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眼下西湖整治工程的工程量，王木木很有想法。作为苏轼的一生最被人称赞的惠民工程西湖的整治，在规划设计、工程组织、项目目的、施工管理等处都大有问题。比如，在工程的预决算上，明显有重大贪墨的明显的嫌疑。
后人在提及苏轼整治西湖时，常常欣佩苏大人的手笔大，为杭州人民搞了个很大的工程，这工程大到已经需要朝廷批准，并要中央财政支持，苏轼为此还特事特办的从皇帝那里因为整治西湖的需要弄来了二百张度牒（也有说一百张的，也有说三百张的）。一般比较一致的记载，苏轼在整治西湖时，动用了二十多万民工。
王木木在想，20多万，应是人次。理论上可以理解为20人干了一万多天，或是一万人干了20多天。这20多万人次，人工不可谓不大，但是对于偌大的这西湖来说，这点劳务，实在太少。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比照材料，就是明正德三年的那次疏浚西湖。
明正德三年(1508年)，杭州知府杨孟瑛力排众议，在巡按御史车粱支持下，奏请疏浚西湖，由工部拨款。据明《西湖游览志》卷一载：“是年二月兴工，……为佣一百五十二日，为夫六百七十万，为直银二万三千六百零七两，拆毁田荡三千四百八十一亩……，自是西湖始复唐宋之旧。”疏浚挖出的葑泥，除加宽苏堤外，在里湖西部堆筑长堤(即杨公堤)；又在外湖旧三塔塔基四周，筑一方圆形堤埂，埂外仿苏轼三塔建空心石塔3座。
看工程量，明朝这次起出的湖泥能使湖中已有的苏堤加宽一倍，还筑有两堤。这说明这次出的湖泥应该与苏轼这次的疏浚量基本相当。看几何尺寸，苏堤的增量也基本相当于其本体，新筑的两堤的体量，略小于苏轼工程的填充量，总体可粗略视作相当，这也能理解为在“复唐宋之旧”吧。
但是，你看看，在工程量相当的前提下，明杨孟瑛当时动用了多少人力？“为夫六百七十万”，是苏轼的“二十万多”的33倍！
明杨孟瑛的“为夫六百七十万”这里也作人次计，那么，因为杨孟瑛的项目是“为佣一百五十二日”，因此可理解为日下湖的作业人员在44078多人。同量类比，如果苏轼的疏浚也是这个日下湖44078人的规模的话（明杨孟瑛仿苏轼之为，故可作此类推；而实际上，后人的疏浚量在当时的疏浚指导思想下，当只会比前人少，而不会多于前朝的工程量），那，用20万一除，则苏轼的疏浚工程也就一共花了四天半多一些，圆整为五天，呵呵，这不就是一场闹剧吗？一个落入史载的大工程，也就热闹了一个小长假，可笑不？所以啊，这个西湖疏浚，不就是将疏浚作为一个题材，在此大旗下的为所欲为？在项目的掩护下，做本来想做却又无从开口的事情？
现在，王木木想把事情搞搞清楚，他实地踏勘了工地，眼见的苏堤的长约八百八十丈、宽约五丈，宋时一尺合3168cm，故这苏堤长约2788米，宽约1584米。而王木木在前世所见的苏堤长为2797米，宽为30-40米，高出湖面04米。两相比较，长度差约9米，这就应该是“回”字中大小两“口”间的间距。而宽度则要相差一倍以上，这宽出来的苏堤主要是在明杨孟瑛疏浚西湖后形成的。
历史也记载，在苏轼后的杭州府的各任领导，几次大的疏浚西湖，其基本作法都是以苏轼为楷模，都是将湖泥起出后并不上岸，更不远运。都是将湖泥在西湖中原地消化的，比如， 明杨孟瑛是将湖泥加宽苏堤和筑了两条长堤（杨公堤）。比如，清雍正五年(1727年)，巡抚浙江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卫用银四万二千七百四十二两，开浚西湖，筑堰各四座。又比如清嘉庆五年(1800年)，阮元疏浚西湖，湖泥则被阮元堆筑出了个阮公墩，等，人家有堤我有墩，均是湖中淤泥大挪移，一脉相承。
现在，王木木看着西湖，在给苏大人估工。王木木算来算去这苏大人的20万工根本干不了什么事！我们且不计填充于前文所述的“回”字间隙中的湖泥，就只论相当于总量一半的苏堤的土方量，就能看到这次西湖的疏浚是多么的荒唐了！
你看，2788米的苏堤，面宽1584米，两边坡度以45度计，湖深以平均湖深228米计（其实近堤处湖水浅，湖中央才最深），则苏堤的土方量为115182立方，如以王木木眼见的12000人下湖作业计，则平均每人只需移泥96立方的泥！现在这种状况，一天就能完事！就是把“回”字中的间隙算进去，翻个倍，也人均20方不到，也辛苦点一天可以完事！
