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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制度
中国古代宗教事务管理制度
中国古代历代zhongyang王朝设置机构、官吏，管理宗教事务的制度。^^.^^它是中国古代行政管理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宗教概况古代中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当时诸教并存。原始宗教与宗教长期共存，土生土长的道教与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存。汉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主要是对天帝和祖宗神以及各种鬼神的崇拜，相信男觋女巫能代人祈祷神灵，能沟通神与人的意志。周秦以来的历代帝王都宣称自己是“受命而王”，受天帝之命来统治人民。他们“建国受命，兴动事业”，都必先求助于卜筮，甚至把“决定诸疑，参以卜巫，断以蓍龟”视为千古不易之道。古代“蛮夷氐羌”等少数民族也相信卜筮，他们“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史记·龟策列传》）。又如古代藏族的苯教和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广为流传的萨满教，就是少数民族中的原始宗教。约在两汉之际，道教形成。从东汉末年起，佛教（古称“释教”）在内地流行。从元代起，伊斯兰教在一些少数民族中盛行。元、明以后，基督教也为一部分中国人所信奉。虽然在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宗教同民族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曾有过较长的政教合一时期，但在全国没有一种宗教占据“国教”的地位。虽然历代统治者均视政权神授，受命于天，但都自居为天子，视王权高于神权，既利用宗教的“教化”作用，又与宗教保持一定距离，对各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历代王朝都设置官吏和机构以管理宗教事务。
古代宗教事务管理概况周朝设有太卜和占人等职官，负责卜筮吉凶。太卜掌管玉兆、瓦兆、原兆三种卜兆之法。占人掌管占龟，“以八筮占八颂，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吉凶”（《周礼·官·占人》）。周朝还设有龟人，专事养龟，供应占卜所用龟甲。朝廷每遇祭祀和重要国事，都要向天神和祖先占卜吉凶。秋以后，各诸侯国也设专人主管卜筮。
秦统一中国后仍因周制，设太卜官掌占卜，并设奉常，掌宗庙礼仪；设太祝，掌郊祀。汉承秦制，设奉常，景帝时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自秦、汉、三国至晋，太常之设，既为职官名，亦为其机构之名。宋、齐、陈时，机构为太常，掌其职的官职为太常卿。梁时将太常官署改称为太常寺，掌其职者为太常寺卿。北齐因之。以后历代zhongyang王朝的宗教事务管理机构一般都称为太常或太常寺。历代太常或太常寺的职掌基本相同。如隋代太常，“掌陵庙群祀、礼乐仪制，天文术数衣冠之属”。其属官中的太祝，掌郊庙赞祝，祭社衣服等事；太卜，掌诸卜筮。
由于佛教的流行，北魏除设太常，置太常卿、太祝令等职官外，还“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魏书·释老志》）。这是中国古代王朝设官处理佛教事务之始。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还曾诏立《僧制》四十七条。唐代佛教僧尼之事，由礼部尚书所属之祠部郎中、员外郎掌管。当时天下寺有定数，每寺立三纲（上座、寺主、都维那各一人），以德行知识高者充任。僧人簿籍，三年一造。唐高宗时，曾设翻经院，专事译编佛教经典。
宋代的道教和佛教事务，先由太常寺掌管，后归鸿胪寺。“中太一宫、建隆观等各置提点所，掌殿宇斋宫、器用仪物、陈设钱币之事。在京寺务司及提点所，掌诸寺葺治之事。传法院，掌译经润文。左、右街僧录司，掌寺院僧尼帐籍及僧官补授之事”（《宋史·职官志》）。
元代佛、道盛行，蒙古王廷尤崇藏传佛教。元世祖忽必烈尊xizang佛教大师八思巴为国师、帝师，授以玉印。至元初年，立总制院，由国师统领。至元十七年（1280），立都功德使司，“掌帝师所统僧人并吐蕃军民事”（《元史·世祖纪八》）。至元二十五年，总制院更名宣政院，不仅统领全国的佛教寺院，并管辖xizang一切政教事宜。在地方还设行宣政院，分管地方僧务。天历元年（1328）废行宣政院，改在全国设立十六处广教总管府，以摄僧。元代佛教寺庙本身还设官，并置产收税，营建修缮。zhongyang设太禧宗□院，“掌神御殿朔望岁时讳忌ri辰□享礼典”，并对全国寺庙“凡钱粮之出纳，营缮之作辍，悉统之”（《元史·百官志三》）。全国道教事务由集贤院掌管，“掌提调学校、征求隐逸、召集贤良、凡国子监、玄门道教、yin阳祭祀、占卜祭遁之事”（《元史·百官志三》）。伊斯兰教也随着大批中亚各族居民来华而盛行。zhongyang曾先后设立过回回哈的司、回回掌教哈的所。这个机构除掌教念经及为国祈福外，还一度全面掌管回回人的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元朝与欧洲各国通使密切，不少基督教徒（当时称“也里可温”）东来。zhongyang为管理基督教，先后设置过崇福司、崇福院，“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当基督教兴盛时，曾在全国设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延□二年（1315）省并。
明代zhongyang除设掌祭祀礼乐之事的太常寺外，还于洪武十五年（1382）设僧□司、道□司，掌天下僧道。在地方的府、州、县设有专门机构，分别掌管当地僧、道事宜，并都是选jing通经典、戒行端洁者主其事。掌管地方佛教事宜的有府僧纲司、州僧正司、县僧会司；掌管地方道教事宜的有府道纪司、州道正司、县道会司。这些地方机构都设官不给禄。按明制，“僧凡三等：曰禅、曰讲、曰教。道凡二等：曰全真，曰正一”。洪武二十四年（1391）清理佛、道二教，僧限三年一度给牒。“凡各府州县寺观，但存宽大者一所，并居之。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洪武二十八年（1395），还“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明史·职官三》）。
清代zhongyang除设太常寺外，仍沿袭明制，设僧□司和道□司。僧□司管理佛教各寺庙，道□司管理道教各宫观。zhongyang的理藩院所属柔远清吏司，掌□嘛番僧朝贡禄赐之事。此外，理藩院还设有□嘛印务处，掌理驻京□嘛事宜。按清制，各城还分设僧、道协理；在全国各地也承明制，对佛教的管理，府设府僧纲司都纲、副都纲，州设州僧正司僧正，县设县僧会司僧会；对道教的管理，府设府道纪司都纪、副都纪，州设州道正司道正，县设县道会司道会。上述官员皆系“遴通晓经义，恪守清规者，给予度牒”。清朝十分重视对□嘛教（藏传佛教）的管理。全国藏族、蒙古族等信奉□嘛教的地区，分别由四大宗教首领主持教务：**□嘛主持前藏教务；**□嘛主持后藏教务；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主持漠北教务；章嘉活佛主持漠南教务。在xizang，“僧官有国师、禅师、扎萨克大□嘛、扎萨克□嘛、大□嘛、副□嘛，并堪布监督之”（《清史稿·职官四》）。自国师至□嘛，专司教事。清朝《理藩院则例》中的《□嘛事例》五卷，对□嘛事务的管理作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它是清代管理□嘛事务的专门法律。
