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郝,汝何德何能责疑吴公!”许仁书急了,愤怒地说。
    “孙公,此是何人?”
    “许仁书,汝莫多言,刘有宁,你欲言何?”
    “孙公,吾谋利,乃是为吾家奢侈用度乎?”
    这个肯定不是。
    “吾谋利,一为建书舍,未来,附近村舍,三等以下户者子女,吾皆不会收学费,远村者且供其住宿吃喝。”
    “二为护水土,于荒山上广植花草竹木,吾长于种,所买苗木并不多,多是自家培育,故苗木、材料用度也不会多,余下者,皆是雇人用度。”
    “吾家去年盈利是颇惊人,今年可能会更多,然多散于千百人家手中了。”
    “甜瓜贵,所食者家亦会不贫困,棉花更贵,所买者更是大富大贵之家,于此过程里,吾扮演乃是一个搬卸人的角色,将富贵人家的钱财搬到贫困人家手中,且两者皆不会不悦也。”
    “吾从富贵人家手里得钱越多,救助贫困人家亦会更多。”
    “若各个大户人家皆与吾仿佛之,天下间能有多少贫困户?贫困户少,何来盗贼?”
    “若此亦不明白,何才能为首相耶!”
    王安石变法,才开始也是这个用意,加重富贵人家的赋税,然而变着变着,便走了样。
    且以敛财为主,不是像刘昌郝这样,将富贵人家的钱搬过来,变法搬向贫困人家,于是积累了惊人的矛盾。
    但除了王安石那些变法,就没有其他好办法敛财了?有,很多。
    简单一点,如高价棉花一样,增加奢侈税,也就是将一些昂贵的名品瓷器、茶叶、采帛、纸墨等商品的过往税提高,反正消耗这些商品的皆是有钱人,加了税,卖的贵,也没有多少关系,那么一年便能增加好几百万缗的商税。
    增设遗产税,也不要玩太复杂的,老子快要死了,或要分家了,将房宅耕地留给子女。三等户以下者不用征税,三等户以上者,则可以按田契房契交易税征百分之四的税率,一是能缓控贫富悬差扩大,二一年也能得好几百缗的税务。
    再者,反正青苗法是敛财了,何必不改为银行?
    将王安石的坊场河渡制扩大,将效益不好的坑矿、官办作坊一起承包出去。
    鼓励海外贸易。
    不止这几样,还有更“高级复杂”的,只要一一落实,理论上便能实现王安石所说的民不加赋税而国用之足。
    不过他不能说。
    就如奢侈税,想要实现,必须整治商税与各场务。
    且看一组数据,宋真宗初年,宋朝商税总额是四百多万贯,后来宋真宗整顿了商税,无论官员或勋贵,那怕是附马柴宗庆经商也要交商税,加上经济与人口进一步发展,宋真宗末年商税总额达到了一千多万贯。
    到了宋神宗年间,人口与财富进一步增加,物价也上涨了一倍半多,商税却掉到了八百多万贯。商税减了?非但未减,各场务盘剥反而更厉害。原因便是宋朝对官员与勋贵经商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但他们自己经商不征税,还会收行商的好处,让行商的商货挂在他们名头下逃税,所以才有了王安石所说的向经“影占行人”的说法。
    这种情况下,各中小商贾商税增加了,朝廷商税总额却开始下降。
    商税不整顿,便无法执行奢侈税,更不要说“遗产税”。
    遗产税看起来高大上,有许多良性作用,税率也不高,而且发展到现在,三等以上户者最少有一两百万之巨,即便四十年一次轮回,一年也能有三到五万户交税,每户人家挤出来百十贯不难吧。
    但许多大户人家越有钱越吝啬,那怕十万家产,让他多交几百贯税都不会乐意。
    银行直指核心,问题是一旦推广银行,各个放高利贷的大户人家,以及各大邸店,会如何作想?