如以明人仿效苏轼的劳务规模44078人计，把苏堤和“回”加一起，也仅需人均移泥5立方多！半天的事！
所以，前述的一个小长假，5天的工作量，已经是有5倍的水分了！
至于这个年代的民工移泥的效率，这里，王木木已经低估了！
你看，湖中的作业人员，他们把湖泥从湖底起出，或者将人家农户的湖田扒掉（这样的工作量更小），把产生的泥放在一些小船和大木盆中，如此就能很轻松地完成湖泥在水中的平行移动。当船中的湖泥到达目的地后，我们已知目的地也是西湖的某一处，所以只要将船侧翻即可，如此，99%以上的湖泥就能这样轻松地被计工分。这个工作量大大小于陆上的土方活，也大大小于要上岸和驳运的甩濠活，只不过在本地湖水中的一些水中作业，捣捣湖水而已。
其实，真正要认真疏浚排泥甩壕，像后世，起淤泥，作绿肥，撒农田，那么，其过程应该是这样的：湖中起泥→湖中运泥→湖泥上岸→湖泥外运→湖泥落地。在这些环节中，其实最辛苦最吃人工的是“湖泥上岸”和“湖泥外运”，即使这“湖泥外运”仅需二里路（这是消化巨量湖泥的最短距离了），那么，经测算，现在疏浚中所用的“湖中起泥”、“湖中运泥”、“湖中落泥”三项合计也不到上岸排泥的总劳务的半成（5%）。
现在，王木木从另一头工程款项上在思考这苏大人西湖工程的问题了。史载，苏轼为这次整治西湖，筹备了救荒余款万缗，粮万石，度牒200道（这里取200之说，是100加100,理由后面会介绍）。一缗钱就是一贯钱。那么这项目的工程款之一是一万贯现钱。
另，“粮万石”，折银算，宋代1市斤是640克，宋代1石合925宋斤（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三有,“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因此一石米即592公斤。宋仁宗年间，一石米在600文到700文之间，南宋初期米价则在2贯左右。所以，现是宋哲宗时，可以每石900文计。
至于度牒，宋代度牒，不仅有法定的价格，而且它的价格还随使用范围的扩大而与日俱增。所以，在宋，度牒可以作为货币来应用的。在宋，度牒贱卖时也可价二三十贯钱一道，贵时则要八**九百贯钱一道。元丰七年（1084）著令度牒每道为钱百三十千，夔州路至三百千，以次减为百九十千，现在的元佑年间定价为三百千。故苏轼要来的200道度牒能计60000贯。至于现在外面在传这次苏大人得“一百道僧人的度牒,卖了一万七千贯钱”，这明显是既做少了流星，又贱卖了单价！个中原委，敛财之道，大家都懂，这里不再赘述了。
故，合计，苏大人此次西湖整治工程在账面上耗财合计为七万七千贯。也即可支出数为79000贯。
细分支出，在这项西湖整治工程中，基本上没有材料费、税务费、附加费和前期准备费等，只有人工费。如此，可以算一下，以20万人计，人均，劳作一天，即可得395文或更多，是正常情况下的人工标准的十倍以上了。在宋，可购米2598公斤米。这是很不正常的暴利行当了，基本上相当于在抢商店了。
以前数据推算，在此工程中，每人日劳务费大致能在395~790文间。而在宋，按记载，一般的，城镇居民每户月收入约为20贯左右，即日收入为666文左右，以一户10人计，人日均为666文。所以，数据键相吻，上述概算应能成立。也就是说，按市场价格，苏大人筹来的款项已大大的够工程开销了。
但是，所有下湖作业的人，在这个年代都是下贱的活计，当然不能以普通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核计，其时，按《宋人生活水平及币值考察》言，下层百姓每人日花费约是三十文，这年代一二文钱便可买到够四五个人吃的小吃，这样的工程，在明代，人均收入连4文都不到。这样算来，这个日支出395文真是“吃老公”了。那么“老公”的肉是被谁给吃了？或说，主要是被谁给吃了？王木木真不敢说出来，因为他刚知道，这次工程款是采取“以工代赈”的财务方法。这还是学着范仲淹在皇佑二年（1050年）吴中大饥荒时的做法，如果，下湖的人工全是如一些记载报导劳务费全是“以工代赈”的话，这前述的苏大人的79000贯就是重复入账了。这里面，就太龌龊了，与苏大人的光辉形象无论如何是匹配不起来的。本来，toshiba，toshiba，偷去吧，偷去吧，大家的偷去吧！人家会贪是人家有能耐，人家敢偷是人家敢赌博，人家能贪是人家有靠山，这，非现在的王木木能管得了的，只是，这些人贪的，其中发自国库的钱，一半来自王木木的贡款，所以，王木木很是不爽！