古代宗教事务管理制度的特点综观中国古代宗教事务管理制度，具有以下特点：1宗教管理，与史同在。就zhongyang机构而言，从周代的“太卜”、“占人”，到清代的“太常寺”、“僧□司”、“道□司”，世代相沿，从未中断。而历代从zhongyang到地方的宗教管理体制，都经历了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并且与行政体制配套，成为历代行政管理体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2古代中国，诸教并存，少数朝代对各教实行统一管理，发展到元、明、清，则各教形成duli的管理体系，各地方府、州、县层级分明，最后统归zhongyang，带有浓厚的行政管理的se彩。3历代处理宗教事务逐渐形成一套管理条例，使宗教活动规范化。魏孝文帝诏立《僧制》四十七条，唐代规定天下寺庙有定数，寺立三纲，编制僧簿籍，三年一造；明代规定府、州、县的僧道数额、限制出家年龄，僧道官员的选拔要经过统一考试，遴选通晓经义、恪守清规者，由zhongyang认定资格，发给度牒；特别是清代制定《□嘛事例》五卷，这些都起到了规范宗教活动的作用。
中国古代民族事务管理制度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管理民族事务，管辖少数民族地区的制度。它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沿革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代王朝都设有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一定的管理办法。
周朝设置“大行人”，“掌大宾客之礼仪”，接待远方宾客。在六官中，大行人属秋官，后来还设过“小行人”。此外，还设“象胥”，掌“异国”来使的语言翻译。秦汉秦统一六国建立了夏夷统一的zhongyang集权制封建帝国。秦时称华夏族为“主人”，而称其他民族为“客”。秦朝zhongyang设“典客”，“掌诸归义蛮夷”。秦将非华夏族的地方行政区划分为两类：1在被征服的少数民族地区设道，不设县。2在归降的少数民族地区分别设置属邦（又称臣邦、外臣邦），设臣邦君长或臣邦君公统领其地。为管理这些属邦，zhongyang职官中设典属邦（汉改称典属国）。《汉书·公卿百官表》载：“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
汉承秦制。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77）改典客为大行令，“掌诸归义蛮夷”。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又改大行令为大鸿胪。大鸿胪设行人、译官、别火及郡邸长丞。其中行人、译官，汉初已设置；别火，为狱令官；郡邸长丞，是管理各郡、各属国“邸在京师者”。王莽时曾改大鸿胪为典乐。汉朝对少数民族的管辖，在地方行政区划方面基本上承袭秦制：1在原有的和新征服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郡以下设道，汉朝共设32个道。2在归降的少数民族设属国。如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匈奴昆邪王降汉，汉朝把他们从河西走廊迁到黄河以南的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的故塞外，分设五个属国管辖。汉朝的属国与道不同，它一方面臣属汉朝，另一方面又保存民族原来的“国号”和风俗习惯。属国置都尉、丞、侯、千人等官。汉朝zhongyang也设典属国，专门管理各属国事宜，属官有九译令。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撤销典属国，并入大鸿胪。
魏晋南北朝自三国至北魏，各朝大都设有大鸿胪，并置谒者仆she或鸿胪卿等官职，负责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只有梁朝置十二卿，鸿胪为冬卿，改大鸿胪为鸿胪寺；后周设宾部。
隋唐隋袭梁制，称鸿胪寺。唐初亦设鸿胪寺，高宗龙朔年间（661～663）改为同文寺，武则天光宅元年（684）改为司宾寺，中宗神龙年间（705～706）又恢复为鸿胪寺，“掌宾客及凶仪”，置寺卿以掌其事，另设典客署，专司民族工作事宜。鸿胪寺在民族事务方面的职责有：1“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2凡“夷狄君长之子袭官爵者，皆辨其嫡庶，详其可否”；3“若诸蕃人酋渠有封礼命，则受册而往其国”。典客署具体掌管“四夷归化在蕃者之名数”，对各地来京的少数民族首领，“凡朝贡、宴享、送迎，皆领马。辨其等位，供其职事”。“凡酋渠首领朝见者，皆馆供之。如疾病死丧，量事给之。还蕃，则佐其辞谢之节”（《旧唐书·职官志》）。唐朝分关内为十道，道设府、州、县；对所属少数民族地区，“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多都督府”，统称为羁縻州。唐最盛时，辖有少数民族地区的府、州共856处。少数民族地区的府、州，皆属十道中边境的都督府或都护府管辖，并由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任都督、刺史，“皆得世袭”。
宋朝宋元丰年间（1078～1085）设鸿胪寺，置鸿胪寺卿，掌“四夷朝贡、宴劳、给赐、送迎之事”。“凡四夷君长、使价朝见，辨其等位，以宾礼待之，授以馆舍而颁其见辞、赐予、宴设之式，戒有司先期办具；有贡物，则具其数报四方馆，引见以进。诸蕃封册，即行其礼命”（《宋史·职官志五》）。宋时鸿胪寺既掌管国内所属少数民族事务，也管理与外国通使等事宜。南宋时，废鸿胪寺，民族事务归礼部管理。宋朝废都护府、都督府一类建置，羁縻州、县由邻近的正州（非羁縻xing质的州）管辖。辽金辽、金设部族节度使，以统领藩部各族。辽称“部族节度使司”，金称“诸部族节度使”。金朝除置节度使、节度副使、判官之外，还设有知法、司吏、通事、译人等官。
元朝zhongyang不设鸿胪寺，“凡朝会、即位、册后、建储、奉上尊号及外国朝觐之礼”，由礼部的侍仪司掌管；“接伴引见诸番蛮夷峒官之来朝贡者”，由礼部的会同馆掌管。元朝zhongyang设总管政务的中书省，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是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全国分置十个行省。行省以下设路、府、州、县。元代对各少数民族实行诸制并举的管理体制。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统归各行省管辖，在契丹、女真、党项、羌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一般都设路、府、州、县统治，“皆赋役之，比于内地”。对xizang，zhongyang“立总制院，而领以国师”（指藏传佛教大师八思巴）。总制院，“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元史·桑哥列传》）。至元十七年（1280），立都功德使司，“掌奏帝师所统僧人并吐蕃军民等事”（《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五年（1288），援引唐制吐蕃来朝见于宣政殿的典故，总制院更名为宣政院。xizang为宣政院辖地，下设乌斯藏宣慰司、朵甘斯宣慰司等统属。元朝对黑龙江边远地区的水达达、女真人，在辽阳行省之下设合兰府、水达达路等，各仍其俗，随俗而治，以相统摄。四川行省设上罗计、下罗计等长官司和四十六囤蛮夷千户所等，以管辖“诸部蛮夷”。云南诸路行省设丽江路军民宣抚司、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乌撒乌蒙宣慰司；湖广行省设管番民总管、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八番顺元蛮夷官、沿边溪洞宣慰使司等，设蛮夷官，分别治理当地少数民族。元朝zhongyang还设有都护府，“掌领旧州城及畏吾儿之居汉地者，有词讼则听之”。至元十一年（1274），“初置畏吾儿断事官”。十七年，“改领北庭都护府”。
