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处决，数百名西班牙人。无论是在召见的会议上，还是消息传播出去，在吕宋都引起了极度的震惊。
这个时候，才有人想起，西班牙人和当地的一些土著，还欠着上万华人的血债，手上沾着华人的鲜血。
而明军攻伐吕宋，却不仅仅是夺城占地，而是打着复仇的旗号。
屠杀？不存在的。这是正义的审判，公正的判决。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消息传播得很快，很广，震动也是越来越大。
在处决前的十天时间里，再有李旦发动华人的推波助澜，不光是吕宋的人基本知晓，还有其它的岛屿居民，也听到了风声。
对外，皇帝需要对西夷的震慑；对内，李旦也需要土酋的臣服。而且，从名义上，也完全站得住脚。
至于西班牙的报复，皇帝不太担心。南美的殖民地，牵制着西班牙的大部分兵力。调动相当实力的海陆军远征亚洲，并不是老朽的西班牙能够做到的。
当然，皇帝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以防万一。西班牙人若是敢来，就让他们折戟沉沙，在亚洲遭到最惨重的损失。
就现在大明帝国的海外领地，其实也就吕宋真正算是。等西班牙人得到消息，再召集足够的舰船和兵力，吕宋至少也能组织训练出五六千人马。
这还不算正规军的援助，凭这五六千装备燧发枪和火炮、火箭的部队，西班牙人想取得胜利，很困难。除非是上万的人马，具有绝对的优势兵力。
如果西班牙人想直接攻击大明疆域，凭借东道主之利，大明的海军再加上能够在近海航行的庞大数量的火船，西班牙人极有可能遭到全军覆没的危险。
对于西班牙目前的实力，皇帝已经有所了解。否则，也不会悍然发动攻伐吕宋，并将西班牙人砍头示众。
这些，李旦也都是知道的。皇帝为了让他安心，在吕宋也将设立情报局，实现情报共享。
同时，皇帝还允许李旦从婆罗洲移民，数量限制在每年两万以内。毕竟是李旦费力经营，一点不给也有点说不过去。
至于吕宋的海防，皇帝也命令沈有容留下一支分舰队，规模不是很大，只有二三十艘战舰。
但这只是短期的，随着海军的不断扩充，吕宋经营得好，常驻舰队也将扩大。
总之，攻伐吕宋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蓄谋已久、准备充分的行动。既能攻得下，还能占得住。
征伐吕宋已经取得胜利，更杀得西班牙人人头滚滚，其余俘虏则成为苦力，等待西班牙方面拿出赎金。
报捷文书还在海上，皇帝对此并不知晓，每天对着沙盘还时时有些忧虑。并不是担心打不赢，而是担心海上风浪难测，使海军遭到意外的损失。
但这毕竟不是全部，皇帝要处理的政务，以及另外的军事行动，还在按计划有序地进行。
一海一陆，今年的主要行动就是这两项。如果虎墩兔西征，则还有针对他的军事部署。
《明史》：“大河三面环抱，故曰‘河套'也。”也就是说“河套”的地理范围基本上是指长城以北、黄河以南的地区。
当时的“宁夏卫”即今银川以东，“东胜卫”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托克托县以西，就是这个范围。
而“前套”通常是指以磴口至乌拉特前旗的黄河南河为界，黄河以南至长城之间；“后套”则是指的黄河以北。
收复前套的作战，其实也可以看作是皇帝重复“东胜卫”的行动。
要知道，东胜、宁夏两地的经营，可以在战略上呼应北河套前哨的缺陷。而成祖裁撤东胜二卫四守御，更多的考虑是削晋王之权，在战略上是失策的。
报答兀良哈三卫对其在“靖难之役”的支持，明成祖把设在大宁的北平行都司迁往保定。
于是辽东和宣化、大同之间的防卫，打开一个较大的缺口，使辽东与宣大声援隔绝，难以呼应。