关于这次西湖整治是用“以工代赈”的财务概念，王木木在前世的教育和阅读中，早已根深蒂固。其中，一些文章这样写：“……杭州西湖苏堤是北宋元祐五年(1090),诗人苏轼(东坡)任杭州知州时,疏浚西湖,利用凭着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的“度牒”,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募民开湖,花了20多万……”
“苏轼把这些“度牒”换成了钱。钱不够,苏轼又写字作画义卖筹款,同时提出以工代赈,动员大家参与疏浚西湖工程……”
“作为杭州太守,他在全力对付饥荒和疾疫两大灾害的同时,还把疏浚西湖作为任内的首要任务。经过调查踏勘,苏轼决定用“以工代赈”的……”
“在他的主持下,1090年,大规模疏浚西湖的工程开工。苏轼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动员二十万民夫下湖淘浚……”
“在他的主持下,1090年,大规模疏浚西湖的工程开始了。没有资金,苏东坡把朝廷给他的一百道僧人的度牒,卖了一万七千贯钱,并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等等等等，虽其中有些说法有出入，但有“以工代赈”却是一致的。这里，有说是以今日的“工”来代未来的“赈”的，有说是筹款不足以“以工代赈”来打补丁的，王木木眼下在现场，看得很清楚，这里是前一种情况，想想其实也很简单，你想，凡动水利者，皆农商良好，政府有余资的非灾荒年代，既然如此，无灾无荒，哪能出来个“赈”的概念！
至于有说，这“以工代赈”是以今日的疏浚之工，给以筹款得来之的“钱”“粮”“度牒”算作“赈”，这更不可能！王木木所见如是，从事理的合理性看也是如此，那苏轼在这西湖项目中，本来就资金缺乏，哪能轻易出手自已从朝廷筹来的款项呐？对于工程中的工程款，他也“按揭”了，他是用“以工代赈”来“按揭”的，是用明日的徭役用于今日的工程。不过，对于这个“赈”，王木木联想到了度牒，觉得里面似乎还有问题，但是，这个，暂且放一放，还待验证。
其实，对比于明杨孟瑛的疏浚西湖的“为直银二万三千六百零七两”，苏轼这次的七万七千贯实在是太贪墨了。你算一下，明人，在杨孟瑛的主持下，“为夫六百七十万”，“直银二万三千六百零七两”，相当于每人次的人工为35文。而宋人七万七千贯，20万人，相当于每人次的人工为385文。宋明两朝的劳务人工费其实是基本相当的，虽然宋比明富，但明在宋后，此消彼长，可视作两朝的民工劳务薪资在同一层面上。而现在，苏大人的工钱比扬大人的高出100多倍，还要拖个能欠薪的“以工代赈”的油瓶，这不是在骗朝廷吗？骗百姓吗？骗历史吗？骗你我吗？
现在，现实的情况是苏大人还嫌手头资金缺少，所以，整个疏浚工程就偷懒堆出了个“苏堤”。这“苏堤”本非工程中计划的标的，《乞开西湖状》中就没有。所以，当然的也不会有为这意外物配套的其它的设计和制作了，比如，苏堤六桥！堤都没在计划内，桥又从何说起？皮之不存，毛焉能附？
说起苏堤六桥，其实这也是看清这次西湖疏浚的真面目的一个角度。这次西湖疏浚，至此，工程支出，全是劳务费、人工费。一般，一个普通的建筑项目、一项寻常的装修改造工程、甚至于一般的设备制造和铁木劳作，其概算可以这样粗估，就是“工料对半”。即，造一幢房子，10万是材料费的话，人工费也约10万（这里计的是车间成本，不计土地费和各种契税）。随着不同项目的材料的贱贵，人工的难易，这“对半”还可打个50%。所以，一概的预算的人工与材料，都在25%对75%到75%对25%之间，特殊情况例外。眼下的西湖疏浚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它的支出，几乎是纯劳务了。