明朝恢复鸿胪寺，并设过九关通事、外夷通事等官，掌少数民族事务。还设有提督四夷馆，掌国内外各种民族文字的“译书之事”。从永乐五年（1407）起，设蒙古、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事，翻译语言文字。正德年间（1506～1521），增设八百馆；万历年间（1573～1619），又增设暹罗馆。明朝在全国分置十三个布政使司，分领天下府州县及羁縻诸司。“又置十五都指挥使司以领卫所番汉诸军，其边境海疆则增置行都指挥使司”。在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区划主要有三种形式：1沿袭唐制，设羁縻之府十九、州四十七、县六。2推行土司制，全国有土官宣慰司十一，宣抚司十，安抚司二十二，招讨司一，长官司一百六十九，蛮夷长官司五。3在xizang设朵甘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并广封当地佛教各派法王。
清朝设鸿胪寺，但只管朝会、宾飨赞相礼仪，不管民族事务。zhongyang设管理民族事务的理藩院，其职位与六部等同。理藩院的机构和职责是逐步扩大的。清入关前，崇德元年（1636）便设蒙古衙门，专理蒙古事务。蒙古各部尽归服于清之后，崇德三年（1638）蒙古衙门改名为理藩院，以后其职权扩大为全面管理全国的民族事务。从咸丰五年（1855）起，理藩院与礼部协同，分管一部分外交事务。光绪三十二年（1906），理藩院更名为理藩部。理藩院的主要机构有6个：1旗籍清吏司，掌考内扎萨克（即内蒙古）的二十四部四十九旗疆里，“畴封爵，辨谱系。凡官属、部众会盟，军旅邮传，并隶治之”；同时，还兼稽归化城土默特、黑龙江布特哈等游牧内属各部。2王会清吏司，“掌内扎萨克宾礼，典朝觐、贡献仪式。凡飨赉、馆饩，视等级以为差”。3典属清吏司，掌包括外蒙古、青海蒙古及xinjiang金山、天山之间各部在内的“外扎萨克”各部旗封爵、置邮驿、颁屯田、互市政令；同时兼稽游牧内属的察哈尔、额鲁特、乌梁海、哈萨克等部。4柔远清吏司，“掌治外扎萨克众部，凡□嘛、番僧禄廪、朝贡，并司其仪制”。5徕远清吏司，“掌回部扎萨克、伯克岁贡年班”，及四川土司之政令，并掌回城卡伦外各民族的职贡。6理刑清吏司，“掌蒙古、番、回刑狱诤讼”（《清史稿·职官二》）。理藩院的直属机构还有：“主章奏文移”的蒙古□译房；“主宾馆缮完□除”的内馆、外馆，为培养熟谙蒙文、藏文、托忒文人才的蒙古官学，唐古特学和托忒字，编拟理藩院则例的则例馆等。
清朝全国地方行政区域分为省、府（州、厅）、县**，省设总督、巡抚以统辖。府设知府等官。同时，清朝还“自畿辅达各省，东则奉、吉、黑，西回、藏，北包内外蒙古，分列将军、都统及大臣镇抚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除了西南各省相当一部分实行改土归流以外，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大都采取了不同于内地府州县制的组织，主要有5种形式：1在内、外蒙古及青海、xinjiang、xizang等地派驻将军、都统、副都统或办事大臣等军政大员，分别统管当地少数民族事务。如在内蒙古设有察哈尔都统、副都统，热河都统，绥远城将军，归化城副都统等官。这些军政大员的职责是“掌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2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分全国蒙古族为19盟、203旗，除察哈尔、归化土默特、准噶尔和呼伦贝尔等蒙旗之外，各旗都设扎萨克（旗长），旗以上是盟，设盟长。旗扎萨克和盟长，都由zhongyang王朝委派蒙古王公贵族担任。3在xinjiang维吾尔族地区，沿用当地的伯克制，各城设阿奇木伯克等官。阿奇木伯克为伯克中最高的职位，“掌综回务”；其次为伊克罕伯克，“掌赞理回务”；再次为噶杂拉齐伯克，“掌地亩粮赋”，以及商伯克、哈资伯克等。各城的伯克都听命于驻防大臣。4在xizang，由驻藏大臣统辖全xizang的政教事宜。以**□嘛掌全藏政令，驻拉萨；**□嘛掌后藏寺院与其教民，驻扎什伦布。**和**都“受成于驻藏大臣”。“藏地分卫、藏、喀木、阿里四部，各置噶布伦治其地，职任綦重。仔□以降，为佐理国事官。戴□以降，为各城典兵官。边营官以降，为各城治民官”。xizang的僧官，“有国师、禅师、扎萨克大□嘛、扎萨克□嘛、大□嘛、副□嘛，并堪布监督之”。自国师至□嘛，专司教事。5在西南各省和甘肃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沿袭明制，设置文武土官，由当地少数民族头人、贵族自理其政。土官有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土指挥使、宣慰司宣慰使、安抚司安抚使、长官司长官等。土官有文职、武职之分，文职由吏部验封司“堪土官世职”，武职由兵部武选司典“土司政令”。各地土官由各省督抚、大臣分别管辖。
特点综观中国古代历代民族事务管理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1管理机构的设置源远流长，虽然历代的名称不同，但从未间断。从zhongyang到地方，各级管理机构逐步健全，特别是元朝创立的因地制宜、分类设官，各仍其俗，随时而治的管理体制，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历代少数民族事务管理机构的职能，就上层而言，主要是朝觐、朝贡、宴劳、册封、迎送一类事务；就下层而言，则是开互市、置译官通事、设馆学生、课征赋役、置兵周边等，这就赋予各该管理体制以加强各族人民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的功能。3由于周边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层次上的差异，历代zhongyang王朝基本上利用各少数民族头人、贵族等就地管理，在佛教盛行的xizang地区，则实行政教合一，使其在zhongyang王朝统摄下自理其政，从而使古代少数民族管理体制多少带有民族地区自治的因素。4保证zhongyang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在军事上的监领和守护地位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脉络清晰，有因有革，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历代立法中国古代自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就开始通过国家机关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点鲜明的法律体系。
夏商周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隶制法律，以习惯法为主，礼刑并用。它体现了王权与族权的统一，渗透了神权思想。夏代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法律总称为“禹刑”。《周礼·秋宫·司刑》注：“夏刑大辟二百，膑刑三百，宫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国古代的刑与法含义相同，刑罚的出现，标志着夏代法律制度已经产生。
“汤刑”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尚书·盘庚》记载：“以常旧服，正法度”。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在古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并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商朝的刑法严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卜辞中，有象征残酷刑罚的文字；《简书·康诰》载：“罚蔽殷□，用其义刑义杀。”战国时荀子亦说：“刑名从商。”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于夏、商，到了西周更趋成熟。《周礼》中包含有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内容。《吕刑》中对犯人施行五种刑罚的规定长达三千条；同时，明确规定了罚金等级和赎刑制度等。