    海外贸易也不简单……
    朱三他们去了泉州,刘昌郝刻意让他们问了一件事,朱三回来后禀报,泉州海船一般于春天或秋后出发或归来,这个时季很少有飓风,另外,因为气候还未恶化,每年台风次数也有限,且大台风少之又少,不像九百多年后,每年都要刮几十次台风,那样,根本没有海客敢出海。
    但终是大海上航行,还是有出事的船舶,因为吴充与郭逵,十几万军民无辜死了,没人敢说话,但是刘昌郝提议的,就会有人用人命关天来攻击他。深化坊场河渡制,同样问题多多。
    换成王安石肯定没问题,可是王安石已经下去了。
    许仁书愤怒地说:“胡说八道。”
    他心里的想法是,天下大户不会像刘昌郝这样假仁假义,而且天下大户也没有小才小能迅速暴利的赚钱,全像刘昌郝这样玩,十家最少有八九家准得破家荡产。
    盗贼越来越多根本还是王安石变法、征南、旱情三者重压下的产物。
    也就是不当变法,不当征南,宋朝又会回到宋仁宗时安居乐业的辰光。
    孙固想的更多。
    刘昌郝未必说大户皆要学他,若此,太过敷浅,明显地,刘昌郝话中有话。
    难道刘昌郝是指要学会适当合理地敛财变法?
    有这个想法乃是司马光那篇文章导致的,司马光认为天下财力有一个定数,这边多了,那边便少了。国富了,民便穷了,所以王安石的开源之术,只不过是变相地与民争利……搬运工!
    关于这点,若让刘昌郝来诠释,也许会让更多人服气,首先天下财力没有定数,能多也能少,或用前朝代相比,宋朝显然多得太多。然而王安石并未找到多少真正的开源之术,变了几年法,民间财富确实在缩水。但沾到了变法,刘昌郝不会去说,两边得罪人,还是两个强大的团体,更不能说。
    孙固未想明白,又想吴充与刘昌郝的矛盾。
    来之前,孙固问了高孔目许多,又亲眼看了,他也认为不能因为高价棉花,便断定刘昌郝实贪伪善。
    但吴充也没错,你不说,卖多少钱也没人怪你,但你说你家三代积善,又在卖高价棉花,让人如何作想?
    这不是主要矛盾,孙固道:“刘四根二子,朝廷亦是按制度律法办事也。”
    “呵呵,孙公,刘梁村又死人了。”
    去年刘四根两个儿子判了死刑,按照制度,一般执行死刑的日期都在秋后或冬天,魏知县便将日子定在十月。但没想到事情忽然起了变化,到了执行死刑的那天,刘仲高忽然大喊冤枉。
    古代对死刑十分慎重,有的往往须经过皇帝批准后,才会让地方官员对罪犯实行死刑。宋朝还有喊冤制度,在刑场上若死刑犯喊冤枉,桧子手必须停止行刑,然后上报朝廷或上面的官员,朝廷与上面各部司官员会重新安排另一批官员来问案,以防误判。
    一般经过三次核实后,再喊冤便没用了,但也有特例的时候,宋孝宗时一个死刑犯喊了十几次冤,这是不准许的,不过案情确实有一些不解之处,导致破例,经过宋孝宗亲自过问,发现确实是冤枉了,释放回家。
    刘仲高兄弟喊冤,只好停止执行死刑,魏知县上报开封府,许将派人审案,还是死刑。
    拖了一拖,拖到腊月,两兄弟在刑场上又喊冤。
    魏知县气的不行,只好又上报开封府。
    那时开封府尹还是许将,不过按照制度,他已经无权审问此案,于是两人转到了刑部。年底传来消息,说刑部官员认为证据不足,兄弟二人只能判脊杖加流配之刑,中书认可,然而知谏院认为不妥,刘氏兄弟必须死。
    御史中丞由邓润甫替代了邓绾,邓润甫也是新党,但与孙固类似,虽存在着理念之争,本身戾气不太重。不过在另个时空,他多少还有些附从吴充之嫌,所以蔡确借助相州案,顺便将邓润甫拿下,宋史载蔡确是构陷,相州案判的不对?
    不过刘昌郝将真相隐晦地提前揭开,赵顼也认为刘氏兄弟必死,左思右想之下,邓润甫也委婉地表示了刘氏兄弟必须执行死刑。
    两边僵持下来,正好春节要到了,只好将此案往后拖。
    这是中书与台谏的博奕,不要说普通人,即便魏知县也未必知道,但奇怪的是,刘家居然知道了,中书力挺,刘仲高兄弟两多半死不了,于是悲剧产生。
    年底,村里梁得持婆娘与刘仲高婆娘吵了起来,梁得持婆娘也不是一个省事的主,若是原先会害怕刘四根一家,现在不怕了,说了许多难听的话,刘仲高婆娘更不简单,说我家夫君不会死,中书宰相说的。
    正好梁得持弟弟梁得树与弟媳妇于娘子过来劝架,梁得持老父亲也来了,刘仲高婆娘说了一个可怕的真相。她指着于娘子怀里两岁大的孩子说:“他也是我家仲高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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