在眼下这西湖疏浚中，湖泥在西湖中挪来移去的，不发生材料费，只发生劳务费。但是，如果要建六桥，则有材料费发生了。而且，那些石块石板的采集、运送、搭建、雕琢，在这个年代，均需专业人士，非一般民工能胜任。这却是现在的苏大人心力、财力不想承受和无法承受的。这，就是眼下王木木只能看到一条实心的土墩，不能看到六桥的原因了。其实，这里可以插一句，说修建苏堤是为了南北岸的交通便利。呵啊，那么一条实心的堆堤，把西湖一分为二，从此，西湖的水上交通东西两半就不相往来了。立足于西湖，无论是游湖、种植、打渔，这实心的堆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苏堤就是一个半拉子工程的中间体，就是湖中的烂尾楼。至于苏堤六桥，是实心苏堤实施了改造项目后的结果，是用实心苏堤作为一个湿面团，谁沾了，就继续贡献吧。
也许有人会说，你王木木在以明杨孟瑛的西湖疏浚工程作比照时，为什么要以杨孟瑛为准，来比照出苏轼的荒诞？为什么不以苏轼的为准，比照出杨孟瑛的低效？这里，王木木一方面是考虑到了杨孟瑛其时的吏治和其工程的流程，其两项大数据，应能采信。比如，史载，明杨孟瑛“为直银二万三千六百零七两”，试想，如此大的工程，工程款预决算能精确到个位数，在那个年代，这个财务很不错了。而苏轼，其在历史上的名声远大于杨孟瑛，可你看看，他的这个工程，一笔糊涂账！他水平真高，能把“款万缗，粮万石，度牒200道”花得不多不少？正正好好？
当然，这王木木心中有数的明杨孟瑛的事是不能在这里罗列的，那是明朝的事，是后面的事，哪能拿来宋朝作为案例来对比述说啊？其实，这里，很主要的还是，即使不去比照杨孟瑛，按工程量实算，互相对照，相辅相成，苏大人的荒诞更应大白于天下了！只是数百年来，从来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去看苏堤！从来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去看苏大人的西湖疏浚工程！从来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去看苏轼！从来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去看宋朝及上下数朝的士大夫文官集团！因为那时没有审计局，因为那时没有廉政公署！因为那时没有中纪委！因为文科的人不会这样用数字去剖析苏轼！因为学财务管理的人不会去审计是自己的光辉形象！就像，人之所以为人，人自身的密码就能解答许多问题，只是，没人把自已的身体去当作一个“人类星球”，所以，即使答案就在眼前，却仍然懵懂无知！或是视而不见！或是不敢相信！……
也许有人会说，你王木木在核算以上工程时，数据客观吗？那么，要是真有人来面斥王木木的话，王木木也将理直气壮地指出，上述引用的数据，已经偏向于不利于苏轼的反方向了，也不用用精算师的眼光，能做概预算的人都能看得懂。分析好，大有益，用数据说话，这个项目的主事者，有严重的贪墨嫌疑。
王木木想着想着，一股浩然正气和一股莫名怨气相伴而生，朝廷的公款，百姓的血汗，自已的外援，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让人中饱私囊了，越想越想不通，王木木就开始给高太皇太后写奏折了。以前，王木木和长公主也都每月有一次奏折和书信向汴京的高太皇太后报，但基本上都是些套话，说些贡款贡物中有些什么，说些趣闻逸事，说些家长里短。可这次王木木发火了，在奏折中把自已这几天的所见所闻一一陈述，准备附着贡款一起往京城送了……