秋战国秋时期，奴隶制法制解体，各诸侯国的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成文法陆续颁布。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左传·昭公六年》杜预注），邓析编订“竹刑”。晋国亦“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为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旧贵族的特权，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标志着奴隶制的瓦解。
战国时期封建制确立。各诸侯国陆续颁布了以保护封建私有制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法律。其中，魏国李悝在总结各国刑法典的基础上制定《法经》6篇，即《盗》、《贼》、《囚》、《捕》、《杂》、《具》。《法经》是以刑为主，诸法并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秦国统治者奉行法家学说，任法为治。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制定《秦律》6篇。此外，秦还颁布了大量法令。秦汉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把秦国的法律推行全国，第一次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封建法制。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其中有《秦律二十九种》、《法律答问》、《封诊式》3类法律文书，其内容涉及农业、手工业、商业、徭戍赋敛、军爵赏赐、官吏任免以及什伍组织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说明秦代“莫不皆有法式”的说法是信实的。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称于世，刑罚种类繁多，手段也极为残酷，有死刑、肉刑、徒刑、笞、籍没收孥等，对罪犯往往数刑并施。
西汉，萧何以《秦律》为基础，制成《九章律》，确立以律、令、科、比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质乃外儒内法，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这种思想构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各朝都编纂法典。曹魏对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并改汉具律为刑名，冠于全律之首；规定五刑，使刑名进一步规范化；保护贵族、官僚、地主等8种权贵人物在审判上享有特权的“八议”也正式上升为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这是中国古代刑法的重要发展。其后产生了诸如《晋律》、《北齐律》等。《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亦称“十恶”）；北魏、南陈法律中规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当”制度，对后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响。
隋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诸种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隋朝制定的《开皇律》在封建法典中占有重要地位。唐代尤为重视立法建设，唐太宗时，制定《唐律》12篇，500条。高宗永徽年间，编定《唐律疏议》30卷，永徽四年（653）颁行全国。唐律把“十恶”特标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等级划分，明确规定了社会各等级的不同身份、地位、权利和义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唐律》和《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影响极大，对亚洲一些国家亦有一定影响。
宋元《宋刑统》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它是以五代时后周的《显德刑统》为基础修改而成的。宋朝全面强化封建**主义，皇帝可随时颁布□令作为断罪处刑的依据，诏□成为最重要和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编□成为宋代最经常最重要的立法活动。宋代正式出现“典卖”制度的法律规定。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颁布了《至元新格》；元英宗时制定了《大元通制》。元代法律的基本内容依循唐律，形式上仍沿用宋代的编□，但改□为“条例”或“条格”。元朝的法律具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双重特点。
明清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两个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的时代特点。明、清法规以律为主，律外有诰、例、令、条例、则例、会典等。
明太祖总结历代统治经验，把“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治乱世用重典”等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大明律》、《明大诰》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大明律》是明代最主要的法典。它改唐律12篇为7篇，即在名例律之下按六部官制分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改变了隋唐以来的封建法律体系结构。《明大诰》共4篇，是以诏令形式颁发的，由案例、峻令、训导三方面内容组成的具有教育作用和法律效力的特种刑法。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上前所未有的。明代还加强了经济方面的立法，主要有钞法、钱法、税法、盐法等。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它的篇目与《大明律》相同，在沿用唐、明五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刑罚及民族压迫条款。在刑罚和诉讼方面，清律规定满人享有各种法律特权。清朝还颁布了用于少数民族地区专有特定内容的单行法律，如《回律》、《番律》、《蒙古律》等。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清律中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也大为增加。
历代行政法规中国古代统治者也用法律作为管理行政机构和官吏的一种手段。历代都制定了一些关于行政机构设置、职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规。
