，有时，还不如说他好逸恶劳了。纵观苏轼，在密州，在杭州，在惠州，都向朝廷提出过减税减赋。如果能减，士农工商，哪个不会高兴？问题是你苏轼是一政府官员，如果全国各州都提出这个建议，这个国家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这个国家还能是个国家吗？
苏轼他早就宣布过，我们士大夫远离家乡出来当官，“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一是为了国家做点事情，“亦欲取乐”，玩的也要开心，“此人之至情也”，如果把当官的搞的很穷，“若凋敝太甚，厨传萧然”，就会国将不国，“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所以，苏轼的“勤政为民”，只是其“太平之盛观”的浮像。苏轼期待的生活是“万斛船中着美酒”，像陶渊明一样屁事不做，只是“与君一生长拍浮”，混日子。苏轼常抱怨：“公厨十日不生烟”，我们已经有十天没有用公款大吃大喝了，非常没有油水，红裙美女的轻歌曼舞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了，“更望红裙踏筵舞”。
苏轼在《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一诗中，说当年玩的爽，“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现在想来仍是口齿留香。他仍然希望能够百无一事的“贪看翠盖拥红妆，不觉湖边一夜霜”。但此时“回首西湖真一梦，灰心霜鬓更休论”。
其实苏轼此时才刚刚四十岁，“霜鬓”是假，“灰心”是真。他一再哀叹自己年华老去而一事无成，但又因为胸怀大志而不愿脚踏实地的在基层做事，所以精神委靡颓废，“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这种工作状态，谁能指望他为当地百姓做出什么正事来呢？还能真正的整治西湖、第0746章苏轼治西湖
大兴水利？
苏轼爱民，爱的是那种民，苏轼的勤政，又是如何呐？对此，苏轼自已亲口承认：自己“平明坐衙不暖席，归来闭阁闲终日”。也就是说，白天偶尔到办公室转一圈，屁股还没坐热就回卧室里躺着，一躺就是一天。
嗟乎！苏大学士，你读过没读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3、他治病事，不可信！在宋，瘟疫之疾，职在医官。杭州有恙，无需知州亲临。当然，苏轼懂点医和保健，就像他诗文好就好炫耀一样，他也可能好炫耀其医道，如当年给王巩写信大谈岭南保健一样，他出现在了一些地方，装个亲民的形象，就如“学生冒雨做操、领导打伞欣赏”那样。出现出现，也是好事。至于苏轼自掏腰包捐五十金，更不可信，他如此有钱，那匹白马花钱买下就是，哪需出让自已的妾侍和出卖自已的孩子！
苏轼做不了良相就想做良医了，所以，抄了几个方子，编了几本医书，想，说不定也能像诗词那样成一大家！可惜，苏轼后来就是自作聪明自己弄药治病给吃死的。这样的医生，你想要吗？用病人练刀的医生，你遇上了，是幸？还是不幸？别到头来，尸体还让人弄去倒卖骗保，死无宁日。
4、他浚湖事，《乞开杭州西湖状》事有，苏公堤事有，三潭印月事有，东坡肉事有，但真相你有没有？苏轼自述：“作堤捍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所以，在杭州，如果苏轼整治西湖如果仅仅只是《乞开西湖状》中明述的一些理由，没有隐性的好处，他哪能积极参与？于水利，他早就“耳冷心灰百不闻”了。
5、他开河事，应有，这应该就是政府机关正常运转时的职能事，这在《乞开西湖状》中没提及，所以，应属日常工作，凡应卯者，理应出工出力。
6、他引水事，是一愚蠢事。六井水可从即将湮灭的西湖引至千家万户，那为什么不能将西湖源头的溪涧之水“殆遍全城”？至于苏堤和三潭印月说是他的杰作，不如，说是他的笑话。这两款杰作，呵呵，说光明些，“于国于家两无用”；说警觉些，涉倒涉盗皆问题；说政治些，欺上瞒下貌良士；说历史些，以狡掩德照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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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fk第0746章苏轼治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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