事后，王木木还想，如果，我哪一天会穿回21世纪，我把这苏大人整治西湖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我把这个工程的收支剖析给传媒，我把其中的奥妙写成一论文，呵呵，不知我会不会因言获罪？不知我会不会被苏粉拍死？不知我会不会被杭州人喷死？不知我会不会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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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在提及苏轼整治西湖时，常常欣佩苏大人的手笔大，为杭州人民搞了个很大的工程，这工程大到已经需要朝廷批准，并要中央财政支持，苏轼为此还特事特办的从皇帝那里因为整治西湖的需要弄来了二百张度牒（也有说一百张的，也有说三百张的）。一般比较一致的记载，苏轼在整治西湖时，动用了二十多万民工。
王木木在想，20多万，应是人次。理论上可以理解为20人干了一万多天，或是一万人干了20多天。这20多万人次，人工不可谓不大，但是对于偌大的这西湖来说，这点劳务，实在太少。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比照材料，就是明正德三年的那次疏浚西湖。
明正德三年(1508年)，杭州知府杨孟瑛力排众议，在巡按御史车粱支持下，奏请疏浚西湖，由工部拨款。据明《西湖游览志》卷一载：“是年二月兴工，……为佣一百五十二日，为夫六百七十万，为直银二万三千六百零七两，拆毁田荡三千四百八十一亩……，自是西湖始复唐宋之旧。”疏浚挖出的葑泥，除加宽苏堤外，在里湖西部堆筑长堤(即杨公堤)；又在外湖旧三塔塔基四周，筑一方圆形堤埂，埂外仿苏轼三塔建空心石塔3座。
看工程量，明朝这次起出的湖泥能使湖中已有的苏堤加宽一倍，还筑有两堤。这说明这次出的湖泥应该与苏轼这次的疏浚量基本相当。看几何尺寸，苏堤的增量也基本相当于其本体，新筑的两堤的体量，略小于苏轼工程的填充量，总体可粗略视作相当，这也能理解为在“复唐宋之旧”吧。
但是，你看看，在工程量相当的前提下，明杨孟瑛当时动用了多少人力？“为夫六百七十万”，是苏轼的“二十万多”的33倍！
明杨孟瑛的“为夫六百七十万”这里也作人次计，那么，因为杨孟瑛的项目是“为佣一百五十二日”，因此可理解为日下湖的作业人员在44078多人。同量类比，如果苏轼的疏浚也是这个日下湖44078人的规模的话（明杨孟瑛仿苏轼之为，故可作此类推；而实际上，后人的疏浚量在当时的疏浚指导思想下，当只会比前人少，而不会多于前朝的工程量），那，用20万一除，则苏轼的疏浚工程也就一共花了四天半多一些，圆整为五天，呵呵，这不就是一场闹剧吗？一个落入史载的大工程，也就热闹了一个小长假，可笑不？所以啊，这个西湖疏浚，不就是将疏浚作为一个题材，在此大旗下的为所欲为？在项目的掩护下，做本来想做却又无从开口的事情？
现在，王木木想把事情搞搞清楚，他实地踏勘了工地，眼见的苏堤的长约八百八十丈、宽约五丈，宋时一尺合3168cm，故这苏堤长约2788米，宽约1584米。而王木木在前世所见的苏堤长为2797米，宽为30-40米，高出湖面04米。两相比较，长度差约9米，这就应该是“回”字中大小两“口”间的间距。而宽度则要相差一倍以上，这宽出来的苏堤主要是在明杨孟瑛疏浚西湖后形成的。
历史也记载，在苏轼后的杭州府的各任领导，几次大的疏浚西湖，其基本作法都是以苏轼为楷模，都是将湖泥起出后并不上岸，更不远运。都是将湖泥在西湖中原地消化的，比如， 明杨孟瑛是将湖泥加宽苏堤和筑了两条长堤（杨公堤）。比如，清雍正五年(1727年)，巡抚浙江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卫用银四万二千七百四十二两，开浚西湖，筑堰各四座。又比如清嘉庆五年(1800年)，阮元疏浚西湖，湖泥则被阮元堆筑出了个阮公墩，等，人家有堤我有墩，均是湖中淤泥大挪移，一脉相承。
现在，王木木看着西湖，在给苏大人估工。王木木算来算去这苏大人的20万工根本干不了什么事！我们且不计填充于前文所述的“回”字间隙中的湖泥，就只论相当于总量一半的苏堤的土方量，就能看到这次西湖的疏浚是多么的荒唐了！
你看，2788米的苏堤，面宽1584米，两边坡度以45度计，湖深以平均湖深228米计（其实近堤处湖水浅，湖中央才最深），则苏堤的土方量为115182立方，如以王木木眼见的12000人下湖作业计，则平均每人只需移泥96立方的泥！现在这种状况，一天就能完事！就是把“回”字中的间隙算进去，翻个倍，也人均20方不到，也辛苦点一天可以完事！