中国古代制度
中国古代宗教事务管理制度
中国古代历代zhongyang王朝设置机构、官吏，管理宗教事务的制度。^^.^^它是中国古代行政管理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宗教概况古代中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当时诸教并存。原始宗教与宗教长期共存，土生土长的道教与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存。汉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主要是对天帝和祖宗神以及各种鬼神的崇拜，相信男觋女巫能代人祈祷神灵，能沟通神与人的意志。周秦以来的历代帝王都宣称自己是“受命而王”，受天帝之命来统治人民。他们“建国受命，兴动事业”，都必先求助于卜筮，甚至把“决定诸疑，参以卜巫，断以蓍龟”视为千古不易之道。古代“蛮夷氐羌”等少数民族也相信卜筮，他们“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史记·龟策列传》）。又如古代藏族的苯教和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广为流传的萨满教，就是少数民族中的原始宗教。约在两汉之际，道教形成。从东汉末年起，佛教（古称“释教”）在内地流行。从元代起，伊斯兰教在一些少数民族中盛行。元、明以后，基督教也为一部分中国人所信奉。虽然在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宗教同民族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曾有过较长的政教合一时期，但在全国没有一种宗教占据“国教”的地位。虽然历代统治者均视政权神授，受命于天，但都自居为天子，视王权高于神权，既利用宗教的“教化”作用，又与宗教保持一定距离，对各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历代王朝都设置官吏和机构以管理宗教事务。
古代宗教事务管理概况周朝设有太卜和占人等职官，负责卜筮吉凶。太卜掌管玉兆、瓦兆、原兆三种卜兆之法。占人掌管占龟，“以八筮占八颂，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吉凶”（《周礼·官·占人》）。周朝还设有龟人，专事养龟，供应占卜所用龟甲。朝廷每遇祭祀和重要国事，都要向天神和祖先占卜吉凶。秋以后，各诸侯国也设专人主管卜筮。
秦统一中国后仍因周制，设太卜官掌占卜，并设奉常，掌宗庙礼仪；设太祝，掌郊祀。汉承秦制，设奉常，景帝时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自秦、汉、三国至晋，太常之设，既为职官名，亦为其机构之名。宋、齐、陈时，机构为太常，掌其职的官职为太常卿。梁时将太常官署改称为太常寺，掌其职者为太常寺卿。北齐因之。以后历代zhongyang王朝的宗教事务管理机构一般都称为太常或太常寺。历代太常或太常寺的职掌基本相同。如隋代太常，“掌陵庙群祀、礼乐仪制，天文术数衣冠之属”。其属官中的太祝，掌郊庙赞祝，祭社衣服等事；太卜，掌诸卜筮。
由于佛教的流行，北魏除设太常，置太常卿、太祝令等职官外，还“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魏书·释老志》）。这是中国古代王朝设官处理佛教事务之始。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还曾诏立《僧制》四十七条。唐代佛教僧尼之事，由礼部尚书所属之祠部郎中、员外郎掌管。当时天下寺有定数，每寺立三纲（上座、寺主、都维那各一人），以德行知识高者充任。僧人簿籍，三年一造。唐高宗时，曾设翻经院，专事译编佛教经典。
宋代的道教和佛教事务，先由太常寺掌管，后归鸿胪寺。“中太一宫、建隆观等各置提点所，掌殿宇斋宫、器用仪物、陈设钱币之事。在京寺务司及提点所，掌诸寺葺治之事。传法院，掌译经润文。左、右街僧录司，掌寺院僧尼帐籍及僧官补授之事”（《宋史·职官志》）。
元代佛、道盛行，蒙古王廷尤崇藏传佛教。元世祖忽必烈尊xizang佛教大师八思巴为国师、帝师，授以玉印。至元初年，立总制院，由国师统领。至元十七年（1280），立都功德使司，“掌帝师所统僧人并吐蕃军民事”（《元史·世祖纪八》）。至元二十五年，总制院更名宣政院，不仅统领全国的佛教寺院，并管辖xizang一切政教事宜。在地方还设行宣政院，分管地方僧务。天历元年（1328）废行宣政院，改在全国设立十六处广教总管府，以摄僧。元代佛教寺庙本身还设官，并置产收税，营建修缮。zhongyang设太禧宗□院，“掌神御殿朔望岁时讳忌ri辰□享礼典”，并对全国寺庙“凡钱粮之出纳，营缮之作辍，悉统之”（《元史·百官志三》）。全国道教事务由集贤院掌管，“掌提调学校、征求隐逸、召集贤良、凡国子监、玄门道教、yin阳祭祀、占卜祭遁之事”（《元史·百官志三》）。伊斯兰教也随着大批中亚各族居民来华而盛行。zhongyang曾先后设立过回回哈的司、回回掌教哈的所。这个机构除掌教念经及为国祈福外，还一度全面掌管回回人的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元朝与欧洲各国通使密切，不少基督教徒（当时称“也里可温”）东来。zhongyang为管理基督教，先后设置过崇福司、崇福院，“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当基督教兴盛时，曾在全国设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延□二年（1315）省并。
明代zhongyang除设掌祭祀礼乐之事的太常寺外，还于洪武十五年（1382）设僧□司、道□司，掌天下僧道。在地方的府、州、县设有专门机构，分别掌管当地僧、道事宜，并都是选jing通经典、戒行端洁者主其事。掌管地方佛教事宜的有府僧纲司、州僧正司、县僧会司；掌管地方道教事宜的有府道纪司、州道正司、县道会司。这些地方机构都设官不给禄。按明制，“僧凡三等：曰禅、曰讲、曰教。道凡二等：曰全真，曰正一”。洪武二十四年（1391）清理佛、道二教，僧限三年一度给牒。“凡各府州县寺观，但存宽大者一所，并居之。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洪武二十八年（1395），还“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明史·职官三》）。
清代zhongyang除设太常寺外，仍沿袭明制，设僧□司和道□司。僧□司管理佛教各寺庙，道□司管理道教各宫观。zhongyang的理藩院所属柔远清吏司，掌□嘛番僧朝贡禄赐之事。此外，理藩院还设有□嘛印务处，掌理驻京□嘛事宜。按清制，各城还分设僧、道协理；在全国各地也承明制，对佛教的管理，府设府僧纲司都纲、副都纲，州设州僧正司僧正，县设县僧会司僧会；对道教的管理，府设府道纪司都纪、副都纪，州设州道正司道正，县设县道会司道会。上述官员皆系“遴通晓经义，恪守清规者，给予度牒”。清朝十分重视对□嘛教（藏传佛教）的管理。全国藏族、蒙古族等信奉□嘛教的地区，分别由四大宗教首领主持教务：**□嘛主持前藏教务；**□嘛主持后藏教务；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主持漠北教务；章嘉活佛主持漠南教务。在xizang，“僧官有国师、禅师、扎萨克大□嘛、扎萨克□嘛、大□嘛、副□嘛，并堪布监督之”（《清史稿·职官四》）。自国师至□嘛，专司教事。清朝《理藩院则例》中的《□嘛事例》五卷，对□嘛事务的管理作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它是清代管理□嘛事务的专门法律。