不久，明成祖又以东胜卫旷绝难守，将东胜左卫迁于北直卢龙县，东胜右卫徙往北直遵化县。东胜中、前、后三个千户所退在山西怀仁县一带守御。
大宁都司之废，东胜卫的内迁使明北边防线出现两大缺口，使得开平成为伸入蒙古高原的孤岛，三面受敌，最终于宣德年间也内迁。
而大宁、东胜、开平三个重镇的内迁，使明朝的内边成为前沿（阵地），外部据守的险要地段都丢失殆尽。
皇帝绝不会满足以长城为线，与北方游牧民族进行长期的对峙。大灾害愈演愈烈，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侵掠越来越有可能。
把防线向北推进，在长城外形成缓冲地带，避免游牧民族侵扰内地，则是预防性的第一步。
关键是前套地区可耕可牧，日后的塞上江南，皇帝认为可善加经营，从而节省驻军的费用。
此时，孙传庭已经站在了东胜卫的故城，举目望着北面奔流不息的黄河。
东胜卫故城也称“黄城”，其东约30公里处的镇虏卫城称“黑城”，又东去30公里处的云川卫城称为“红城”，这些都是明初相继建起的卫城。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明军，以及骑兵墙的纵横冲击，蒙古人毫无悬念地被击败，向北退却。
右翼蒙古诸部如此不堪。孙传庭摇了摇头，心中甚是感慨。
拿着市赏，过着舒服日子，安逸加快了右翼蒙古诸部的退化。但他们真正的敌人还不是明军，而是很快就要西征的虎墩兔。
“大人。”一名军官走上城墙，向孙传庭躬身禀报，“我军已经全部入城，只有追击敌人的飞骑一部，尚未返回。”
孙传庭沉吟了一下，说道：“派出五百骑，前去接应。”
对于飞骑的战斗力，孙传庭还是很有信心的。在与蒙古人的作战中，他也看到了蒙古人的退化。
但他也没有轻敌，因为占领东胜卫城只是第一步，很容易。如何尽快地站稳脚跟，牢固并长久地控制，才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这个时候，才有人想起，西班牙人和当地的一些土著，还欠着上万华人的血债，手上沾着华人的鲜血。
而明军攻伐吕宋，却不仅仅是夺城占地，而是打着复仇的旗号。
屠杀？不存在的。这是正义的审判，公正的判决。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消息传播得很快，很广，震动也是越来越大。
在处决前的十天时间里，再有李旦发动华人的推波助澜，不光是吕宋的人基本知晓，还有其它的岛屿居民，也听到了风声。
对外，皇帝需要对西夷的震慑；对内，李旦也需要土酋的臣服。而且，从名义上，也完全站得住脚。
至于西班牙的报复，皇帝不太担心。南美的殖民地，牵制着西班牙的大部分兵力。调动相当实力的海陆军远征亚洲，并不是老朽的西班牙能够做到的。
当然，皇帝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以防万一。西班牙人若是敢来，就让他们折戟沉沙，在亚洲遭到最惨重的损失。
就现在大明帝国的海外领地，其实也就吕宋真正算是。等西班牙人得到消息，再召集足够的舰船和兵力，吕宋至少也能组织训练出五六千人马。
这还不算正规军的援助，凭这五六千装备燧发枪和火炮、火箭的部队，西班牙人想取得胜利，很困难。除非是上万的人马，具有绝对的优势兵力。
如果西班牙人想直接攻击大明疆域，凭借东道主之利，大明的海军再加上能够在近海航行的庞大数量的火船，西班牙人极有可能遭到全军覆没的危险。
对于西班牙目前的实力，皇帝已经有所了解。否则，也不会悍然发动攻伐吕宋，并将西班牙人砍头示众。
这些，李旦也都是知道的。皇帝为了让他安心，在吕宋也将设立情报局，实现情报共享。
同时，皇帝还允许李旦从婆罗洲移民，数量限制在每年两万以内。毕竟是李旦费力经营，一点不给也有点说不过去。