如以明人仿效苏轼的劳务规模44078人计，把苏堤和“回”加一起，也仅需人均移泥5立方多！半天的事！
所以，前述的一个小长假，5天的工作量，已经是有5倍的水分了！
至于这个年代的民工移泥的效率，这里，王木木已经低估了！
你看，湖中的作业人员，他们把湖泥从湖底起出，或者将人家农户的湖田扒掉（这样的工作量更小），把产生的泥放在一些小船和大木盆中，如此就能很轻松地完成湖泥在水中的平行移动。当船中的湖泥到达目的地后，我们已知目的地也是西湖的某一处，所以只要将船侧翻即可，如此，99%以上的湖泥就能这样轻松地被计工分。这个工作量大大小于陆上的土方活，也大大小于要上岸和驳运的甩濠活，只不过在本地湖水中的一些水中作业，捣捣湖水而已。
其实，真正要认真疏浚排泥甩壕，像后世，起淤泥，作绿肥，撒农田，那么，其过程应该是这样的：湖中起泥→湖中运泥→湖泥上岸→湖泥外运→湖泥落地。在这些环节中，其实最辛苦最吃人工的是“湖泥上岸”和“湖泥外运”，即使这“湖泥外运”仅需二里路（这是消化巨量湖泥的最短距离了），那么，经测算，现在疏浚中所用的“湖中起泥”、“湖中运泥”、“湖中落泥”三项合计也不到上岸排泥的总劳务的半成（5%）。
现在，王木木从另一头工程款项上在思考这苏大人西湖工程的问题了。史载，苏轼为这次整治西湖，筹备了救荒余款万缗，粮万石，度牒200道（这里取200之说，是100加100,理由后面会介绍）。一缗钱就是一贯钱。那么这项目的工程款之一是一万贯现钱。
另，“粮万石”，折银算，宋代1市斤是640克，宋代1石合925宋斤（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三有,“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因此一石米即592公斤。宋仁宗年间，一石米在600文到700文之间，南宋初期米价则在2贯左右。所以，现是宋哲宗时，可以每石900文计。
至于度牒，宋代度牒，不仅有法定的价格，而且它的价格还随使用范围的扩大而与日俱增。所以，在宋，度牒可以作为货币来应用的。在宋，度牒贱卖时也可价二三十贯钱一道，贵时则要八**九百贯钱一道。元丰七年（1084）著令度牒每道为钱百三十千，夔州路至三百千，以次减为百九十千，现在的元佑年间定价为三百千。故苏轼要来的200道度牒能计60000贯。至于现在外面在传这次苏大人得“一百道僧人的度牒,卖了一万七千贯钱”，这明显是既做少了流星，又贱卖了单价！个中原委，敛财之道，大家都懂，这里不再赘述了。
故，合计，苏大人此次西湖整治工程在账面上耗财合计为七万七千贯。也即可支出数为79000贯。
细分支出，在这项西湖整治工程中，基本上没有材料费、税务费、附加费和前期准备费等，只有人工费。如此，可以算一下，以20万人计，人均，劳作一天，即可得395文或更多，是正常情况下的人工标准的十倍以上了。在宋，可购米2598公斤米。这是很不正常的暴利行当了，基本上相当于在抢商店了。
以前数据推算，在此工程中，每人日劳务费大致能在395~790文间。而在宋，按记载，一般的，城镇居民每户月收入约为20贯左右，即日收入为666文左右，以一户10人计，人日均为666文。所以，数据键相吻，上述概算应能成立。也就是说，按市场价格，苏大人筹来的款项已大大的够工程开销了。
但是，所有下湖作业的人，在这个年代都是下贱的活计，当然不能以普通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核计，其时，按《宋人生活水平及币值考察》言，下层百姓每人日花费约是三十文，这年代一二文钱便可买到够四五个人吃的小吃，这样的工程，在明代，人均收入连4文都不到。这样算来，这个日支出395文真是“吃老公”了。那么“老公”的肉是被谁给吃了？或说，主要是被谁给吃了？王木木真不敢说出来，因为他刚知道，这次工程款是采取“以工代赈”的财务方法。这还是学着范仲淹在皇佑二年（1050年）吴中大饥荒时的做法，如果，下湖的人工全是如一些记载报导劳务费全是“以工代赈”的话，这前述的苏大人的79000贯就是重复入账了。这里面，就太龌龊了，与苏大人的光辉形象无论如何是匹配不起来的。本来，toshiba，toshiba，偷去吧，偷去吧，大家的偷去吧！人家会贪是人家有能耐，人家敢偷是人家敢赌博，人家能贪是人家有靠山，这，非现在的王木木能管得了的，只是，这些人贪的，其中发自国库的钱，一半来自王木木的贡款，所以，王木木很是不爽！