古代宗教事务管理制度的特点综观中国古代宗教事务管理制度，具有以下特点：1宗教管理，与史同在。就zhongyang机构而言，从周代的“太卜”、“占人”，到清代的“太常寺”、“僧□司”、“道□司”，世代相沿，从未中断。而历代从zhongyang到地方的宗教管理体制，都经历了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并且与行政体制配套，成为历代行政管理体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2古代中国，诸教并存，少数朝代对各教实行统一管理，发展到元、明、清，则各教形成duli的管理体系，各地方府、州、县层级分明，最后统归zhongyang，带有浓厚的行政管理的se彩。3历代处理宗教事务逐渐形成一套管理条例，使宗教活动规范化。魏孝文帝诏立《僧制》四十七条，唐代规定天下寺庙有定数，寺立三纲，编制僧簿籍，三年一造；明代规定府、州、县的僧道数额、限制出家年龄，僧道官员的选拔要经过统一考试，遴选通晓经义、恪守清规者，由zhongyang认定资格，发给度牒；特别是清代制定《□嘛事例》五卷，这些都起到了规范宗教活动的作用。
中国古代民族事务管理制度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管理民族事务，管辖少数民族地区的制度。它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沿革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代王朝都设有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一定的管理办法。
周朝设置“大行人”，“掌大宾客之礼仪”，接待远方宾客。在六官中，大行人属秋官，后来还设过“小行人”。此外，还设“象胥”，掌“异国”来使的语言翻译。秦汉秦统一六国建立了夏夷统一的zhongyang集权制封建帝国。秦时称华夏族为“主人”，而称其他民族为“客”。秦朝zhongyang设“典客”，“掌诸归义蛮夷”。秦将非华夏族的地方行政区划分为两类：1在被征服的少数民族地区设道，不设县。2在归降的少数民族地区分别设置属邦（又称臣邦、外臣邦），设臣邦君长或臣邦君公统领其地。为管理这些属邦，zhongyang职官中设典属邦（汉改称典属国）。《汉书·公卿百官表》载：“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
汉承秦制。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77）改典客为大行令，“掌诸归义蛮夷”。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又改大行令为大鸿胪。大鸿胪设行人、译官、别火及郡邸长丞。其中行人、译官，汉初已设置；别火，为狱令官；郡邸长丞，是管理各郡、各属国“邸在京师者”。王莽时曾改大鸿胪为典乐。汉朝对少数民族的管辖，在地方行政区划方面基本上承袭秦制：1在原有的和新征服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郡以下设道，汉朝共设32个道。2在归降的少数民族设属国。如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匈奴昆邪王降汉，汉朝把他们从河西走廊迁到黄河以南的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的故塞外，分设五个属国管辖。汉朝的属国与道不同，它一方面臣属汉朝，另一方面又保存民族原来的“国号”和风俗习惯。属国置都尉、丞、侯、千人等官。汉朝zhongyang也设典属国，专门管理各属国事宜，属官有九译令。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撤销典属国，并入大鸿胪。
魏晋南北朝自三国至北魏，各朝大都设有大鸿胪，并置谒者仆she或鸿胪卿等官职，负责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只有梁朝置十二卿，鸿胪为冬卿，改大鸿胪为鸿胪寺；后周设宾部。
隋唐隋袭梁制，称鸿胪寺。唐初亦设鸿胪寺，高宗龙朔年间（661～663）改为同文寺，武则天光宅元年（684）改为司宾寺，中宗神龙年间（705～706）又恢复为鸿胪寺，“掌宾客及凶仪”，置寺卿以掌其事，另设典客署，专司民族工作事宜。鸿胪寺在民族事务方面的职责有：1“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2凡“夷狄君长之子袭官爵者，皆辨其嫡庶，详其可否”；3“若诸蕃人酋渠有封礼命，则受册而往其国”。典客署具体掌管“四夷归化在蕃者之名数”，对各地来京的少数民族首领，“凡朝贡、宴享、送迎，皆领马。辨其等位，供其职事”。“凡酋渠首领朝见者，皆馆供之。如疾病死丧，量事给之。还蕃，则佐其辞谢之节”（《旧唐书·职官志》）。唐朝分关内为十道，道设府、州、县；对所属少数民族地区，“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多都督府”，统称为羁縻州。唐最盛时，辖有少数民族地区的府、州共856处。少数民族地区的府、州，皆属十道中边境的都督府或都护府管辖，并由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任都督、刺史，“皆得世袭”。
宋朝宋元丰年间（1078～1085）设鸿胪寺，置鸿胪寺卿，掌“四夷朝贡、宴劳、给赐、送迎之事”。“凡四夷君长、使价朝见，辨其等位，以宾礼待之，授以馆舍而颁其见辞、赐予、宴设之式，戒有司先期办具；有贡物，则具其数报四方馆，引见以进。诸蕃封册，即行其礼命”（《宋史·职官志五》）。宋时鸿胪寺既掌管国内所属少数民族事务，也管理与外国通使等事宜。南宋时，废鸿胪寺，民族事务归礼部管理。宋朝废都护府、都督府一类建置，羁縻州、县由邻近的正州（非羁縻xing质的州）管辖。辽金辽、金设部族节度使，以统领藩部各族。辽称“部族节度使司”，金称“诸部族节度使”。金朝除置节度使、节度副使、判官之外，还设有知法、司吏、通事、译人等官。
元朝zhongyang不设鸿胪寺，“凡朝会、即位、册后、建储、奉上尊号及外国朝觐之礼”，由礼部的侍仪司掌管；“接伴引见诸番蛮夷峒官之来朝贡者”，由礼部的会同馆掌管。元朝zhongyang设总管政务的中书省，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是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全国分置十个行省。行省以下设路、府、州、县。元代对各少数民族实行诸制并举的管理体制。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统归各行省管辖，在契丹、女真、党项、羌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一般都设路、府、州、县统治，“皆赋役之，比于内地”。对xizang，zhongyang“立总制院，而领以国师”（指藏传佛教大师八思巴）。总制院，“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元史·桑哥列传》）。至元十七年（1280），立都功德使司，“掌奏帝师所统僧人并吐蕃军民等事”（《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五年（1288），援引唐制吐蕃来朝见于宣政殿的典故，总制院更名为宣政院。xizang为宣政院辖地，下设乌斯藏宣慰司、朵甘斯宣慰司等统属。元朝对黑龙江边远地区的水达达、女真人，在辽阳行省之下设合兰府、水达达路等，各仍其俗，随俗而治，以相统摄。四川行省设上罗计、下罗计等长官司和四十六囤蛮夷千户所等，以管辖“诸部蛮夷”。云南诸路行省设丽江路军民宣抚司、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乌撒乌蒙宣慰司；湖广行省设管番民总管、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八番顺元蛮夷官、沿边溪洞宣慰使司等，设蛮夷官，分别治理当地少数民族。元朝zhongyang还设有都护府，“掌领旧州城及畏吾儿之居汉地者，有词讼则听之”。至元十一年（1274），“初置畏吾儿断事官”。十七年，“改领北庭都护府”。