至于吕宋的海防，皇帝也命令沈有容留下一支分舰队，规模不是很大，只有二三十艘战舰。
但这只是短期的，随着海军的不断扩充，吕宋经营得好，常驻舰队也将扩大。
总之，攻伐吕宋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蓄谋已久、准备充分的行动。既能攻得下，还能占得住。
征伐吕宋已经取得胜利，更杀得西班牙人人头滚滚，其余俘虏则成为苦力，等待西班牙方面拿出赎金。
报捷文书还在海上，皇帝对此并不知晓，每天对着沙盘还时时有些忧虑。并不是担心打不赢，而是担心海上风浪难测，使海军遭到意外的损失。
但这毕竟不是全部，皇帝要处理的政务，以及另外的军事行动，还在按计划有序地进行。
一海一陆，今年的主要行动就是这两项。如果虎墩兔西征，则还有针对他的军事部署。
《明史》：“大河三面环抱，故曰‘河套'也。”也就是说“河套”的地理范围基本上是指长城以北、黄河以南的地区。
当时的“宁夏卫”即今银川以东，“东胜卫”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托克托县以西，就是这个范围。
而“前套”通常是指以磴口至乌拉特前旗的黄河南河为界，黄河以南至长城之间；“后套”则是指的黄河以北。
收复前套的作战，其实也可以看作是皇帝重复“东胜卫”的行动。
要知道，东胜、宁夏两地的经营，可以在战略上呼应北河套前哨的缺陷。而成祖裁撤东胜二卫四守御，更多的考虑是削晋王之权，在战略上是失策的。
报答兀良哈三卫对其在“靖难之役”的支持，明成祖把设在大宁的北平行都司迁往保定。
于是辽东和宣化、大同之间的防卫，打开一个较大的缺口，使辽东与宣大声援隔绝，难以呼应。
不久，明成祖又以东胜卫旷绝难守，将东胜左卫迁于北直卢龙县，东胜右卫徙往北直遵化县。东胜中、前、后三个千户所退在山西怀仁县一带守御。
大宁都司之废，东胜卫的内迁使明北边防线出现两大缺口，使得开平成为伸入蒙古高原的孤岛，三面受敌，最终于宣德年间也内迁。
而大宁、东胜、开平三个重镇的内迁，使明朝的内边成为前沿（阵地），外部据守的险要地段都丢失殆尽。
皇帝绝不会满足以长城为线，与北方游牧民族进行长期的对峙。大灾害愈演愈烈，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侵掠越来越有可能。
把防线向北推进，在长城外形成缓冲地带，避免游牧民族侵扰内地，则是预防性的第一步。
关键是前套地区可耕可牧，日后的塞上江南，皇帝认为可善加经营，从而节省驻军的费用。
此时，孙传庭已经站在了东胜卫的故城，举目望着北面奔流不息的黄河。
东胜卫故城也称“黄城”，其东约30公里处的镇虏卫城称“黑城”，又东去30公里处的云川卫城称为“红城”，这些都是明初相继建起的卫城。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明军，以及骑兵墙的纵横冲击，蒙古人毫无悬念地被击败，向北退却。
右翼蒙古诸部如此不堪。孙传庭摇了摇头，心中甚是感慨。
拿着市赏，过着舒服日子，安逸加快了右翼蒙古诸部的退化。但他们真正的敌人还不是明军，而是很快就要西征的虎墩兔。
“大人。”一名军官走上城墙，向孙传庭躬身禀报，“我军已经全部入城，只有追击敌人的飞骑一部，尚未返回。”
孙传庭沉吟了一下，说道：“派出五百骑，前去接应。”
对于飞骑的战斗力，孙传庭还是很有信心的。在与蒙古人的作战中，他也看到了蒙古人的退化。
但他也没有轻敌，因为占领东胜卫城只是第一步，很容易。如何尽快地站稳脚跟，牢固并长久地控制，才是比较困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