关于这次西湖整治是用“以工代赈”的财务概念，王木木在前世的教育和阅读中，早已根深蒂固。其中，一些文章这样写：“……杭州西湖苏堤是北宋元祐五年(1090),诗人苏轼(东坡)任杭州知州时,疏浚西湖,利用凭着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的“度牒”,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募民开湖,花了20多万……”
“苏轼把这些“度牒”换成了钱。钱不够,苏轼又写字作画义卖筹款,同时提出以工代赈,动员大家参与疏浚西湖工程……”
“作为杭州太守,他在全力对付饥荒和疾疫两大灾害的同时,还把疏浚西湖作为任内的首要任务。经过调查踏勘,苏轼决定用“以工代赈”的……”
“在他的主持下,1090年,大规模疏浚西湖的工程开工。苏轼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动员二十万民夫下湖淘浚……”
“在他的主持下,1090年,大规模疏浚西湖的工程开始了。没有资金,苏东坡把朝廷给他的一百道僧人的度牒,卖了一万七千贯钱,并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等等等等，虽其中有些说法有出入，但有“以工代赈”却是一致的。这里，有说是以今日的“工”来代未来的“赈”的，有说是筹款不足以“以工代赈”来打补丁的，王木木眼下在现场，看得很清楚，这里是前一种情况，想想其实也很简单，你想，凡动水利者，皆农商良好，政府有余资的非灾荒年代，既然如此，无灾无荒，哪能出来个“赈”的概念！
至于有说，这“以工代赈”是以今日的疏浚之工，给以筹款得来之的“钱”“粮”“度牒”算作“赈”，这更不可能！王木木所见如是，从事理的合理性看也是如此，那苏轼在这西湖项目中，本来就资金缺乏，哪能轻易出手自已从朝廷筹来的款项呐？对于工程中的工程款，他也“按揭”了，他是用“以工代赈”来“按揭”的，是用明日的徭役用于今日的工程。不过，对于这个“赈”，王木木联想到了度牒，觉得里面似乎还有问题，但是，这个，暂且放一放，还待验证。
其实，对比于明杨孟瑛的疏浚西湖的“为直银二万三千六百零七两”，苏轼这次的七万七千贯实在是太贪墨了。你算一下，明人，在杨孟瑛的主持下，“为夫六百七十万”，“直银二万三千六百零七两”，相当于每人次的人工为35文。而宋人七万七千贯，20万人，相当于每人次的人工为385文。宋明两朝的劳务人工费其实是基本相当的，虽然宋比明富，但明在宋后，此消彼长，可视作两朝的民工劳务薪资在同一层面上。而现在，苏大人的工钱比扬大人的高出100多倍，还要拖个能欠薪的“以工代赈”的油瓶，这不是在骗朝廷吗？骗百姓吗？骗历史吗？骗你我吗？
现在，现实的情况是苏大人还嫌手头资金缺少，所以，整个疏浚工程就偷懒堆出了个“苏堤”。这“苏堤”本非工程中计划的标的，《乞开西湖状》中就没有。所以，当然的也不会有为这意外物配套的其它的设计和制作了，比如，苏堤六桥！堤都没在计划内，桥又从何说起？皮之不存，毛焉能附？
说起苏堤六桥，其实这也是看清这次西湖疏浚的真面目的一个角度。这次西湖疏浚，至此，工程支出，全是劳务费、人工费。一般，一个普通的建筑项目、一项寻常的装修改造工程、甚至于一般的设备制造和铁木劳作，其概算可以这样粗估，就是“工料对半”。即，造一幢房子，10万是材料费的话，人工费也约10万（这里计的是车间成本，不计土地费和各种契税）。随着不同项目的材料的贱贵，人工的难易，这“对半”还可打个50%。所以，一概的预算的人工与材料，都在25%对75%到75%对25%之间，特殊情况例外。眼下的西湖疏浚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它的支出，几乎是纯劳务了。