明朝恢复鸿胪寺，并设过九关通事、外夷通事等官，掌少数民族事务。还设有提督四夷馆，掌国内外各种民族文字的“译书之事”。从永乐五年（1407）起，设蒙古、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事，翻译语言文字。正德年间（1506～1521），增设八百馆；万历年间（1573～1619），又增设暹罗馆。明朝在全国分置十三个布政使司，分领天下府州县及羁縻诸司。“又置十五都指挥使司以领卫所番汉诸军，其边境海疆则增置行都指挥使司”。在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区划主要有三种形式：1沿袭唐制，设羁縻之府十九、州四十七、县六。2推行土司制，全国有土官宣慰司十一，宣抚司十，安抚司二十二，招讨司一，长官司一百六十九，蛮夷长官司五。3在xizang设朵甘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并广封当地佛教各派法王。
清朝设鸿胪寺，但只管朝会、宾飨赞相礼仪，不管民族事务。zhongyang设管理民族事务的理藩院，其职位与六部等同。理藩院的机构和职责是逐步扩大的。清入关前，崇德元年（1636）便设蒙古衙门，专理蒙古事务。蒙古各部尽归服于清之后，崇德三年（1638）蒙古衙门改名为理藩院，以后其职权扩大为全面管理全国的民族事务。从咸丰五年（1855）起，理藩院与礼部协同，分管一部分外交事务。光绪三十二年（1906），理藩院更名为理藩部。理藩院的主要机构有6个：1旗籍清吏司，掌考内扎萨克（即内蒙古）的二十四部四十九旗疆里，“畴封爵，辨谱系。凡官属、部众会盟，军旅邮传，并隶治之”；同时，还兼稽归化城土默特、黑龙江布特哈等游牧内属各部。2王会清吏司，“掌内扎萨克宾礼，典朝觐、贡献仪式。凡飨赉、馆饩，视等级以为差”。3典属清吏司，掌包括外蒙古、青海蒙古及xinjiang金山、天山之间各部在内的“外扎萨克”各部旗封爵、置邮驿、颁屯田、互市政令；同时兼稽游牧内属的察哈尔、额鲁特、乌梁海、哈萨克等部。4柔远清吏司，“掌治外扎萨克众部，凡□嘛、番僧禄廪、朝贡，并司其仪制”。5徕远清吏司，“掌回部扎萨克、伯克岁贡年班”，及四川土司之政令，并掌回城卡伦外各民族的职贡。6理刑清吏司，“掌蒙古、番、回刑狱诤讼”（《清史稿·职官二》）。理藩院的直属机构还有：“主章奏文移”的蒙古□译房；“主宾馆缮完□除”的内馆、外馆，为培养熟谙蒙文、藏文、托忒文人才的蒙古官学，唐古特学和托忒字，编拟理藩院则例的则例馆等。
清朝全国地方行政区域分为省、府（州、厅）、县**，省设总督、巡抚以统辖。府设知府等官。同时，清朝还“自畿辅达各省，东则奉、吉、黑，西回、藏，北包内外蒙古，分列将军、都统及大臣镇抚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除了西南各省相当一部分实行改土归流以外，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大都采取了不同于内地府州县制的组织，主要有5种形式：1在内、外蒙古及青海、xinjiang、xizang等地派驻将军、都统、副都统或办事大臣等军政大员，分别统管当地少数民族事务。如在内蒙古设有察哈尔都统、副都统，热河都统，绥远城将军，归化城副都统等官。这些军政大员的职责是“掌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2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分全国蒙古族为19盟、203旗，除察哈尔、归化土默特、准噶尔和呼伦贝尔等蒙旗之外，各旗都设扎萨克（旗长），旗以上是盟，设盟长。旗扎萨克和盟长，都由zhongyang王朝委派蒙古王公贵族担任。3在xinjiang维吾尔族地区，沿用当地的伯克制，各城设阿奇木伯克等官。阿奇木伯克为伯克中最高的职位，“掌综回务”；其次为伊克罕伯克，“掌赞理回务”；再次为噶杂拉齐伯克，“掌地亩粮赋”，以及商伯克、哈资伯克等。各城的伯克都听命于驻防大臣。4在xizang，由驻藏大臣统辖全xizang的政教事宜。以**□嘛掌全藏政令，驻拉萨；**□嘛掌后藏寺院与其教民，驻扎什伦布。**和**都“受成于驻藏大臣”。“藏地分卫、藏、喀木、阿里四部，各置噶布伦治其地，职任綦重。仔□以降，为佐理国事官。戴□以降，为各城典兵官。边营官以降，为各城治民官”。xizang的僧官，“有国师、禅师、扎萨克大□嘛、扎萨克□嘛、大□嘛、副□嘛，并堪布监督之”。自国师至□嘛，专司教事。5在西南各省和甘肃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沿袭明制，设置文武土官，由当地少数民族头人、贵族自理其政。土官有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土指挥使、宣慰司宣慰使、安抚司安抚使、长官司长官等。土官有文职、武职之分，文职由吏部验封司“堪土官世职”，武职由兵部武选司典“土司政令”。各地土官由各省督抚、大臣分别管辖。
特点综观中国古代历代民族事务管理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1管理机构的设置源远流长，虽然历代的名称不同，但从未间断。从zhongyang到地方，各级管理机构逐步健全，特别是元朝创立的因地制宜、分类设官，各仍其俗，随时而治的管理体制，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历代少数民族事务管理机构的职能，就上层而言，主要是朝觐、朝贡、宴劳、册封、迎送一类事务；就下层而言，则是开互市、置译官通事、设馆学生、课征赋役、置兵周边等，这就赋予各该管理体制以加强各族人民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的功能。3由于周边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层次上的差异，历代zhongyang王朝基本上利用各少数民族头人、贵族等就地管理，在佛教盛行的xizang地区，则实行政教合一，使其在zhongyang王朝统摄下自理其政，从而使古代少数民族管理体制多少带有民族地区自治的因素。4保证zhongyang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在军事上的监领和守护地位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脉络清晰，有因有革，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历代立法中国古代自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就开始通过国家机关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点鲜明的法律体系。
夏商周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隶制法律，以习惯法为主，礼刑并用。它体现了王权与族权的统一，渗透了神权思想。夏代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法律总称为“禹刑”。《周礼·秋宫·司刑》注：“夏刑大辟二百，膑刑三百，宫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国古代的刑与法含义相同，刑罚的出现，标志着夏代法律制度已经产生。
“汤刑”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尚书·盘庚》记载：“以常旧服，正法度”。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在古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并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商朝的刑法严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卜辞中，有象征残酷刑罚的文字；《简书·康诰》载：“罚蔽殷□，用其义刑义杀。”战国时荀子亦说：“刑名从商。”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于夏、商，到了西周更趋成熟。《周礼》中包含有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内容。《吕刑》中对犯人施行五种刑罚的规定长达三千条；同时，明确规定了罚金等级和赎刑制度等。
秋战国秋时期，奴隶制法制解体，各诸侯国的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成文法陆续颁布。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左传·昭公六年》杜预注），邓析编订“竹刑”。晋国亦“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为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旧贵族的特权，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标志着奴隶制的瓦解。
战国时期封建制确立。各诸侯国陆续颁布了以保护封建私有制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法律。其中，魏国李悝在总结各国刑法典的基础上制定《法经》6篇，即《盗》、《贼》、《囚》、《捕》、《杂》、《具》。《法经》是以刑为主，诸法并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秦国统治者奉行法家学说，任法为治。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制定《秦律》6篇。此外，秦还颁布了大量法令。秦汉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把秦国的法律推行全国，第一次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封建法制。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其中有《秦律二十九种》、《法律答问》、《封诊式》3类法律文书，其内容涉及农业、手工业、商业、徭戍赋敛、军爵赏赐、官吏任免以及什伍组织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说明秦代“莫不皆有法式”的说法是信实的。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称于世，刑罚种类繁多，手段也极为残酷，有死刑、肉刑、徒刑、笞、籍没收孥等，对罪犯往往数刑并施。
西汉，萧何以《秦律》为基础，制成《九章律》，确立以律、令、科、比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质乃外儒内法，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这种思想构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各朝都编纂法典。曹魏对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并改汉具律为刑名，冠于全律之首；规定五刑，使刑名进一步规范化；保护贵族、官僚、地主等8种权贵人物在审判上享有特权的“八议”也正式上升为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这是中国古代刑法的重要发展。其后产生了诸如《晋律》、《北齐律》等。《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亦称“十恶”）；北魏、南陈法律中规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当”制度，对后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响。
隋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诸种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隋朝制定的《开皇律》在封建法典中占有重要地位。唐代尤为重视立法建设，唐太宗时，制定《唐律》12篇，500条。高宗永徽年间，编定《唐律疏议》30卷，永徽四年（653）颁行全国。唐律把“十恶”特标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等级划分，明确规定了社会各等级的不同身份、地位、权利和义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唐律》和《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影响极大，对亚洲一些国家亦有一定影响。
宋元《宋刑统》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它是以五代时后周的《显德刑统》为基础修改而成的。宋朝全面强化封建**主义，皇帝可随时颁布□令作为断罪处刑的依据，诏□成为最重要和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编□成为宋代最经常最重要的立法活动。宋代正式出现“典卖”制度的法律规定。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颁布了《至元新格》；元英宗时制定了《大元通制》。元代法律的基本内容依循唐律，形式上仍沿用宋代的编□，但改□为“条例”或“条格”。元朝的法律具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双重特点。
明清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两个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的时代特点。明、清法规以律为主，律外有诰、例、令、条例、则例、会典等。
明太祖总结历代统治经验，把“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治乱世用重典”等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大明律》、《明大诰》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大明律》是明代最主要的法典。它改唐律12篇为7篇，即在名例律之下按六部官制分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改变了隋唐以来的封建法律体系结构。《明大诰》共4篇，是以诏令形式颁发的，由案例、峻令、训导三方面内容组成的具有教育作用和法律效力的特种刑法。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上前所未有的。明代还加强了经济方面的立法，主要有钞法、钱法、税法、盐法等。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它的篇目与《大明律》相同，在沿用唐、明五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刑罚及民族压迫条款。在刑罚和诉讼方面，清律规定满人享有各种法律特权。清朝还颁布了用于少数民族地区专有特定内容的单行法律，如《回律》、《番律》、《蒙古律》等。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清律中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也大为增加。
历代行政法规中国古代统治者也用法律作为管理行政机构和官吏的一种手段。历代都制定了一些关于行政机构设置、职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规。