在眼下这西湖疏浚中，湖泥在西湖中挪来移去的，不发生材料费，只发生劳务费。但是，如果要建六桥，则有材料费发生了。而且，那些石块石板的采集、运送、搭建、雕琢，在这个年代，均需专业人士，非一般民工能胜任。这却是现在的苏大人心力、财力不想承受和无法承受的。这，就是眼下王木木只能看到一条实心的土墩，不能看到六桥的原因了。其实，这里可以插一句，说修建苏堤是为了南北岸的交通便利。呵啊，那么一条实心的堆堤，把西湖一分为二，从此，西湖的水上交通东西两半就不相往来了。立足于西湖，无论是游湖、种植、打渔，这实心的堆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苏堤就是一个半拉子工程的中间体，就是湖中的烂尾楼。至于苏堤六桥，是实心苏堤实施了改造项目后的结果，是用实心苏堤作为一个湿面团，谁沾了，就继续贡献吧。
也许有人会说，你王木木在以明杨孟瑛的西湖疏浚工程作比照时，为什么要以杨孟瑛为准，来比照出苏轼的荒诞？为什么不以苏轼的为准，比照出杨孟瑛的低效？这里，王木木一方面是考虑到了杨孟瑛其时的吏治和其工程的流程，其两项大数据，应能采信。比如，史载，明杨孟瑛“为直银二万三千六百零七两”，试想，如此大的工程，工程款预决算能精确到个位数，在那个年代，这个财务很不错了。而苏轼，其在历史上的名声远大于杨孟瑛，可你看看，他的这个工程，一笔糊涂账！他水平真高，能把“款万缗，粮万石，度牒200道”花得不多不少？正正好好？
当然，这王木木心中有数的明杨孟瑛的事是不能在这里罗列的，那是明朝的事，是后面的事，哪能拿来宋朝作为案例来对比述说啊？其实，这里，很主要的还是，即使不去比照杨孟瑛，按工程量实算，互相对照，相辅相成，苏大人的荒诞更应大白于天下了！只是数百年来，从来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去看苏堤！从来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去看苏大人的西湖疏浚工程！从来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去看苏轼！从来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去看宋朝及上下数朝的士大夫文官集团！因为那时没有审计局，因为那时没有廉政公署！因为那时没有中纪委！因为文科的人不会这样用数字去剖析苏轼！因为学财务管理的人不会去审计是自己的光辉形象！就像，人之所以为人，人自身的密码就能解答许多问题，只是，没人把自已的身体去当作一个“人类星球”，所以，即使答案就在眼前，却仍然懵懂无知！或是视而不见！或是不敢相信！……
也许有人会说，你王木木在核算以上工程时，数据客观吗？那么，要是真有人来面斥王木木的话，王木木也将理直气壮地指出，上述引用的数据，已经偏向于不利于苏轼的反方向了，也不用用精算师的眼光，能做概预算的人都能看得懂。分析好，大有益，用数据说话，这个项目的主事者，有严重的贪墨嫌疑。
王木木想着想着，一股浩然正气和一股莫名怨气相伴而生，朝廷的公款，百姓的血汗，自已的外援，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让人中饱私囊了，越想越想不通，王木木就开始给高太皇太后写奏折了。以前，王木木和长公主也都每月有一次奏折和书信向汴京的高太皇太后报，但基本上都是些套话，说些贡款贡物中有些什么，说些趣闻逸事，说些家长里短。可这次王木木发火了，在奏折中把自已这几天的所见所闻一一陈述，准备附着贡款一起往京城送了……
事后，王木木还想，如果，我哪一天会穿回21世纪，我把这苏大人整治西湖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我把这个工程的收支剖析给传媒，我把其中的奥妙写成一论文，呵呵，不知我会不会因言获罪？不知我会不会被苏粉拍死？不知我会不会被杭州人喷死？不知我会不会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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